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近现代哲学精神的生成与近现代哲学转型
在壮族近现代哲学发展中，由于自西而来的“他者”成了壮族在相互比较中认识自己的基本参照物，成了自己体验自己生成状态的现实力量，因而，壮族从“他者”身上既发现了自己的特性（优点、特长、不足），又发现了自身所具有的“他者”因素。所以，全球性现代化虽然基本上是同质化运动，是“西化”运动，对非西方一切民族的文化思想与哲学都有严重的压抑、削弱与伤害的方面，但也因此成了一种发展动力，其中包括哲学自觉与哲学发展的动力。考察与研究壮族近现代哲学精神的生存与壮族的近现代哲学转型，同样离不开全球性现代化场域。
从全球性现代化运动的进程可以看出，壮族最先是在军事上、是在战争中直接面对全球性现代化的，并且是从鸦片战争前后开始的。早在鸦片战争以前，由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刻影响，合法贸易和鸦片贸易、经济的和暴力的榨取异邦资财的方式并存而且矛盾尖锐，“增加鸦片贸易是和发展合法贸易不相容的”，“如果兼施并用迦太基式的和罗马式的方法去榨取外国人的金钱，必然会在这两种方法之间引起相互冲突和相互消灭” (83) 。于是，鸦片战争即成了一种必然。也正是在战争之中及以后，一些壮族知识分子与西方文明包括西方哲学文化打交道，接触了一些“现代性”，开始了壮族哲学文化的近现代转型进程。当然，一旦开启了这种全球性现代化进程，则其场域会更宽广、变革会更深刻、矛盾会更尖锐、思想会更丰富……
（一） 壮族有自己的哲学转型
近现代哲学精神的生成与近现代哲学转型问题，对壮族来说，具有极为深刻的内涵：一方面是探问壮族是否在古代哲学的基础上发展出了近现代哲学，即实现了哲学自身的历史性变革；另一方面是探问近现代哲学发展与全球性现代化运动的内在关系，或者说研究全球性现代化进程中的哲学交流与发展问题，更直接的命题或许就是哲学的近现代化问题。根据全球性现代化运动与“西方”哲学发展的实际，全球性现代化运动实际上为“西方”哲学的近现代发展提供了“科学动力”“世界视野”“问题平台”和“话语系统”，总体而言即提供了近现代哲学的思维方式。“西方”近现代科学的发展，促成了自然的发现、人的发现、世界的发现，使哲学成了“知识”的重要方面，以至于法国百科全书派在评价中国哲学与文学时，也肯定在中国“哲学教育成了知识中的首要内容”，这一发现使哲学的“科学”化诉求和人文精神的塑造成为哲学发展的一大动力。“地球是圆的”“宇宙是无限的”等地理大发现与天文学新进展，不仅引发了西方的殖民掠夺狂潮，推动了西方现代化的世界化进程（即笔者所论的全球性现代化），而且为哲学发展与哲学研究提供了“世界历史”视野，从而使哲学给自己提出了“科学世界观”的历史使命，哲学本身也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而“日益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革命，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17世纪40年代）、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法国大革命（1789—1794）及至俄国农奴制度改革（1861）、日本明治维新（1868—1889）等，都成为相对先发的现代化国家或地区哲学发展的“问题平台”与“话语系统”，“市民社会”“理性”“科学”“民主”“自由”“天赋人权”“自由竞争”“进化论”……一系列哲学文化上的“新语”都无不与这些“革命”有深切的内在关系。
当然，哲学思考也反过来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现代化进程有所推动，于是，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现代化运动与哲学发展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机制。从全球性现代化运动的历史进程看，正是这二者的关系在不同民族与不同区域有不同的表现，例如在欧洲的历史上，德国以哲学革命作了政治革命的先导，法国以唯物主义哲学对神学的批判奠定了启蒙运动的基础，而英国则将经验论的哲学传统深深融入自己的民族精神……从总体上看，“西方”哲学与“西方”现代化有一定的互动关系，西方的哲学既伴随着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实现了对于各自传统哲学的自我革命，从而实现了西方哲学的世界化、现代化；同样，西方各民族哲学又在国家、民族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在保持和发扬自身的民族特征的同时塑造了各自现代化过程的外部特征 (84) 。
根据全球性现代化运动与哲学近现代转型的关系，壮族是否发生了近现代哲学的转型？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目前，虽然在壮族近现代的哲学研究中，涉及的人物已有不少，如果以1840年为界，则已纳入研究范围的壮族近现代哲学人物近20人，如萧朝贵（约1820—1852，太平天国领导人）、石达开（1831—1863，太平天国领导人）、吴凌云（农民起义将领）、李锦贵（？—1861，农民起义将领）、郑献甫、黄君钜（1817—1887）、岑毓英（1829—1889）、黎申产（1824—1896）、韦丰华、黄诚沅、黄焕中、韦绣孟（1856—1929）、陆荣廷、曾鸿燊（1863—1933）、韦拔群……涉及的文化形式也不少，如民歌及民间宗教、民间伦理等。然而仔细阅读相关研究成果，则必然会提出一个极为深刻的问题：生活在近现代的人，如果他有哲学思想，就一定是近现代哲学吗？一个生活在近现代的人，说明在自然时空的层面他进入了近现代，但是并不等于他在哲学文化时空里面已进入了近现代。因为“我们把历史分为一系列的层次。更确切地说，将历史时间分为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或者说，一层一层地分析人的性格” (85) 。这里面的关键是哲学的时代精神与哲学转型问题。比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把中国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作了时代排列，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所宣传的“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许就像中国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一样” (86) ，实际上存在着哲学形态上的世代之差或代际之差。
马克思说：“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总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 (87) 因此，研究哲学的近现代转型，实质上是确认哲学的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这里，近现代哲学的转型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哲学因其在历史发展中所呈现的思维方式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形态，这种不同的形态表现在不同时期哲学的致思趋向与话语系统及相应的哲学文化风貌方面，不同形态的哲学呈现出明显的区别，所谓近现代哲学的转型，即近现代哲学作为一个整体而与古代哲学呈现出质的区别。另一方面，哲学形态因具有较大的稳定性而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保持基本不变，但又随着社会变迁而会有所调整，并通过不断地积累而发生哲学形态的更替，即哲学的转型 (88) 。这样，近现代壮族哲学即自然而然地呈现出近、现代两种形态，因而应有着各自的转型，并表现出阶段性划分。从理论上说，这种哲学转型，既有世界各民族哲学的共性，又有各民族哲学的个性。相比较而言，在西方哲学发展中，这种哲学形态的变化表现得十分明显而“完整”，而在中国则模糊得多，以至于一些学者说中国基本上没有什么近代哲学，甚至说中国在20世纪都无哲学。如果真如此，则壮族哲学的近现代转型就是一个问题——一个莫须有的问题。不过，根据笔者的研究发现，壮族有自己的近现代哲学精神的生成与近现代哲学转型。
（二） 近现代哲学转型的依据
从全球性现代化运动来看，鸦片战争前后，因应全球性现代化进程，壮族聚居地区被卷入了全球性现代化运动过程中。随着壮族聚居地区近现代因素的增长，壮族传统文化的活力得到释放，转化成壮族社会变迁和思想发展的内在动因，如太平天国运动中的“拜上帝会”，就是典型的西方基督教信仰与壮族民间信仰结合的产物。随着国家的军事斗争及军事现代化进程，以及作为现代市民社会基础的商业生产力的发展及传统农业的更进一步积累，新式教育等得以在壮族聚居地区推广，从而产生了壮族近现代的知识分子，一些知识分子还生成了壮族的近现代意识，于是他们在近现代前仆后继地探索着救国救民的真理，不断地接受和阐释体现着时代精神的新哲学，形成了近现代的壮族思想者群体。他们的思考并不是传统思想的简单再现，而是体现了壮族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整体的文化形态转换，从而体现了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近现代化两种哲学运动及其相因关系。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先进的壮族知识分子以各种近现代哲学精神为核心，建构壮族近现代的时代精神，铸造壮族近现代社会变迁的思想灵魂，甚至出现了像韦拔群这样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每一时代的哲学都有自己的独特话语系统。正是问题的这一层面，使我们有必要从壮族哲学话语系统的角度来清理近现代的壮族哲学。结果表明，目前被纳入近现代壮族哲学研究的不少人物的思想，并不是近现代形态的壮族哲学，这些被作为研究对象的壮族思想家们，有的只是在自然时空层面（地理时间）属于生活在近现代的思想家，但他们的思想却仍然属于传统哲学文化时空（社会时间）。像黄焕中，从其现存的作品中，我们发现他是一个传统知识分子，虽说他是近现代人，却很难说他有近现代哲学思想。他的《苦农行》有“胡为乎苍天，造此不平局。吁嗟乎苍天，设心何太酷”之问，属典型的传统知识分子心忧民瘼之思。其对中法战争不败而败的思考及对甲午中日战争的关切，基本上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忧国之情，如在《甲午岁刘军门幕中杂感之一》中提出的“秦始河山百二重，而今无地觅尧封”之问，《刘军门幕中杂感之二》中的“公心愿欲镇南天，矢为人民解倒悬”，《感时四首》中的“莽莽乾坤境陆沉，惨然泣下泪沾襟”等，虽然其中涉及“国权”等近现代概念，发出了“国权坠落悲何及，人事猖任恨不禁”之愤，甚至有“风云惨淡黯神州，苦海沉沉带血流”之痛，却很难说具有哲学文化时空中的近现代性。同类状况在满族等民族哲学发展中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当然，如果有更为丰富的研究资料来证明，那又是另一回事。这里应该强调的是，虽然同样地处于全球性现代化时代，同样有哲学文化之思，却有不同的世界观及相应的哲学，其中包括哲学文化的近现代转型。如被研究的近现代壮族哲人韦绣孟，即是一个由传统知识分子转型为近现代知识分子的典型。
毫无疑问，韦绣孟首先是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在那一历史时期很难说他的哲学思想是近现代哲学思想。在自然时空的时代性上，韦绣孟是近现代人物，也受过一定的近现代时代影响；但是在历史文化时空层面，特别是哲学文化时空的时代性上面，韦绣孟却经历了一个转型过程。韦绣孟早先反对外族的入侵、欺凌，基本上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爱国精神，他在《感事六首》“并序”中提到的“神州复旦知何日”问题，也基本上是传统知识分子的爱国之问。这一点，在他的涉及风水迷信思想及尊孔思想的作品中有明显的表现。例如，在《甲申感事》中他写道：“越雉不闻再入关，狼封豕突又连山。中朝将帅辜恩久，异族旌旗列阵殷。王剪备兵能死敌，班超投笔竟生还。伏波铜柱今安在？已界烟蛮雾瘴间。”“变守为攻战复和，风云扰攘日生波。尘氛交广飞鹰疾，秋入滇黔怒马多。五月渡泸怀诸葛，十年按剑有廉颇。戎机一误南疆挫，大笑先生魏降讹。”在《畿辅四时词》中言：“相公今又进姚黄，天子曾呼太白狂。一簇牡丹十万赋，两朝殷鉴昧平章。妙制新撑太乙莲，胡来陆地有神仙。风清瀛海波如镜，四月南薰柳拂天。菊花斗艳叠成山，大隐风流满市圜。何似篱东陶靖节，数枝摇曳夕阳殷。易水风寒壮士歌，哀音激越诉铃驼。中朝士马轻如鲫，日逐将军镇漠河。”很明显，单纯从这些诗句中是看不出其近现代意识的。
不过，同样毫无疑问的是，韦绣孟是一个由传统知识分子转型为近现代知识分子的典型，其思想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现代性，如其长篇《五古》中的《之罘观海书感得三十韵》，集中表现了他的哲学社会理想的近现代性。
沧海渺一粟，此语诚非夸。乘风破万里，转瞬即天涯。
小儒矜蠡测，识陋等鸣蛙。坐井而观天，望洋兴叹嗟。
岂知九州外，群岛纷崡岈。或拓殖民地，田野富桑麻。
或辟工艺厂，奇巧绚云霞。或炼钢铸炮，或炼金披沙。
或电线沉水，或星汉浮渣。蜄雾志礁杆，鱼雷鼓浪杈。
海权争咫尺，分剖极豆瓜。舟车竟所至，人力通夷华。
首击尾斯应，阵布长山蛇。比来东亚蹙，英法兵屡加。
日俄口张虎，德奥目瞠虾。港澳面面去，越台着着差。
匈奴苟未灭，吾何以为家？世局已如此，祸端复萌芽。
同室竞操戈，胡乃蛮出蜗？愿为当轴告，神州日未斜。
稍纵机即逝，乘隙斯蹈瑕。和戎非善谋，汉宋吾前车。
安得岳家军，直捣黄龙衙。商学备战具，天险莫蔽遮。
衔石矢精卫，补天师女娲。宇宙倘大同，舴艋声咿哑。
海若帖然伏，国际无纷拿。外交一得手，内政良足嘉。
朝奋航空艇，夕撑进口划。方域庆砥平，弥望晨光赮。
他在诗中描述的是西方依赖科学技术进步、经济发达，并用坚船利炮进行殖民扩张，且与中国的落后、贫穷、国土沦丧对比，西方是“拓殖民地”“辟工艺厂”“炼钢铸炮”“炼金披沙”“电线沉水”“星汉浮槎”“鱼雷鼓浪”“海权争”“舟车竟所至，人力通夷华”，中国面对的则是“首击尾斯应，阵布长山蛇”，包括“英法兵屡加”“日俄口张虎，德奥目瞠虾”。面对此局势，中国必须奋起，因为“稍纵机即逝，乘隙斯蹈瑕”。除军事以外，还需要“商学备战具”，还需要“外交一得手，内政良足嘉”，只有这样的努力，最终才可能“宇宙倘大同”“国际无纷拿”……很显然，这是十足的近现代之思。虽然我们并没有直接看到其中的“哲学范畴”或“哲学命题”，却看到了作者的近现代哲学文化精神与哲学思维方式——用世界史观（全球性现代化史观）分析中国问题，回答中国近现代哲学必须回答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这是真正的“时代精神的精华”，是马克思笔下的“真正的哲学”。
（三） 近现代哲学转型的思想基础
壮族近现代哲学是以壮族近现代精神传统的生成为前提和基础的。壮族精神传统的历史生成在秦汉时代即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历史转折，这就是承认大一统的国家形象，在承认中域文化主导的前提下，有条件地承认并传承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自此而后，壮族在保留固有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实现了“脱蛮入儒”的历史性跳跃，不仅使壮族接受了相对先进的中域文化，而且形成了追求“归化”的华夏认同。在壮族聚居地区先后出现了一些知识分子，如陈钦、陈元、陈坚卿、士燮、牟子、冼夫人、侬智高、冯京、李璧、韦敬办、韦敬一、瓦氏夫人、刘定逌、张鹏展、蓝景章、韦天宝、韦丰华、黎建三、黄君钜、黄彦垍、黄彦坊、郑绍曾、农赓尧、刘新翰、石梦磷等，这些人或者是接受了中域文化的壮族人，或者是壮族化的其他各族人，其中特别是汉族人。从自然时空的角度看是绵延了数千年，从哲学历史文化时空的角度说则处于一个共同的哲学形态——壮族的古代哲学。然而，到19世纪中叶，壮族与整个中华民族一道被卷入了全球性现代化运动的历史进程，并且产生了近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生成了现代意识，为壮族近现代哲学的产生提供了历史文化背景与思想基础。由于近现代的历史分期在壮族的这一历史时段很难明确划定，故统称为“近现代”。也正因为具有了这一“近现代”的基础，近现代壮族得以同整个中华民族一道共同迎接西方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近现代化两种哲学运动，促成了壮族近现代哲学精神的生成与近现代哲学转型。这种“近现代”哲学混融的现象，其实也是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转型的共同特征。研究壮族哲学，特别是研究近现代壮族哲学时，要特别重视壮族近现代哲学文化选择的重要性，并由此体现出哲学文化研究对象在文献选择上的多样性。
这种选择的多样性，在壮族近现代人物中有特别鲜明的表现。例如壮族人、云贵总督岑毓英，虽然可以作为近现代人物，但其思想却是传统中国社会的“补天”派。他起于团练乡总、挂名县丞，在短短的18年间做到云贵总督、封疆大吏的高位，年仅45岁。他虽然经历了近现代中西关系，却“自宜良令起家，皆任军事，入则决谋定策，出则披坚执锐，大小数百战，历时十八年，保省垣而反侧靖，克曲靖而粮运通，扫镇雄、猪拱箐而川、黔之道无梗，锄澄江、临安距匪而东南之贼援以绝。根本既固，内患不生。督师西征，剿抚并用，元恶授首，全滇肃清。” (89) 终于完成“卒举边方已溃之地还之朝廷” (90) 的军旅勋业。他“在官在籍，每有义举……其功德所至，爱载所孚，洵不可泯也” (91) ；他甚至开荒办矿，增加民众收入；他裁汰政府冗员，兴办公益事业；整顿吏治，肃政惠民等，甚至在滇省恢复科举考试，为此还修复书院，积极筹措经费办校兴学，并形成制度……所有这些，都只是一个传统社会的“补天”派，不能把其思想纳入近现代哲学思想的范畴，因为他选择的是传统中域哲学文化。
同样的情形在郑献甫那里则表现出一定的复杂性。他在《舟中有感寄伍实生师》中概述了自己“十五离乡塾，二十游帝都，三十作郎官，四十称潜夫。昔赋新安江，今歌武昌居。齐鲁燕赵山，处处策骞驴。江淮河汉水，一一随飞凫”，本身即说明了其思想的复杂性。他著有《四书翼注论》、《愚一录》、《补学轩诗集》16卷、《补学轩散骈文集》12卷、《补学轩文集外编》4卷……但他从经学的立场对《论语》《中庸》《孟子》《大学》等书作注，虽然兼采今文古文经学之论，甚至反对人为地划分为今文古文经学之论，但从中反映的哲学思想却是传统的。他经历过内忧外患，甚至直接观察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并有《岭南感事八首》，其中表现的也只是一个“补天”派之忧。虽然在《丁巳十月十四日夷人入城，十六日携家出城，纪事一首》中有“城主不拒岛夷船，岛夷遂夺城主权。凭高扼要据其腹，互市未必如当年”之论，却只是有“神州远去鬼国来，哪有桃花源可避”之问，而自己只是“老夫向是一流民，非官非吏非士人”。这样的思想，最多也只是一个传统士人的爱国之思。然而，郑献甫的确反映了一些19世纪的新思想，是当时卓有成就的壮族学者和思想家。他著有《二教论》《人性物性论》等哲学论文，反对神创论和心造说，反复强调保持个人的独立见解和独特风格，反对迷信权威和盲从古圣先哲，有一些近现代哲学的独立人格诉求。他在《书茅鹿门八家文抄后》中强调“数典而忘其祖不可，守典而诬其祖可乎？一代之世运，与一代之人才，合而成一代之文体，如天之有日月风云，地之有江河山岳，体象不同而精彩皆同，故愈久而愈新也。若具一孔之见，勒一途之归，则下笔皆陈陈相因耳，恶睹所谓终古常见，而光景常新耶”。在《杂诗六首》“其三”中强调“学古能变古，据地狮子吼。学古但模古，缘墙蜗牛走”……这些作品的确有一定的趋新意义，从中又可发掘出近现代哲学精神。也就是说，可以将其思想及哲学文化选择清理出一条历史转折的线索。
（四） 近现代哲学转型的实质内涵
在明显感受到近现代哲学意蕴的思想家中，曾鸿燊的“万里夷风入汉家”具有代表性。从全球性现代化的角度说，壮族聚居地区是中国内部与西方丛林法则最先接触的地区之一，因而壮族近现代意识生成后的第一期哲学文化成果体现了鸦片战争前后壮族思想的新动向。其中较早有所反映的即是曾鸿燊，他在少年时随家人去番禺联宗度岁并到中国香港时写下了《游香港》一诗：“十洲尘事起天涯，万里夷风入汉家。碧岛凌沧环巨舶，绿阴夹道走轻车。商通西域难为利，地割南洋渐乱华。极目云海正纷郁，山楼重叠耸园花。”曾鸿燊少年时对中西关系的这种敏感，促成了他的全球性现代化视野，使他一直关注着此后的中国社会发展动向，并进行着一定程度上的哲学思考。诗中由当时香港的轻车巨舶联想到“万里夷风入汉家”，由“商通西域难为利”联想到“地割南洋渐乱华”。应该说，曾鸿燊少年时代的敏锐观察，一直影响着他的思想发展，后来他参加了“公车上书”，后又勤奋著述，留下了《瓶山诗集》3卷、《瓶山文集》1卷，现存的有《瓶山诗抄》《同正县志》等，如1894年秋的《沪上杂感》“其一”即提出“梯航共道万方来”的情况下，“漏卮日去孰筹回”的问题；“其二”则认为“从此乾坤多变故，闭关难再隔藩篱”，把中国问题放在全球性现代化运动中来思考：“梯航共道万方来，绝岛风云海上开。晦夜灯楼天坠月，晴时车路地惊雷。绮罗远集新文物，瓦砾全销旧劫灰。为问悠悠珠履客，漏卮日去孰筹回？”“考工已被鬼工窥，到眼机心不可思。水火纷驰开混沌，风雷飚闪入希夷。便将割地归他族，已觉谈天出我师。从此乾坤多变故，闭关难再隔藩篱。”
上海在中国融入全球性现代化进程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作者从上海畸形的物质文明，看到了全球性现代化运动的冲击，实行闭关政策是不行的，“闭关难再隔藩篱”，因此要思考“漏卮日去孰筹回”的问题。对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对中国开放问题作过论述：“资产阶级社会第二次遭逢了自己的16世纪……既然地球是圆的，那么，移民于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以及中国门户开放，大概是完成了这个过程。” (92) 事实也正是这样，全球性现代化运动将各国各地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们不能躲避这种联系，我们只能选择以自己相对有利的方式参与这种联系。相比而言，曾鸿燊正是努力谋求选择一些有利的方式。
曾鸿燊在《九日偕文符游陶然亭》和《赠别三首送谢雪俦南归》诗中，面对“眼看世事感难禁”之时，一方面尖锐地提出“付兹华夏将谁忧”的问题，并表示自己“奋袖可能投笔起”的决心；另一方面尖锐地提出“欧风与美雨，潮流日溶至”时，我们应当“识时”，即“劝君贵识时，富教当致意”，从而提出自己的责任——“秀才天下任，莫隳经世志。”这些历史反思之作，从古至今，通过对“迢迢岁月远，江山几变异”的历史变迁，历史地审视当时的“万里夷风入汉家”之况。“层楼耸金碧，画舫迷珠翠。一自焚烟起，海氛生战事。轮舶破溟涛，仙城捩强吏。遂使虎门外，荒岛辟高肆……蚕食我主权，鲸吸我民利。中西说交通，桑土谁筹备。”
据此，在《电线行》一诗中，诗人从“舍短取长”的立场，对西方文明的产物，特别是对“电线”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讨论，最终回到中西文明的关系上。
自古将命置驿使，一亭一堠迅驰递。
华夏行之数千年，未闻别创出新异。
泰西之人窥造化，能从摩擦发电气。
勾铁系柱旋轮机，千万里遥飒然至。
在陆跨山水入海，直欲经纬遍天地。
须臾往复杳一瞬，咄咄而书实怪事。
我闻关尹石击石，阴阳相薄走精锐。
又闻淮南炼宕砥，五行相生阐奇秘。
百家物质虽萌芽，妙理研机未尽至。
后儒弃之不复尚，逐使欧洲擅智慧。
堪惊异想非非想，科学之精甲海澨。
即着传话并燃灯，收取声光用尤利。
维在视听本明达，耳目原不受蒙蔽。
文教久已暨要荒，磁针指南早垂制。
独是交通混中外，列邦政策要留意。
德流纵道速于邮，终竟富强在工艺。
舍短取长逐时变，未妨建设便斯世。
应该说，这是一首极为重要的中外文化反思诗。诗人把以电气为重点的西方文明与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作对比，将“后儒弃之”与“欧洲擅智慧”作因果联系，要求以“逐时变”的精神对西方文明进行“舍短取长”。应该说，这种看法是颇具见地的。从生产力的世代更替来看，手工磨推出的是前资本主义社会，蒸汽磨推出的应是资本主义社会。在蒸汽磨之后，应是一个代替“蒸汽大王”的更大的革命者——电，“这一发现使工业彻底摆脱几乎所有的地方条件的限制，并且使极遥远的水利的利用成为可能，如果在最初它只是对城市有利，那么到最后它终将成为消除城乡对立的最强有力的杠杆。但是非常明显的是，生产力将因此得到大发展，以至于越来越不再需要资产阶级的管理了。” (93) 由此可见，曾鸿燊的看法是很深刻的。
与曾鸿燊哲学思想的近现代意义相类的，还有太平天国运动中壮族将领的“将四海残妖诛尽，自享永福于无穷也”之诉求。这与壮族聚居地区是太平天国运动的策源地相一致。据研究，拜上帝会的核心成员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蒙得恩、吴凌云、李锦贵等都是壮族人，后来都成为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重要成员。在当年的起义根据地紫金山，“壮族人约占三分之二。军营村历来人口都有四五百，是紫金山最大的村庄，全都是壮族人”。金田村“韦昌辉全族一百多人参加了太平军。”“石达开出兵时，本地有一千几百人跟他去，都是本地乡民，其中有壮人，有来人。”“太平军来时，这里有很多壮人跟太平军去了。当时有些全家大小都去，大的背着小孩去。新寨去的人最多，因为太平军在新寨住。当时新寨有上千火灶（户），跟去的有八成。那时新寨住的都是壮人。除新寨外，附近村村都有人跟太平军去。” (94) 可见壮族与太平天国运动的关系之深。“革命”火种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在太平天国的号召下，各地壮族群众纷纷响应，有李文彩在永淳（今横县），陈开、李文茂在广东佛山，吴凌云在新宁州（今扶绥县），黄鼎凤在贵县覃塘，李锦贵在上林等地都领导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对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在100多年前曾说：“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之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到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 (95) 很显然，这是从全球性现代化运动的角度理解太平天国革命的。
从全球性现代化运动的角度来说，太平天国的军队本身具有相当的现代性，与此相应，清军也被迫具有了现代性。在这场战争中，无论是参加太平天国运动的民众，还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将士，都会从中受“近现代”之益。结合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实际，壮族在这方面的近现代哲学之思有如沃勒斯坦所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扩张的过程，包括经济结构的边缘化，以及国家体系并受其制约的弱国结构的产生等，在文化层面上带来一系列后果：基督教的教化，强制推行欧洲语言，教授特定技术和道德准则，改变法律条文等。大部分这类转变都是由军事力量实现的。其余部分由‘教育者’的说服加以实现，而他们的权威也最终是以军事力量作后盾的。这些复杂过程也就是我们有时所说的‘西方化’，或者更带有傲慢意味的‘现代化’。” (96)
综上所述，对于壮族近现代的哲学研究应从哲学文化时空的角度进行哲学的形态划分。从目前进入壮族近现代哲学研究对象的人物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哲学人物的确具有了自己的近现代哲学之思，属于所谓的近现代哲学形态；另一些人只是生活于近现代而有哲学思想，他们的哲学却只是属于传统形态的哲学，不是什么近现代哲学。在这里，我们的判断标准就是：其哲学是否形成了近现代哲学精神及近现代哲学思维方式，是否在哲学发展中具有近现代转型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