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近现代哲学的发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少数民族近现代哲学的初步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的几个主要少数民族哲学都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如蒙古族哲学，学界研究即已指出：继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哲学思想，如裕谦的民本思想、贡桑诺尔布的社会历史观等之后，蒙古族哲学思想已初步发展，像罗布桑却丹说“世界上的人都在往更开化的方向发展变化”等。学界还对这一初步发展作了分析归纳 (67) 。认为这一时期蒙古族哲学发展的突出标志是进化论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作者根据反对民族压迫，反对封建统治成为近代革命的重要任务，而这场革命又分为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两个阶段，因而把蒙古族近现代哲学及社会思想的发展相应地区分为两个历史时期。其中处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辛亥革命前后，蒙古族的一批先进青年接受西方科学文化，接受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开始认识到“西洋国如何进步，我国如何腐败，不改革不行”，提出“平等自由的新思潮”。他们在《民权》上发表的讨清檄文说：“‘满清’者，吾蒙古不共戴天之仇也，在昔日可以此政策愚我，今则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并提出与汉族“同建一共和政府，同行一共和宪法”的主张。这些思想是以进化论为原则的，把人权运用到民族领域，把民族解放和自由看成是天赋的人权。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随着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传入蒙古族聚居地区，蒙古族哲学思想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取代了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如20世纪20年代初，锡尼喇嘛及其领导的独贵龙运动和包含的思想即体现了人们开始接受唯物史观哲学的影响。他认为民族解放，应“组织人民政权，让人民当家做主”，独贵龙的宗旨是反对王公贵族，推翻旧政权，建立人民的新政权。为此，他们组建人民军队，开展武装斗争，组织“公会”（新政权）。总之，他们用阶级观点分析民族问题，认识到政权的阶级性，这就比社会进化论高出一筹。再后来是以乌兰夫为首的蒙古族革命家，在实践斗争中坚持“内蒙古革命是中国革命一部分”的思想，科学回答了蒙古族革命的重大理论问题，为马列主义的发展和运用作出应有的贡献……

同样是这一时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了近现代土家族知识分子群体，生成了现代意识。这一时期出现的土家族近现代知识分子数量较多，思想倾向大体一致，并以全球性现代化眼光观察和分析中国问题；土家族的现代意识包含了近现代的社会进化观念、近现代的民族国家意识、近现代的世界历史视野、近现代的政党政治意识等，并通过自由、民主、民族主义、竞争、奋斗等各种近现代意义的新词汇表现于日常生活中。由于近现代的历史分期在土家族的这一历史时段很难明确划定，故统称为近现代，直到20世纪前半叶方得以现代称之，这时的思想家也明确地感受到了现代。也正因为具有了这一现代的基础，使20世纪前半叶土家族得以同整个中华民族一道共同迎接西方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现代化两种哲学运动，从而接受了20世纪前半叶中国哲学的问题与思潮，促成了土家族现代哲学思想的变迁。其中的第一期成果是辛亥革命前后的土家族知识分子在主流思想上接受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思想。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以革命反清为号召，以现代政党组织（成立各种革命组织）为依托，以建立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目标，并依托于土家族传统文化中关注下层民众的传统，把革命动力放在下层民众身上。朱和中等土家族知识分子在20世纪初因坚信“非革命不足以救国救种”的信念，筹组了革命组织“花园山机关”。借用匈牙利学者阿格尼斯·赫勒的话说，当时“持续不断的讨论热潮，各种意见的交换，使现代性的动力深深地植根于知识精英圈子的日常生活中。批判激活了话语的文化，它成为其必然要素……批评的文化（实际上是批评一切事物的文化）是文化话语必然的一个方面。人们相互争论，他们既说‘是’，也说‘不’，他们也会告诉你为什么他们说‘是’或说‘不’——但是……许多事情可以也确实是间接地出自文化讨论。文化讨论削弱确定性，削弱强烈的信念，它们质疑、检验、探询，但它们也热情地捍卫和拥护。” (68) “花园山机关”也正是在这种讨论中形成，成为武汉最早的革命组织。在革命动力问题上，朱和中主张“开通士子知识”与“更换新军头脑”，显示出同期革命思想的先进性。在被派往欧洲留学以后，朱和中的现代政党思想、革命动力探寻、民族革命理念更加成熟而丰富，并对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温朝钟自从接受了革命思想以后，很快形成了以他为中心的知识分子群体和革命骨干，他们不仅建立了革命组织“社会”，而且成立了军事组织“铁血英雄会”，开启了他们从社会建设到实行法美共和制的思想发展进程。他们将理论与实践结合，以下层民众为革命力量，不仅以改良风俗为基础进行现代社会的文化重构，而且组织了武昌起义之前的规模最大、组织最严密的革命武装起义，对其坚持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及法美式民主共和的现代理念进行实践，成为辛亥革命前革命力量与革命理论的大检阅，其残部在辛亥革命爆发后则继续完成了温朝钟的未竟事业。席正铭则在新式军校确立了自己的革命思想，为了救国救民，他一次又一次地筹组革命组织，始终“抱定三民主义”，以“欲搏自由宁惜死”的革命精神，不断地与时俱进以适应世界潮流。他不仅把奋斗目标锁定在自由、民主、共和、国家统一等当时中华民族的理想追求上，而且以“应时势之要求”为尺度探讨革命组织问题，并最终奋斗牺牲在军事斗争中；他不仅从大局出发对孙中山革命实践及革命理论提出建议与意见，而且从师法法美的失败中确定师法苏俄的奋斗目标，又一次显示出土家族革命知识分子对孙中山革命理论的丰富及与时俱进的思想品格。土家族马克思主义者的出现是土家族现代意识生成、土家族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形成后的最大成果。赵世炎、向警予、卓炯等土家族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对唯物史观的接受与阐释，对比20世纪前半叶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除具有在阐释重点上的与时俱进、凸显方法论的实践品格、思想渊源的中西融汇等方面的特征外，又具有自己的特征。民族文化传统、现代家庭背景、新学教育的塑造、毛泽东与蔡和森的影响等多方面促成了向警予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向警予用唯物史观阐明中国妇女解放问题，坚信马克思主义的妇女理论，并运用唯物史观剖析了中国妇女问题的性质，以文化尺度解读了中国妇女解放的时代内涵，多层面阐明了中国妇女解放的政治性、民族性、阶级性、人类性等实质内容；她还用现代文化对妇女问题进行阐释，从民族解放、劳动解放、人类解放等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说明了中国妇女解放的实质及历史趋势，指明了中国妇女解放的俄国式道路。赵世炎则以“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中去”为鹄的，显示了其思想的民族文化传统、现代家庭背景、新学教育及李大钊的影响等思想根源，彰显了他在接受与阐释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实践特征、时代特征及现代性特质，凸显了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及对列宁主义的策略化解读。卓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不仅积极参加了当时的民族解放斗争，而且以极大的热情关注了当时关于中国社会问题的思想论战，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探讨中国的社会形态与社会发展规律问题，以世界历史视野思考中国的民主发展和民族解放问题，全面释读三民主义的社会主义本质，显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理解。与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相应，以万涛等为首的土家族马克思主义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对土家族地区“神兵”运动的社会理想进行了革命改造，促成了“神兵”运动从传统走向现代。在“神兵”运动发展的近30年历史中，中国国民党人与中国共产党人都对其有极大的关注，并采取了各种争取、改造措施，最后是“神兵”运动的主体部分转而信仰共产主义，坚信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在20世纪中国革命斗争实践及思想战线上，活跃着一批有土家族血统、受土家族传统文化影响的革命家、思想家，贺龙、沈从文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作为个案讨论，沈从文有着对自由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接受与固守。在沈从文那里，救亡与启蒙是其为民族解放与国家重建的首要目的诉求，尽管他的救亡式启蒙思想面临着双重困境——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思想家在“西化”面前面对的西方文化的人道精神与丛林法则、文明与野蛮并存的矛盾状况，但他以强烈的时代关切承担着一个思想家的时代使命，并且以传统与现代的双向尺度来为国家和民族重造献策；在文学与政治之间，他坚持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他坚持保守主义的文化理想。研究表明，沈从文的自由主义思想区别于胡适等其他自由主义而有其独特性，其文化保守主义也与新儒家等诸家有别，而具有依存于自身民族文化传统的思想特征。由于有救亡与启蒙的目标，他坚持思考“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在古与今、农村与城市、中国与西方、常与变等一系列问题上体现出自己思想的特色……

水族的历史发展，在20世纪以前一直处于较为落后的社会形态，就是这样一个民族，却因为全球性现代化运动而培养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邓恩铭，实现了水族哲学的跳跃式发展。按照学界研究，正是由于全球性现代化运动，使水族人民的革命斗争进入整体性的人民起义的新阶段，反抗压迫的思想也进入了新的水平，其典型表现是1855年在太平天国的影响下发生了潘新简领导的水族人民武装起义，明确提出了“不缴粮，不纳税，打倒清朝享太平”的政治口号；1907年贵州都匀内外套水族农民吴朝俊领导了水族人民的反“洋教”武装斗争，明确提出“联团灭教”“灭洋兴汉”的口号……这些斗争让水族人民认识到全球性现代化运动中的“天大地大，国事为大” (69) 。也正是在此基础上，20世纪初出现了水族人民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工人运动的领导人邓恩铭。邓恩铭就非常关心国家的命运，对水族农民英雄潘新简反抗清朝的壮举十分崇敬：“潘王新简应该称，水有源头树有根。只为清廷政腐败，英雄起义救民生。” (70) 五四运动期间，邓恩铭被选为济南一中学生自治会领导人兼出版部部长，主编校刊，并先后在一中校刊、《励新》会刊上发表文章，阐述对社会贫富问题、灾民问题、妇女问题、民族平等、改革社会的手段等问题的认识，并在“励新学会”的基础上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来又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基础上成立了山东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一大在上海召开，邓恩铭作为山东小组代表出席会议，为缔造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作出了贡献。邓恩铭诉求的是“男儿立下钢铁志，国计民生焕然新” (71) ，故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已形成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信仰，如1920年12月在《改造社会的批评》一文中，他批评无政府主义；1924年1月在《今日的感想》一文中直接阐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劳农的俄国是俄国无产阶级打出来的，独立的土耳其是全土国人民打出来的。所以，中国的和平统一独立除了全中国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一齐向本国的军阀与外国的强盗进攻以外没有第二条生路。”“军阀存在一天，国家多乱一天，想得到国家统一和平与独立，只有推倒军阀政府，建设真正人民的政府，只有真正人民的政府，才会给人民以平等自由……军阀是和洋强盗互相勾结的，所以我们不仅要推倒‘罪孽深重’的政府，还要同时打倒帝国资本主义的列强，这些恶魔一日不灭，不但中国永无和平的希望，世界也一样永无和平的日子呵。” (72) 由此不难看出其思想的近现代转型意义。

在壮族聚居地区的近现代发展中，韦拔群是壮族哲学近现代转型的卓越代表。韦拔群经历了旧民主主义思想向新民主主义思想的转变，后来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曾在自己的家乡进行土地革命工作，建立东里共耕社，发展生产，直接具有适应全球性现代化运动的意义。韦拔群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是中国工农红军右江独立师师长，卓越的共产主义战士，优秀的共产党员。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韦拔群阐发、应用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如相信社会发展有其固有的客观规律，强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会起来代替资本主义”；要求人们“不信佛来不信仙”；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指导实践，因为“地主豪绅把劳动群众当盘中餐，劳动群众把地主豪绅当枪口靶”；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认为把群众“组织起来力量大，才能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建立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新中国”；坚持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大公无私、胸怀全局的高尚品德，认为“快乐事业，莫如革命”等 (73) 。

其他各少数民族如回族、维吾尔族、白族、满族……近现代哲学的发展，我们将在适当的时候加以论述，这里不作申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