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涵盖各民族哲学的中华民族哲学史新传统

综观以上中国哲学史的通史性研究著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目前所及的中国哲学史的通史性研究著述，实际上只是以“汉族哲学”为主题写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还没有在这些著述中引起足够的重视，以至于学生在学习中国哲学史时，在没有“民族自觉”的情况下和在有“民族自觉”的情况下，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笔者在30多年前初涉中国哲学史时，是在没有“民族自觉”的情形下，当时总的感觉只是认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相比，是没有丝毫逊色的。但后来在有了自己的“民族自觉”以后，再来读中国哲学史的通史性著述，就有了另一种感觉：为什么中国哲学史实际上只是汉族哲学史？对这个问题，笔者曾请教过一名台湾学者，他除了强调我们对许多“民族”还没有搞清楚，还强调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哲学。但对少数民族哲学为什么没有进中国哲学史的通史性著述却没有正面回答。他的这些说法是否正确，学界还可以进行讨论。不过由此也可反映出台湾地区的部分学者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在对待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上与大陆有相似之处。形成这种状态，笔者以为有以下的原因：

第一，受中国哲学治史传统的影响。早在荀子的著作《劝学》中，就提到各民族“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的问题。在《庄子·天下》、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及以后的历代汉史文籍中，基本上都遵循中国人类共祖原则，然后把“他们”都纳入“汉族系统”“唐人系统”，如楚国，原来就是南蛮系统，后来也成了正统的“汉人”了。事实上，正是这种思维方式直接影响到后世中国哲学史通史性著述，即凡属各民族交融以后的，即成了汉族和汉族哲学。毫无疑问，在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中，既有“用夏变夷”的情况，也有“用夷变夏”的情况，虽然前者是主要的，但与此相应的各民族间文化交融并不否认各民族文化独特性的存在，这种独特性应在文化研究中、在哲学研究中得到承认。这种承认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改变在中国哲学史的通史性著述中，在其自身的内容上，还只是中国汉族哲学史的这种状况，改变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及其哲学史的研究在中国哲学通史性论述中的长期空白状态，改变治中国哲学史的学者只把“中国”局限于汉文正史或汉文正籍的状态。因为这样的结果必然是“形成了中国哲学现在的畸形状态：中国哲学史只是汉族哲学史，没有包括兄弟民族极其丰富而又富有各民族特色的哲学思想史。这与我国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和伟大中华文明的历史与现状是极不相称的” (141) 。另一方面是在中国哲学的通史性论著中，应在对各哲学家的评述中加以民族背景的介绍，如先秦时期的人思想家鹖冠子，显示出一种从边地出发的综合文化取向，特别是其对“以人为本”思想的系统论述，与先秦“以民为本”思想实际上构成两大思想系统 (142) ，为秦汉以后的“以民为本”的思想提供了丰富的土壤。明代哲学家李贽，被认为是中国走向近代过程中的第一名哲学烈士，他是一个回族哲学家，他提出的“生知说”和“童心说”等，就是在同时代的其他汉族哲学家中也毫不逊色。其他如白族思想家李元阳、蒙古族思想家保巴等，还可以列举一些。即使是近现代中国哲学家，如艾思奇，学界即认为他是蒙古族哲学家。这些哲学家或者未被写进中国哲学史，或者没有以少数民族哲学家的身份进入中国哲学史著述中。这样的表述，自然会被认为不利于培养“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从学术发展、从中华民族思维的整体研究与挖掘等方面也自然是十分不利的。因此，在书写中国哲学通史性论述时，他们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也应该得到强调。

第二，治中国哲学史的学者，特别是一些老先生，都是留洋的或从旧中国走过来的，他们那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学养等方面，都不可能涉及中国的少数民族哲学问题。正如葛兆光所说，那样的中国哲学史，实际上成了中国的精英哲学史，并进而成了中国汉族的精英哲学史。为此，葛兆光提出了一个丰富中国哲学史的新思路，这就是用中国思想史代替中国哲学史，并且强调要在精英思想史的基础上丰富一般的思想史，并将自己的方法写成专著，成为他的《中国思想史》的第一卷。但这样一来，“中国哲学史”就消失了。可是，“中国的”哲学或“中国底”哲学，并不只是“哲学在中国”，因而是不能消除的，用思想史来代替中国哲学史的办法是不可取的。当然，葛兆光提出要丰富、修改中国哲学史的写法，是可取的。我们认为，这种丰富、修改中国哲学史的方法，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应从中国少数民族思想中去寻找，从少数民族哲学史中去寻找，如：王军从文化神话学的角度看中国上古神话与中国哲学的关系，继而论神话与哲学的互渗 (143) ；伍雄武略论少数民族哲学及其意义 (144) ；姜国柱论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原始思维 (145) ；佟德富论中国少数民族原始意识与哲学宇宙观之萌芽 (146) ，概说中国少数民族早期哲学宇宙观 (147) ，要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少数民族哲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148) ；王芳恒论少数民族哲学与社会思想的应有地位和作用 (149) ；郭海云初探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中的辩证思想 (150) ，简述中国少数民族的认识论思想 (151) 及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宇宙观 (152) ，简述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观 (153) ；丹珠昂奔论时代、文化、哲学与少数民族文学创作 (154) ；邱树森论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在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上的贡献 (155) ；等等。这些文章都在这方面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明。其实，早在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中，已广泛引用中国少数民族的哲学文献，已为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进入中国哲学的正堂提供了证据，反映出形成涵盖各民族哲学的中华民族哲学史新传统的时机已经成熟。

第三，治中国哲学史和治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各方面专家学者的结合融通不够。目前，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对汉族哲学，特别是以“中域”历史发展为轴心而展开的汉族哲学研究著作的确汗牛充栋。同样，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研究，成果也十分丰富，诸如《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概论》《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简史》《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专题研究》；至于各少数民族哲学的单一民族哲学研究成果，特别是各少数民族哲学的专史研究，则更是十分丰富，目前已有十多个民族有了自己的哲学专史或相关专著。其他的相关研究论文，那就更多。对此我们将在后面论述。因此，汉族哲学研究与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这两个方面的成果，应该充分地互补，借以形成一部统一的中国哲学史。可是目前，这方面的工作还做得很不够。不仅在目前的中国哲学史通史性论著中，而且在中国哲学史的通史性研究中，对中国少数民族哲学都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所以，当提出中国哲学史还不是名符其实的中国哲学史时，有的学者还不以为然，因而形成治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专家学者的“单相思”的状况。这种状况即表现在既有传统的多种版本的中国哲学的通史性论述，又有多种版本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著作的论述，就是没有一部综合反映中国各民族哲学发展史的“中国哲学史”论述。应该说，这种状况是极不利于中国哲学发展的。

但是，这种分裂状况应尽早结束。前辈学人孙叔平在《中国哲学史》中的强调，刘文英在《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中引入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料，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大量引用中国少数民族文献研究中国哲学的发生等，都表明一种新的中国哲学研究传统正在形成。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更进一步地推进这一传统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