确认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存在性的根据
确认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存在性的根据，首先即是一个哲学观的问题。早在1982年，佟德富强调“少数民族有无哲学思想的争论，实质上是如何理解或看待哲学的问题，它也涉及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等问题” (159) 。他由此强调哲学“是关于整个世界一般规律的自觉、完整、系统、严密的观点，即关于世界观的理论体系” (160) 。这一思想在金京振撰写的《应当重视朝鲜族哲学及社会思想研究》 (161) 一文中也得到了体现。于是基于不同的哲学观，一些学者提出了确认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存在性的根据，如佟德富提出了条件成熟说、存在形式说、社会贡献说、相互影响说；伍雄武强调了实践论证、文化核心论证、哲学事实论证；笔者则提出了客观依据、理论依据、现实依据、构成根据等论说。综合诸家所论，以下论证可以说是比较能被接受的。
（1） 实践论证说认为：“一个民族，不论其大小，历史长短……只要它战斗过、拼搏过，生存发展至今，它就一定有自己的民族精神之精华——哲学思想。当然，事物都有它发展的过程，事物之间会有发展程度的差别。哲学思想也如此，因此，不同民族的哲学思想，在发展程度、水平高低等方面是会有差别的，甚至有的民族，其哲学思想尚处于萌芽阶段。” (162) 有学者还直接把哲学与人们的生活实践相联系提出论证，强调“哲学不是神秘的‘玄哲’，哪里有社会生活、有生产、有社会意识，哪里就有哲学。哲学史就是人们认识世界的历史” (163) 。
（2） 文化核心论证说认为：“一个民族，它的文化总是多方面的、丰富多彩的，包括文学、艺术、宗教、道德、科学以及风俗习惯，等等。然而，这众多的方面绝不是互不相关的、散漫混乱的，而是由某些深层的、普遍的、核心的观念，把它们贯穿和联系起来，整合、建构成为有机的文化整体。我认为，这种贯穿各种文化形式中的深层、普遍、核心的思想观念，就是哲学思想和哲学观念。” (164) “哲学观念在文化整体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互不相同，但是，贯穿着深层的哲学观念，这一点是各民族都相同的。” (165) 如“我丝毫也不怀疑，在维吾尔族高度繁荣、发达的音乐、歌舞之中，应有深层的哲学观念”；“古代傣族有繁荣、发达的叙事长诗，号称500部之多，对此，我也不怀疑其中自有某种深层的观念”。“藏族的佛教、维吾尔族和回族的伊斯兰教或傣族的佛教，它们和哲学的密切关系，都是十分明白的事实。” (166) 总之，“哲学既和科学相互渗透，相互包含，同时也和其他文化形式相互渗透、包含；我们既要从科学中，也要从文化中来发掘、认识和评价少数民族的哲学思想” (167) 。
（3） 哲学事实论证说认为：“经过各民族学者、专家的努力，目前，我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的研究……取得了一大批引人注目的成果。如由民族出版社先后出版的关于蒙古族、彝族、纳西族、白族、藏族、傣族的五本哲学思想史论文集。特别要提出的是，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国家重点研究项目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的出版，开始为世人展现出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绚丽多姿的总体面貌。至此，世人已经能够看到，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有悠久的历史……据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少数民族哲学史有着丰富多彩的内容，研究它、认识它、向世人展示它，是极有意义的事情。” (168) 至于各少数民族，如“蒙古族有无哲学史又不仅是理论问题，而且是实践的问题，也就是说，动手研究，拿出实际的研究成果，用事实来说话……（当然），这里必须考虑到，某些民族的哲学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形成为独立的、特殊的社会意识形式，他们的深刻的哲学思想往往表现于社会政治著作、法律著作、艺术作品和自然科学著作” (169) 。
（4） 哲学产生条件论证说认为：“能够形成这种理论体系的民族起码应当具备如下基本条件：这个民族已进入阶级社会，产生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并有一定发展程度的科学文化知识等。每一个民族，不论人数多少、发展程度高低，只要具备这些基本条件，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斗争实践中，在从事科学实验的活动中，肯定会产生对自然和社会的一定程度的认识，并对这两方面的知识进行某种程度的概括和总结，从而形成这个民族的某种哲学思想。当然，各个民族哲学思想系统化的程度，因各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程度不同而各不相同，但只要对世界一般问题、一般规律有了一定的系统的认识，就不能否认某一民族哲学思想的存在。” (170) 这一认识直到20世纪90年代，仍然是佟德富等坚持的观点，在《应当重视朝鲜族哲学及社会思想研究》一文中又给予了强调 (171) 。其他，也有学者分析蒙古族有没有哲学思想时，首先认真细致地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哲学思想产生条件方面的论述，然后根据这些论述的基本精神，分析蒙古族社会是否具备了产生哲学的条件。如果具备了条件，那必然就有；反之亦然。这些条件包括进入阶级社会的历史实际及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状况，体力和脑力劳动分工的情况以及游牧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特点，而蒙古族社会基本上具备了产生哲学的条件，因而应有自己的哲学思想。
（5） 发展水平说认为：古希腊哲学反映了当时希腊人对世界一般问题的朴素、自发的看法或观点，并没有因其原始和朴素而否认古希腊哲学思想的存在，恰恰相反，大家都一致认为希腊古代的哲学思想是十分丰富的。例如可以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都能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赫拉克利特关于火是世界的本原，它按一定规律燃烧和熄灭的那段论述，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的绝妙说明。如果有人以现在关于哲学的科学定义为理由，来否定古希腊哲学思想的存在，那大家是不会赞同的。对古希腊哲学不能如此苛求，对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当然也不能这样苛求 (172) 。也就是说，不能把哲学发展的水平作为否定哲学存在的理由。这一学说也为金京振的《应当重视朝鲜族哲学及社会思想研究》一文所支持 (173) 。
（6） 存在形式说认为：科学文化和理论思维比较发达的民族，可能产生了专门阐述本民族哲学思想及其发展历史的哲学著作。但是，有许多民族没有或很少有这种专门的哲学著作，能不能由此判断这些民族不可能有或者很少有什么哲学思想呢？不能。中国汉族在古代历史上专门的哲学著作也不见得很多，但其哲学思想却很丰富。譬如，《论语》不是哲学专著，而是关于孔子言论的汇编，但我们并不因此否认它所包含的丰富哲理。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言论，情况也是如此。这实质上是阐明哲学思想的载体问题，笔者认为应分两个方面：一是以什么文献形式存在，一是以什么话语或符号存在，后者包括范畴、行为。中国许多少数民族都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学等方面的著作或文献。在这些文献和著作中，也不乏有关哲学思想的论述。蒙古族的《蒙古秘史》《蒙古源流》，在中国北方草原上流行的《敕勒歌》，藏族的“因明学”，维吾尔族的《福乐智慧》，彝族的《宇宙人文论》与《勒俄特依》，苗族的《古歌》和《佳》，纳西族的《东巴经》，等等，“都是关于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的珍贵典籍，也是我国哲学宝库中的一笔珍贵的财富” (174) 。这一论证也为金京振的《应当重视朝鲜族哲学及社会思想研究》一文所支持 (175) 。总的结论是“哲学思想的理论特质不在于语言形式，而在于内容的科学性、深邃性和系统性，在于解决问题的正确性、应用性和方法论意义” (176) 。
（7） 社会贡献说认为：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总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 (177) 。一个民族的哲学是这个民族文化发展的最高成就，是这个民族理论思维的最高发展。不可能设想，在中国各个时期的历史发展中，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各少数民族竟没有自己的哲学思想作指导。否认少数民族存在哲学思想的看法，不仅贬低和抹杀了少数民族的重大贡献，否定了他们的文化，而且也无异于是对哲学的直接否定。就以实现多民族国家的空前统一的元朝为例，它是“疆域户数，远过汉唐”，被史籍誉为“汉唐之盛，所未有也”的一代封建盛世。起过如此历史作用的朝代，怎么可能没有自己的哲学思想作指导呢？这不仅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在实践上也是站不住脚的 (178) 。应该说，从时代发展及其贡献的角度，认为应有哲学指导，这是以果求因的方法。
（8） 文明生活必需品说认为：哲学究竟是为人们用来干什么的学问——是一般文明生活的必需品，还是高级文明生活的奢侈品？如果是前者，它在历史上形成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什么？它在历史上的各该条件下形成的外表形式是怎样的？这些问题弄清楚了，才可以求得本问题的正确答案 (179) 。作者坚持哲学是生活的必需品，因而各少数民族都应有自己的哲学。这正像日本著名作家中江兆民的一句名言：“没有哲学的人民，不论做什么事情，都没有深沉和远大的抱负，而不免流于浅薄。” (180)
笔者认为，哲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把握世界的方式，其存在的前提条件取决于人们对哲学所应把握的对象世界作深度的关注。一方面，人们在自己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即在自己的生存与生成实践中，对于置身于其中的对象世界——自然的、社会的、身心的等，可以作出直接的价值评价或事实认知，形成所谓的科学知识等，把对象世界看成是“万物皆备于我”的功能对象、征服对象、猎取对象，一句话，以“适用”理性来看待对象世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便不可能有哲学。在现实社会中，这种情形比比皆是。另一方面，人们也可能超越这种“适用”领域，而对对象世界进行深度关注，探讨对象世界的一些终极问题，即进行所谓的哲学追问、宗教追问，从而反映出人们的宇宙观念、信仰体系、社会理想、人生体验、生死态度、精神境界、思考方式、行为模式、价值取向，等等 (181) 。当然，这种生存与生成智慧、追求与终极追问根源于各民族的生存和生成样态，直接来源于人们的生存体验和生成感受。至于是否用系统化、理论化的尺度对此进行评价，那是另一个问题。事实上，系统本身是存在的，关键是我们如何去认知，比如人们可以从生物学、生态学、哲学、农学、医学、政治学、伦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多层面去认识任何一种文化现象，当然也可由此去认识中国少数民族的哲学文化现象，从而建构性地解释、创造性地“误读”出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