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哲学的两个传统
从哲学文化交融互通层面分析，壮族哲学文化发展史上一直存在着两种文化传统，反映出明显的文化融合特征。作为源于中国南方古代百越族群的西瓯、骆越部族的壮族，是典型的土生土长的土著民族。距今约五万年前的“柳江人”、 距今约一万年前“桂林甑皮岩人”应有壮族先民的血统。《逸周书·王会解》《淮南子·人间训》《史记·南越列传》《汉书·两粤传》《唐书·地理志》等书所记之“百越”或“百粤”“西瓯”“骆越人”等，即包括后来壮族人聚居的地域，说明壮族人是古西瓯、骆越人的后裔。从历史发展看，战国时期，部分壮族聚居地区已处于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阶段，具备了哲学文明产生的基本条件；秦朝曾在壮族聚居地区设置郡县制进行统治；汉武帝时曾采取“以其故俗治，毋赋税”的政策，促进了壮族聚居地区的封建化进程，历经三国至南北朝而至唐代，这一进程都在逐渐发展；唐、宋以后，壮族已明显地形成了两个哲学文化传统。一方面是壮族民族自信与自性的哲学文化传统，这一传统延续着壮族先民的石器文化，以古壮字为载体的语言文化，“壮族及其先民创造的稻耕文化、花山文化、铜鼓文化、干栏建筑文化、织锦文化、美俗文化、山歌文化、故事传说文化，以及良风美德思想文化等” (125) 。另一方面是至少从唐代即已留下遗迹，消化吸收了其他各民族文化，其中特别是中域文化的哲学文化传统。由于主要表现在壮族文人用汉字写成的诗文作品中，因而可称为诗性哲学智慧。
第一个传统说明壮族有自己本民族的哲学思想，从而形成了壮族民族自信与自性哲学文化传统。例如：在长期流传的《开天辟地歌》《人神分家》《
洛甲》《布洛陀》《妈勒访天边》《特康射太阳》《布伯的故事》《铜鼓的传说》等中，形成了具有壮族特色的天地生成说（如宇宙元气蛋化）、人类的起源说、宇宙结构说、人天关系说等；在极具群众性的对歌传统中，通过对人生的幸福、苦乐、荣辱、生死、爱情、美丑、恋爱、婚姻、家庭等的深层思考，充分地反映出壮族人的哲学思想；在民间流传的一些手抄本“诗歌”如《布洛陀经诗》 (126) 《传扬歌》，以及崖壁画如宁明县明江下游的岜耀村花山壁画等之中，都反映出壮族人民的哲学文化成果。这些材料可以参考已编辑出版的《壮族民间歌谣资料集》（1—2集）、《壮族民间故事选》、《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1—8册）等资料。第二个传统说明壮族人民的开放精神。在开放融通中，壮族文人形成了富有地域色彩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新哲学传统，即以消化吸收中域文化为主色调的哲学文化传统。有学者统计，“明代以后保存至今的诗歌有2万多首，其他的文学著作有30多种”，在这些作品中，有的在认识论上阐发了“格物致知”、知行关系等方面的问题，有的探讨了人生观和伦理道德观问题，有的则直接讨论了哲学本体论问题等。特别是“壮族文人一生崇尚理学、儒学，有文必发生于儒，以儒为师” (127) ，即充分显示了壮族人民的新哲学传统。
（一） 壮族哲学的自身传统
根据考古材料及长期流传的文化形式，壮族聚居地区从旧石器时代以来已形成了“古朴的自然观念”，如“认识食物的实在性”、超越岩洞居住形式而探索干栏建筑、制造生产工具、发明与改善种植技术、发现火及其性能、发明弓箭并充分利用其功能、制造与使用铜器等，这些行为之中蕴藏“古朴的自然观念，它记录着壮族先民们战天斗地、改造大自然的轨迹，也记录着壮族先民们思维能力的提高，产生哲学观念的蛛丝马迹” (128) 。
从直接的哲学起源看，在《布洛陀》《
洛甲》《保洛陀》《陆陀公公》等民间故事传说中，壮族先民阐明了宇宙元气蛋化的过程，其中涉及宇宙的三界结构及相应变化，构成了古代壮人的天地生成说，其他如《古缘歌》《盘古歌》《开天辟地歌》等，也都有特殊的天地生成论。关于人类的起源，壮族有
洛甲用泥土捏泥人说、《红水河的故事》与《布伯的故事》的再创说等。其他如相应的时空观念，伦理道德观念，自然崇拜观念（对日月雷的崇拜、对山河的崇拜、对火的崇拜、对树木及禾谷的崇拜），图腾崇拜（《蚂
歌》中的
蜗、《青蛙仔》中的青蛙、《巫经》中的乌鸦以及蛇、鸡等），祖先崇拜，等等，都反映出壮族先民哲学思维的萌芽。
秦汉至南北朝时期，壮族聚居地区的“崖壁画”应作为壮族哲学社会思想的资料来对待，其中因为一定的哲学“应该用‘映象’‘画像’或反映来代替符号” (129) 。这一时期，壮族发展完善了“干栏”建筑，不仅反映出壮族人民的宇宙结构观念，而且反映出天人合一、人神合一、社会和谐等哲学社会思想观念，并与整个西南民族地区的干栏建筑哲学文化保持一致。有学者提出壮族属天人同一的思想，区别于儒家的“天人合一”而又有所相似 (130) 。在总体哲学精神取向上，壮族先民表现出强烈的人能胜天的思想，《特康射太阳》《岑逊王》等故事即可作为证据，而其工具、耕作、种植技术及壮医药学更反映了这方面的哲学文化精神。
唐宋时期，壮族哲学的自身传统得以发展，其中壮族的对歌传统得到较充分的反映，在“歌坡”上，在劳动中，在休闲时，“时而男，时而女，交番作战。攻隙抵瑕，奇正互用……而胜负乃分。其胜者，群焉翕然称之，高歌奏凯，鸣炮震天地，欢呼而还。” (131) 正是在壮族及其先民的山歌对歌中体现出丰富的哲学思想。
在壮族哲学的自身传统中，《传扬歌》的伦理道德及辩证哲学思想具有壮族传统哲学的自我总结意义。学界考证其大致产生于明末清初时期，与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早期启蒙时代相当，其歌以“提起笔来细思量，做人道理要传扬。编就山歌千百首，好让世人明主张”起始，显示出壮族伦理道德的终极目标，其内容从“养育”“训子”“勤劳”“善良”“交友”“孝敬”“睦邻”“择婚”“为妻”“夫妻”“妯娌”等方面阐明，提出了如勤劳、正直、俭朴、诚实、志气、帮睦、孝敬、爱幼、善良、互爱、互帮、互让等一些道德观念，并以善和恶、正和歪、孝和虐、勤和懒、敬爱和勾斗、互让和争夺的对比来强化道德规范对人们行为的重要作用，在揭示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中道出了朴素的辩证哲学思想。
总之，壮族哲学的自身传统是在不断地发展着的。如传统的对歌，近现代时期的歌圩已星罗棋布，歌圩之日，大的歌圩达数万人，山歌已成为人们传达民族传统哲学的重要形式。如：“树尾摇摇必有风，水里动动必有龙。雨不浇花哪有香，天上无云哪有雨……”强调了因果关系；“春天天上雷不鸣，很难得几大雨淋。冬至接连三日晴，来年谷米价定平……”强调了必然与偶然的关系；“天上星多月不亮，白糖放多也不甜。好酒吃多也无味，好话讲多也不甜……”强调了质变与量变的关系；“风吹禾动田不动，河里水流石不流。风吹云动天不动，水推船移岸不移。水磨轮动轴不动，河水滚流滩不流……”强调了动与静的关系；“种田才知米宝贵，下河方懂水深浅。不走山崖陡险路，哪知行路可艰难。李果甜酸口尝知，活做多了才熟悉……”强调了知与行的关系，等等。此外，壮族人民传统的道德思想及相应的行为规范，如爱劳动、爱壮乡、爱祖国、诚实、信用、淳朴、互助、重义以及敬长爱幼等，也仍然在近现代传承着，并逐渐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在宗教哲学思想方面，传统的宗教思想得以沿袭并有某种演变，村庙、观音庙、北帝庙、神农庙、土地庙、雷王庙、马伏波庙、大王庙、盘古庙、莫一庙等体现的多神信仰，包括信仰巫婆、巫公或道公，信奉巫、道、释合流的巫道教等，在近现代仍然存在，由于近现代社会的特殊性而增加了拜上帝会、天主教、基督新教等。当然，近现代也多次发生反天主教的斗争，如清咸丰六年（1856）发生的“西林教案”等。
（二） 开放融通的哲学传统
唐宋以后，壮族开放融通的哲学传统得以出现。如早在唐代，即有韦敬办对中域气化宇宙观的接受。韦敬办出身于壮族土官家庭，从小学习汉文，撰有《六合坚固大宅颂碑》和《智城碑》。他在《智城碑》中坚持了中域哲学的元气论，强调：“若夫仰观乔（天）文，有②（日）
（月）O（星）辰之象，俯察口
（地） (132) 理，有岳渎山河之镇……皆□□蓄泄元气，崩腾横宇宙之间。”并主张 “乔（天）
（地）寥廓，阴阳回薄，五镇三山，干溪万壑，积涧幽阻，攒峰磊落，神化攸归，灵只是托”。同时还坚持了空间“无边无际”、崇尚自然的思想。“虚窗写
（月），空岫含烟，藤萝郁蓊，林麓芊
，寻之口（无）极，察之无边，洪荒廓咨，咸归自然。”碑中同时还体现出中域文化的一些社会治理思想。进入宋代以后，代表人物是壮族学者冯京 (133) （1021—1094），《宜山县志》说“宋则宜州冯京以三元名”，《粤西丛载》说“冯京、黄庭坚之德誉动于宜”，虽然其所著《潜山文集》已佚失，但从其反对王安石的变法革新来看，显然有自己的社会哲学思想。同样在宋代，侬智高 (134) （1025—1055）的爱国主义思想、军事思想等极具哲学意义。
元明时期，壮族聚居地区已“比于内地” (135) ，文化教育有了较大发展，开放融通的哲学传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如明代李壁“幼年颖悟，长力学” (136) ，著有《皇明乐谱》《剑阁集》《剑门新志》《名儒录》及八首诗，《武缘县图经》卷5说他“凡可以善政惠民之道，縻不悉举”；瓦氏夫人“躬为规划，内外凛然”，管理政事，官至“女官参将总兵”，不仅在抗倭斗争中表现出爱国主义思想，而且有极丰富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到了明末及清代，特别是“改土归流”以后，壮族聚居地区已“文风渐盛”，壮族文人学者的天道观、认识论、矛盾观、义利观、人生观、伦理道德观和无神论思想等都在更深入的层次上体现了开放融通的哲学传统。其中包括：石梦麟的《当办歌》所阐述的“田多反为累”的物极必反思想。刘定逌在《偶得》《夜坐》《读书吟》等中表现的哲学天道观，如“夜静天机寂，心虚万物空，可怜堪作伴，明月与清风”；“潇洒微尘外，空虚一物无，残灯还照我，兀坐老团蒲”等。张鹏展著有《贻谷堂全练》《离骚经注》《读鉴释义》《兰音山房诗草》《女范》《山左诗续钞》《峤西诗钞》《正人心疏》《宾州志》等，其中的“崇实、黜浮”思想值得重视。蓝景章著有《戏拟螳螂新婚》《鹧鸪出嫁启》《酷似六朝人》《地理辨序》 (137) 等，其中《地理辨序》对地理风水说的批驳极具哲学意义。韦天宝（1787—1820）著有《斗山书院学规》一卷、《存悔堂遗集》六卷等哲学思想著述，其《士先器识论》中提出的器识之说具有重要的哲学研究价值；韦天宝还阐明了自己的格物致知的认识论，认为“心之量无所不包”，要“由明而诚”，且“必自格物致知始”。
时至近现代，壮族开放融通的哲学传统得到了更进一步发展，直到产生了韦拔群的哲学思想，不过这一问题我们将放在近现代哲学转型中去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