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现代化问题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被卷入了全球性现代化运动中。随着现代因素的增长，不仅各民族传统文化的活力得到释放，转化成各民族社会变迁和思想发展的动因，而且随着国家的军事斗争及军事现代化进程，随着作为现代市民社会基础的商业生产力的发展及传统农业的更进一步积累，新式教育等得以在民族聚居地区推广，从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产生了各民族近现代知识分子，生成了各民族近现代意识。于是在近现代中国历史大变革中，各民族知识分子得以前仆后继地探索着救国救民的真理，不断地接受和阐释体现着时代精神的新哲学，形成了中国少数民族的近现代哲学英雄。他们的思考并不是传统思想的简单再现，而是体现了各民族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整体的文化形态转换，从而体现了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两种哲学运动及其相因关系。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先进的各民族知识分子以各种现代哲学精神为核心，建构各民族近现代的时代精神，铸造各民族社会变迁的思想灵魂。因此，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现代化问题，是近现代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这一研究应以近现代中国哲学发展为视域，以西方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现代化两种哲学运动为背景，以各民族现代意识的生成为基础，阐明各民族先进知识分子如何在中西哲学的共同影响下形成现代哲学意识；应从历史观、文化观、政治哲学等层面揭示近现代各民族知识分子的新的哲学探索，并联系各思想家的文化传统、思想背景来进行探讨，凸显各民族哲学发展史上的新变化，探讨各民族新哲学与近现代中国哲学发展的相因关系。

全球性现代化运动的中国化与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世界化相结合，体现了中国在全球性现代化运动中既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又同时反映了历史主流的一部分的时代特征，即“惟有如此我们才能在理论和实践上比较各种历史过程，这些历史过程无不具有各自的特殊性，但又都是同一个历史主流的组成成分。它们的一致之处在于它们都体现了这同一个现代性。但由于历史环境完全不同，从而现代化机制非常多样化，这个历史过程却又体现了多元性” (79) 。也就是说，当全球性现代化运动使全球成为单一场所时，文化或文明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冲突成为现代化运动中的核心冲突，这时候，每一种文化都会作出一个决定性的选择。这就像我们其他的选择一样是一种跳跃。没有绝对的理由可以拒绝那些不承认整个启蒙运动准则的文化，但也没有绝对的理由可以根据每一种差异自身的标准去承认它。一个人通常作出的决定——亦即跳跃——并没有理论上的根据，而是视情境而定的，这种选择还涉及以下三对文化矛盾：高低级文化——高与低、俗与雅；话语文化——精英与大众；人类学的文化——种族中心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普遍与特殊。因此，在不同的“文化”视野下，会有不同的结论。我们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近现代哲学时，这一文化选择的重要性就更加突出。

中国少数民族的现代化，严格来说是一个历史文化范畴，应从各民族的独特性及其思想英雄的历史发展角度进行界定；各民族的文化性格培育了各民族的传统哲学，各民族的生存环境与各民族传统哲学也具有相因关系，各民族的传统哲学形态则提供了各民族近现代哲学形态发生的基础，于是应对各民族的文化性格及各民族的传统哲学形态进行清理，比如各民族传统哲学中有丰富的本体论问题，并一直得到延续，各民族人民正是借助哲学本体论的探讨确立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但是近现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以来，不仅由于中国的现实问题超越了哲学本体论问题，而且由于所谓的“科学”世界观问题限制了人们的探索精神与对智慧追求的动力，于是在中国少数民族的近现代哲学发展中，弱化了各民族传统哲学的本体论、方法论问题，强化了各民族传统哲学关注人类生存等现实问题的哲学特征。中国少数民族的近现代哲学作为哲学的新形态，其哲学内容、提问方式、话语系统、探讨的问题等都有其时代性、民族性及各自的风格，体现了近现代中国文化历史变迁中的时代精神和民族风貌，但是，如何以近现代哲学背景把握中国少数民族的近现代哲学？却成了对待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及其研究的一个立场、观点和方法问题，人们之所以长期不承认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或者人们之所以长期以“革命史观”或“现代化史观”等不同视野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近现代哲学，之所以长期以“教科书体系”的哲学原理为研究范式对待丰富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而不是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方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历史主义方法、各民族文化为中心的地域文化研究方法、各民族思想为中心的区域思想研究方法等，是因为缺少一种全球性现代化的哲学眼光。

在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时，特别是在确认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意义与价值时，人们往往从功能主义的角度评价，从而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各民族哲学自身的现代发展。因此，我们应以近现代的中国哲学发展为研究视域，揭示近现代中国哲学的性质和特点，从哲学问题与哲学思潮层面阐明近现代的中国哲学，并以此为背景探讨中国少数民族的近现代哲学与整个中国哲学的内在关系。事实表明：中国少数民族的近现代哲学既有各民族自身文化传统的影响，也有其他中西哲学文化传统的影响，而以西方近现代哲学文化的影响为显著。同样，各民族在发展近现代哲学的过程中并不只是“学着讲”，而是“接着讲”，并有自己独特的哲学创造，这也就是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自身的现代化问题。

每一时代的哲学都有自己的独特话语系统，犹如恩格斯在评价《资本论》时所写道：“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看作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暂时阶段的理论所使用的术语，和把这种生产看作是永恒的最终阶段的那些作者所惯用的术语，必然是不同的。”如果说，“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 (80) ，那么，其中隐含的表达是，任何知识和术语自身都包含着特定的、有限的理论体系。阿尔都塞曾认为“现代民族学和人类学所遇到的困难，大部分来源于它们在处理（描述性的）民族志‘事实’和‘材料’时没有从理论上注意建立它们研究对象的概念：这种疏忽注定了它们要把那些对它们来说实际上规定着经济的范畴，也就是现代经济学的而且往往是经验主义的范畴应用到民族学的现实上去。”事实上，“真正的主体不是天真的人类学的‘既定存在’的‘事实’，不是‘具体的个体’‘现实的人’，而是这些地位和职能的规定和分配。” (81) 这就使“我们可能意识到同一生活内容既是实在的又是有价值的，但该生活内容在两种情形下导出的内在命运却有截然不同的意义。” (82) 正是问题的这一层面，使我们有必要从各民族哲学话语系统的角度来清理中国少数民族的近现代哲学。

中国少数民族的近现代哲学是以各民族近现代精神传统的生成为前提和基础的。因此，应追寻各民族精神传统的历史生成，揭示各民族“脱蛮入儒”的思想进程，论述各民族现代知识分子及现代意识的产生。各民族精神传统的历史生成差不多在改土归流后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历史转折，这就是清王朝为了重塑大一统的国家形象，在承认儒家文化主导的前提下，有条件地承认了各少数民族文化。正是在改土归流后，各主要少数民族在保留固有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实现了“脱蛮入儒”的过程，清王朝“教俗分治”的统治措施，不仅使各民族接受了相对先进的儒家文化，而且形成了追求“汉籍”的华夏认同。到19世纪中叶，这种政权主导型文化认同促成模式结出了硕果：儒家文化视野下的各民族及各民族的自我文化认知都证明各民族实现了文化历史的巨大变迁。以这一历史变迁为基础，各民族与整个中华民族一道被卷入了全球性现代化运动的历史进程，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了近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生成了现代意识，为中国少数民族的近现代哲学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历史文化背景与思想基础。这一时期涌现了一大批中国少数民族近现代知识分子，他们有着一样的思想倾向，开始以全球性现代化的视角思考分析中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