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名符其实的《中国哲学通史》来呈现中国哲学

如何写出一部名符其实的“中国哲学史”或“中国哲学”，一直是中国哲学界面对的问题和努力的方向。曾长期讨论的“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最初即是一个《中国哲学史》的书写问题，而不是一个“中国哲学”的有无问题 (4) 。这里的“中国哲学”既应该从广义与狭义进行不同的界定，也应该作意义与学科的区别 (5) ，但无论如何都面临着是否名符其实的问题。这一问题从空间向度上分析，第一，在“中西哲学关系”上写出名符其实的“中国哲学”，而不是“在中国的西方哲学”，如冯友兰“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 (6) 。于是即有金岳霖的“中国哲学的史”与“在中国的哲学史” (7) 、张岱年的“中国人的哲学”与“中国系的哲学” (8) 的关系问题。这种关系在更广阔的意义上即写出区别于欧洲、印度、阿拉伯、非洲……亦即有别于其他任何一国或一系哲学的中国哲学。这种中国哲学既符合哲学的共性或一般的哲学的特征，其所讲的哲学具有普遍性，包括内容、问题、思维方式等方面具有的普遍性；又具有中国哲学的自身特色，有中国哲学的个性，包括观念、范畴、话语系统、特殊问题等；还包括中国哲学史治史者的学术背景、民族形式、时代精神、个人风格等方面的个性。第二，在“中国各民族内部哲学关系”上写出名符其实的“中国哲学”，即在“中国哲学”的通史性论述中反映中国各少数民族哲学的内容。从时间向度上，这一问题就是如何理顺“中国哲学全史”的问题，包括它的萌芽、形成、发展直至近现代的哲学转型，如：以“中域” (9) 文化为基本线索的中国哲学的萌芽期明显由于史料缺乏等原因而研究不足，虽然近期也取得了长足进展 (10) ；历史上某些时段因研究得不够充分而出现明显的空白期，比如魏晋南北朝的北朝时期部分 (11) 、隋唐时期从王通到韩愈之间差不多留下了两百年的空白等；不同的历史地理区间没有完全得到展现，应该说这是中国哲学研究的历史地理时空的拓展问题，而这方面的问题即反映出与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资源的挖掘不够有关。第三，在精英、经典与社会大众的一般的、普遍的思想之间出现一定断裂的情况下，写出真正反映整个社会思想状况的实“史”，而不只是关注高悬于、深藏于“象牙塔”上（中）的精英与经典思想。把社会大众的普遍之思引入哲学社会思想史的研究范围，比如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中，以口承文化、物态文化、仪典文化，以及像寨老制度的主体文化等体现的哲学文化之思，就是以普遍的“民族”文化形式呈现出来的、真正的“民族”哲学之思。认识一个社会、认识一个民族、认识一段历史，没有对这种社会一般思想的认知显然是不全面的。正是在上述三种尺度上，中国哲学形成了20世纪独特的“学科问题”。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学界不断在这三个方面作出艰苦的探索和巨大的努力。其中核心的问题被转换成中国哲学的传统和超越问题，或创造性转化问题，或通向未来之路的问题，并且，各种论文、各种学术会议、各种通史性学术论著等都会随时就此问题展开讨论。这当然是一个好现象，一方面说明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兴旺，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中的确存在某些亟须解决的问题。其最终的目的诉求即是用名符其实的《中国哲学史》来呈现中国哲学的丰富性、多元性、完整性，并进而体现出中国哲学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