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近现代哲学的萌芽

中国少数民族近现代哲学的萌芽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哲学因其在历史发展中所呈现的思维方式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形态，这种不同的形态表现在不同时期哲学的致思趋向与话语系统及相应的哲学文化风貌方面，使之与前后不同形态的哲学呈现出明显的区别，所谓中国少数民族近现代哲学的萌芽，即近现代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产生了一些与古代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有本质区别的新因素。另一方面，哲学形态因具有较大的稳定性而在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保持基本不变，但随着社会变迁而会有所调整，并通过不断的积累而发生哲学形态的更替，我们说中国少数民族近现代哲学的萌芽，是指它还没有实现完整形态的中国少数民族的哲学转型。我们还要特别强调，就整个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来说，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甚至到现在还持续处于萌芽状态。

根据中国大历史，中国近现代哲学的萌芽，其渊源可上溯到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潮。我们甚至可以说，从那个时代起，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近现代中国的许多仁人志士就已作过有益的探索。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出现了一种“天崩地解”（黄宗羲语）、“破块启蒙”（王夫之语）的新局面。经济上，商品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使社会上“末富居多，本富益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特别是在“金令司天，钱神卓地”的情况下，一方面是“贪婪罔极，骨肉相残” (23) 。一方面是城市出现大批的“浮食奇民”，成为“什佰为群”“延颈”待雇的早期无产者，由于处于“朝不谋夕，得业则生，失业则死”的一无所有的境地，于是出现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政治上，除农民起义领袖宣传“均田免粮”，掀起农民反抗风暴之外，新兴市民也掀起了斗争风潮，如1599年、1600年荆州和武昌市民先后掀起的反对税使陈奉的斗争；1601年苏州织工反税使孙隆，并杀其参随；1606年云南矿工一万余人暴动，杀矿监杨荣及党羽两百余人等，这些都表明早期市民运动在萌生。与上述新情况相应，一批早期启蒙思想家应运而生。他们把握到了当时“已居不得不变之势”的时代脉象（顾炎武语），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王夫之语），“坐积千古之智，折中其间”（方以智语）的历史勇气，提出了“虽百千年同迷之局，我辈亦当以先觉觉后觉”（颜元）的历史责任。思想上，他们否定“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提出了“颠倒千万世之是非”的口号（李贽语），显示出对封建专制思想传统的批判和反抗精神。政治上，他们主张“循天下之公，不以天下私一人”（王夫之语），要求以“天下之法”代替封建专制的一家之法，甚至喊出了“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黄宗羲语）的口号，说“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唐甄语），反映了早期民主法制思想。他们要求实现“有其力者治其地”，“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王夫之语），主张“亟夺富民田”，“有田者必自耕”（颜元、李塨语），反映了早期民主主义意识。在文化选择上，他们注重西方的自然科学成果，认识到“万历年间，远西学入，详于质测，而拙于通几”，即“泰西质测颇精，而通几未举”（方以智语），提出了学习与独创相结合的原则，把“欲求超胜，必先汇通”（徐光启语）作为前提，要求“深入西法之堂奥而窥其缺漏”（梅文鼎语），企图有选择地学习西方等。所有这些“更新而趋时”的思想探索和时代追求，都根植于中国早期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反映了早期市民阶层的要求。

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发展史上，许多少数民族都出现了思想上的近现代因素，如土家族的趋新动向表现为当时的文人既有“低头思往哲，托意自匪夷” (24) ， “冥搜玄索，追踪先哲”的理性自觉 (25) ，又有“岁运趋于维新”的理想向往 (26) ，更有“风月狂挑吟担，江山养就豪骨”的英雄本色 (27) 。苗族，出现了具有近代意义的积极求实风气，一反脱离实际的空疏学风，强调“闻其言百，不如稽其迹一”，“秉实心”“课实效” (28) ，且要“奋其志，鼓其气”，“无徘徊，无顾虑，举儒生自强之力一往无前” (29) 。壮族，不仅有学者“亟论民风、土风、仕风之变”，而且特别强调“要崇实、黜浮、宗正，要以躬行为本” (30) ；强调“为学务在实践，内外相应，其行必称其言” (31) ；强调“士不易为也，亦不可不为。为士者，必有为士之实故” (32) 。蒙古族，《蒙古源流》的作者萨冈彻辰，《占巴蒙古史》的作者占巴扎撒克，步入近代以后的《青史演义》《一层楼》的作者尹湛纳希等，与许多汉族学者一样，当他们处在封建制度已到了自我批判阶段时，自然而然地表达出了一些启蒙的要求，这就证明了一个时代来临之后，各个民族的思想家都不约而同地有共同的思想倾向 (33) 。白族，高奣映的思想同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等人“有相近的地方”，也有自己的特色，“是清初云南唯物主义者的一面旗帜”，主要表现在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无神论观点、辩证法思想、历史发展观和带有民主主义思想色彩等 (34) 。满族，康熙帝玄烨不仅组织全国文人学者编纂经史文学方面的书籍数十种，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等，开启了封建社会末期的总结反思风气，而且他本人还广泛涉猎西方自然科学，在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等方面都学有所成，对医学、生物学、解剖学、农艺学、工程技术等科学领域也有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近现代的科学思维方式。于是在哲学上，提出了有一定科学精神的“真理学”，虽然在总体上他不可能突破宋明理学的框架。回族，由于民族形成的特殊性，特别是在东南沿海较发达地区生活的回族群众，伴随着商品经济等出现的早期资本主义因素，出现了相应的精神分泌物——早期启蒙思想，其中李贽是代表人物。其思想就是放在整个中国哲学史上讲，也并不落后。李贽不仅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文化专制主义，而且崇尚具有早期资本主义精神的功利主义，支持“无私则无心”的私产要求，强调“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耳” (35) 。在此基础上他特别肯定“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 (36) 。与此相应，他提出了自己的平等观，同样显示出一定的近现代意义：“余窃谓欲论见之长短者当如此，不可止以妇人之见为见短也。故谓人有男女则可，谓可见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 (37) “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 (38) “圣人知天下之人之身，即吾一人之身，我亦人也，是上自天子，下至庶人，通为一身矣。” (39) 据此，李贽获得了“我国16世纪的早期启蒙思想家” (40) 的称号。其他各民族，如维吾尔族、壮族等也各有相应的萌芽期的近现代哲学之思。

应该说，仅以上所见，即可发现早在明清之际，中国即有部分少数民族哲学中有了某种新的异动，包括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对中国社会的双向反思等，促成了中国少数民族近现代哲学形态的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