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丝路上的宗教哲学
“西域丝路”是“西北丝绸之路”的简称，是指西汉时期（前202—8），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今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沿岸各国的陆上通道，因由此路西运的货物以丝绸制品影响最大而得名。这里的“西域”是泛指古玉门关和古阳关以西至地中海沿岸的广大地区，其基本走向定形于两汉时期，包括南道、中道、北道三条路线。
从本质上说，“西域丝路”是一条文化通道，古希腊、罗马人称中国为“赛里斯”国，称中国人为“赛里斯”人，而“赛里斯”即“丝绸”之意。其根源在于通过“西域丝路”，中国的丝、绸、绫、缎、绢等丝制品源源不断地运往中亚和欧洲，并引起了巨大的文化震撼，以至于19世纪末的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将其誉为“丝绸之路”，德国人胡特森还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丝路》名作，从此使“丝绸之路”这一称谓为世界所公认。
从文化交流的角度说，“丝绸之路”是自古以来从东亚经中亚、西亚进而联结欧洲及北非的文化联系线路，是亚欧大陆的交通动脉，是中国、印度、希腊三种主要文化的交汇桥梁。这是一条开辟时间早、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久的东西方文化大通道。在这条通道上，不仅形成了南、中、北三道，从而在文化交流的范围上得到扩展，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有文化内涵的扩大。如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它是中国内地与河间地区以及中国与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一条西域交通路线；后来的“皮毛之路”“玉石之路”“珠宝之路”和“香料之路”是其别称，正反映其文化内涵的扩大，以至于在隋唐时期（589—906）形成了空前繁荣的“丝路”，使胡商云集东都洛阳和西京长安，定居者数以万计。其还进入众多诗人的诗作中，如唐代诗人王绩、岑参、李贺等，都有所描述，特别是李白诗中的“胡姬”，更显文化交流的盛况 (106) 。
“西域丝路”的中国段几乎涉及现在中国的西北整体及西南一部，涉及的民族有回族、维吾尔族、藏族、哈萨克族、东乡族、土族、锡伯族、柯尔克孜族、撒拉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裕固族、保安族、塔塔尔族等。“西域丝路”的西段所涉及的范围则包括中亚、南亚、西亚和欧洲，历史上的国家众多，民族关系复杂，因而路线也常有变化。
在这条道路上，根据目前的考古学研究成果发现，中国古代技术曾源源不断地西传，其中最古老的是印刷品，唐代的《金刚经》就发现于敦煌；在楼兰遗迹的考古中发现了2世纪的古纸，表明中国造纸术的西传，在唐代至少已传播至中亚；汉朝派遣军队驻囤在西域发展农业时，坎儿井和井渠技术传至西域并流传至更远的国家。同样在这条道路上，其他的宗教文化也源源不断地传到中国，如佛教、拜火教、摩尼教和景教，不少宗教再由中国传播到韩国、日本与其他亚洲国家。
从汉至唐的各历史阶段的研究来看，西域丝路各民族的哲学思想，除原始意识与哲学思维萌芽的内容外，主要是多元宗教哲学。
第一是形成于原始社会直到阶级社会初期定形的萨满教哲学萌芽。萨满教是因中国东北操满—通古斯语各民族把这一宗教的巫师叫作“萨满”而得名，据《多桑蒙古史》载：“畏吾尔人先奉之宗教为珊蛮教，与亚洲北方诸部族同。其教之巫者曰珊蛮（sa mes），即此粗野宗教之教师也。”萨满教是一种多神论的宗教哲学，既带有自然崇拜、万物有灵论和氏族部落宗教的特点，又有创世说、宿命论等人为宗教的因素。其多神体系是按高低不同、尊卑贵贱的等级把宇宙分为上、中、下三界。上界为萨满教最高境界，是神灵及祖先灵魂所居的天上；中界地面是人类所居的人间；下界为鬼魔所居的阴间（地狱）。其中上、下两界又分为若干层，如上界有九层、七层等不同说法，下界有三层、七层等不同说法。萨满教认为，人世间的一切祸福，都是由神灵和鬼魔主宰，神灵（或者说善神）赐福，鬼魔布祸。所以，萨满信仰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重大事件，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如红白喜事、丧葬典仪等），都有所表现。萨满教把人们的灵魂分为三种：其一，灵魂是永存的、不死的，叫“永存魂”。在人的肉体死亡的时候，它或者是在阳间即人间继续游荡，或者是到阴间去，都在暗中照看人世间的部落和氏族子孙。所以古代西域丝路上的人们对死者要进行殉葬和祭祀，以祈求死者的“永存魂”保护本氏族、部落或家人的平安幸福。其二，是转世灵魂，就是说人死了之后，这个灵魂或转生他人，或转生其他生物。其三，是与人的生命相始终的灵魂，谓之暂住或暂时的灵魂。这个灵魂在人死了之后就不存在了，也就是死了。可见，萨满教的灵魂观不同于只是宣传灵魂不死、相信转生的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的宗教灵魂观。
第二是祆教哲学。据《魏书》《梁书》《旧唐书》《新唐书》等记载，祆教事火、事天，曾在“西域丝路”各民族中有广泛的影响。祆教是汉语称谓，又称为火祆教、拜火教、火教等。创始人为琐罗亚斯德，他根据当时波斯人的自然崇拜，特别是对天、对火的崇拜提出了“善恶二原”之说，其基本观点是认为宇宙中存在两个对立的本原——善与恶，善的最高神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a）是智慧或主宰之神，用泥土做成了人，该神代表着光明、清净、创造、生。因为火、太阳、月亮、星星等也为光明之源，所以也作为善神来崇拜。恶的最高神是安格拉·曼纽（Angra Mainyu），代表着黑暗、虚伪、恶劣与愚昧。宇宙万物都是善与恶双方进行斗争，最后善神取得胜利的结果。在善、恶两端的斗争中，人有选择的自由并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人死后，善神将根据其在世之时的言行，进行末日审判，通过“裁判之桥”，或被送进天堂，或被投入地狱。祆教的道德箴言是“善思、善言、善行”，要求人们从善避恶，弃暗投明，因而祆教重视人，强调人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第三是摩尼教哲学。摩尼教，在中国又称为明教、明门、魔教、牟尼教等，该教是由波斯人摩尼（Mnī）所创而得名。摩尼在祆教的基础上，吸收其他宗教思想而建立了一种独特的新的宗教体系，崇拜大明神、神的光明、神的威力、神的智慧四大尊严，以二宗、三际为根本教义，三封、十诫为主要戒律，并实行严格的教阶等级制度。所谓“二宗”，即光明与黑暗、善与恶，它们是世界的本原。摩尼教认为光明与黑暗是互为相邻的两个王国，始终存在着，谁也不创造谁，谁也不消灭谁。光明王国里充满着光明、善美、和平、洁净，不存在任何痛苦、疾病、忧愁等；黑暗王国里的情形与光明王国正好相反，充满着烟火、闷气、污气、毒水，到处是残暴、愚痴、紊乱。整个世界和人类社会就是光明王国和黑暗王国相互斗争的合力创造的。摩尼教还常以光明活树、黑暗死树两种树来表达“二宗”的概念 (107) 。所谓“三际”，即初际、中际、后际，描述的是光明王国与黑暗王国互相斗争、合力创造世界的三个阶段，实际上就是摩尼教的时空观。其中初际时，两个王国对峙着，互不侵犯，整个宇宙和人类还没有产生；中际即现在人类正处的时代，整个世界到处充满着光明、正义、清净与黑暗、邪恶、污浊的斗争；中际结束后便进入后际，也就是恢复到初际的那种情景，那时黑暗物质将永远被囚禁，再没有机会可以重进光明王国了。可以看出，摩尼教的三际思想，实际上也是一种宗教哲学的时空观。所谓“三封”“十诫”，实际上反映的是摩尼教的道德思想。“三封”是口封、手封和胸封。口封是指在饮食和言语方面的戒制，诸如不喝酒、不说谎话等；手封是指在行为方面的戒制，如在暗中不做坏事等；胸封是指在思想和欲望方面的戒制，其中特别是指要戒制淫欲。“十诫”是不拜偶像、不妄语、不贪欲、不杀生、不奸淫、不偷盗、不欺诈或托言魔术、不二心或不疑念、不怠惰以及每日进行四次或七次祈祷、实行斋戒和忏悔。“三封”“十诫”的道德思想，其核心是一个“忍”字，要做到“三封”需要忍，做到“十诫”也需要忍。可以看出，摩尼教作为一个完整的宗教哲学体系，对世界的统一性、未来世界、时空等哲学问题都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和回答；对现实世界和社会生活，也都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摩尼教主张不积聚财产，讲平等、平均主义，坚信人类灵魂必得救、光明必胜等，也都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
第四是佛教哲学。佛教大约于公元前2世纪前后传入西域丝路，流传达1000多年。佛教在印度的发展经历了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密教等四个时期，其教义都记载在经、律、论三藏教典中。其中佛祖乔达摩·悉达多哲学的基本思想是“四谛”“十二因缘”“八正道”。在西域丝路的流传发展中，形成了较有影响、有代表性的文化传统，其中在小乘佛教方面是佛图舌弥、大乘佛教方面是鸠摩罗什、藏传佛教方面是详古舍利都统等代表性人物。佛图舌弥是古代龟兹有名的小乘佛学学者，曾做过鸠摩罗什小乘佛学的老师，但关于其家世出身、经历、著述和译经等都已不得而知，只是从《出三藏记集》等一些佛教典籍中，知道龟兹僧尼寺院多为佛图舌弥所统，僧尼“统依舌弥受法戒”，说明其名望震威；知道其为阿含学者，而“阿含”是小乘佛教经典的汇集，主要内容是讲述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五蕴、四禅及善恶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等，基本接近释迦牟尼学说；知道其坚信小乘佛学思想，在他所统诸寺推行“外国法不得独也”的独尊政策。从哲学上讲，小乘佛学不直接回答本体论问题，而把解决问题的重点放在人生问题上，且具有消极的虚无主义宿命论倾向。详古舍利都统，又译僧古萨里都统，“详古舍利”为姓名，“都统”为“都僧统”的省称，是当时西州回鹘国僧侣的最高长官。约生活于9—10世纪，别失八里城（今吉木萨尔县北庭古城）人，精通回鹘文、汉文和梵文。他翻译的《金光明最胜王经》《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玄奘传〉》，都已在吐鲁番发现。据专家的研究，他的翻译技巧很高，辞句优美，语意确切，代表了当时回鹘文翻译的最高水平。鸠摩罗什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大乘佛学学者和译经家，与真谛、玄奘、不空号称中国佛教史上四大译经家。鸠摩罗什是梵文Kumarajiva的音译，此外还有“鸠摩罗什婆”等多种译写，略称“罗什”，意译为“童寿”。《高僧传》等僧传、经录中为其立有专传。从后秦弘始四年（401）至十五年（416），他共译出经论33部300余卷。主要著述为《实相论》（已佚）及《维摩经》《金刚经》等注释，另有与慧远及王稚远（王谧）的问答多篇，后人结集为3卷38章 (108) 。鸠摩罗什一生学崇《般若》，特尊龙树。龙树的独到贡献是以“二谛”“八不”说破小乘缘起的两个极端，其中“二谛”即俗谛与真谛，强调应二者结合才能达到真实，这就叫中道实相。鸠摩罗什最宗龙树的中道实相学说，自著《实相论》并给姚兴讲解佛学“以实相命宗”，而且在弘扬翻译大乘经典时也非常忠实于龙树的中道实相思想。鸠摩罗什还特别强调佛教所说的“空”是非有非无，谓之“毕竟空”：“有无非中，于实为‘边’也，言有而不有，言无而不无。” (109) “摩诃衍法，虽说色等至微尘中空，心心数法至心中空，亦不坚灭中。所以者何？但为破颠倒邪见，故说不是诸法实相也。” (110) 这就是说，如把有无对立起来谈有无，这就是执一边。鸠摩罗什认为，以前讲《般若经》的人谈空多偏于虚无，其实应是“毕竟空”：“以住时不住，所以之灭。住即不住，乃真无住也……今无住则无有，无有则毕竟空。” (111) “毕竟空”是鸠摩罗什世界观的真谛，并对其后中国佛学各方面的发展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第五是景教哲学。景教是中国唐朝时期对古代基督教的一个教派——聂斯脱利派的称呼。大约在5世纪末或6世纪初景教传入西域丝路。景教与罗马公教的最大区别是提出了“耶稣基督二性二位说”，强调耶稣基督具有神、人两个本性，这两个本性不能处于同一个本体，或者说一个位格，而是分别形成神、人两个本体（位格）。西域丝路上还出现了两位著名的景教活动家，一个是巴扫马（Barsawma），一个是马可斯（Markos）。虽然现在还未发现他们的任何著述，但从其所担任的景教高级职务来看，他们二人不仅笃信景教教义，而且有坚定的景教世界观与道德观，不然是不会受到东方景教大总管马屯哈的赏识，从而被委以高职的。
第六是道教哲学。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一个宗教。从吐鲁番出土的文书“衣物疏”中多处可见“清龙”（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和“急急如律令”等字样，反映了东晋末年道教传入今新疆地区。道教最基本的思想或者教义，就是“道”，奉老子为神明，称为“太上老君”“道德天尊”。其宇宙观、社会观、人生观都比较重视实际，轻物重生；在宗教实践上讲究修炼，其具体方法为服饵、导引、胎息、内丹、外丹、符箓、房中术、辟谷等。在6—7世纪的西域丝路墓葬中发现有一件道教符箓、随葬衣物疏中写有道教的“五道大神”和“鸡鸣枕”等文字，表明当时西域丝路上的民众深受道教思想的影响。
第七是伊斯兰教哲学。伊斯兰教在穆罕默德于7世纪初创立后，在不到两个世纪的时间里便迅速地传播到西亚、中亚、北非和西南欧等地，成为世界性宗教。西域丝路至少在9世纪末10世纪初已有伊斯兰教在传播。伊斯兰教在西域丝路的传播过程中，曾产生了法拉比、优素甫·哈斯·哈吉甫、马赫穆特·喀什噶尔等有名的学者和思想家。据传艾布·奈斯尔·穆罕默德·法拉比于870年生于锡尔河畔法拉比城的一个相信摩尼教的葛罗禄部的骑士家庭，后全家改信伊斯兰教。法拉比一生写了165部以上的著作，并且还注释过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欧几里得等人的著作，其书和论文的目录至今仍存，其中最主要的有《论文明城居民的观点》《科学的分类》《逻辑大全》《化学的必要性》《论人体的构造》等，20世纪70年代以来，法拉比及其著作研究已成为一个跨国学科即法拉比学，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法拉比在哲学上创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自然泛神论的哲学体系，包括自然哲学、认识论、社会观、乌托邦式的理想国和对科学的对象、任务、分类等一系列看法。他宣传“真主的理性”，认为“普遍的灵魂是不死的”，但也表达了某些自然主义思想。在黑暗的中世纪，他是一个比较进步的哲学家。优素甫·哈斯·哈吉甫是11世纪中国维吾尔族的伟大思想家、学者和诗人。他的一生主要是从事写作，除著名的哲理长诗——《福乐智慧》外，还写了《百科书》和《政策书》两部著作。其中《福乐智慧》是献给当时喀喇汗朝副汗、东部喀什噶尔的执政者哈桑·本·苏来曼·博格拉汗的，因此荣膺了哈斯·哈吉甫（御前侍臣）的称号，优素甫是他的本名。该书以对人及其智慧和人类社会的幸福问题的设想为中心，用泛神论的自然哲学观点，通过国王日出、大臣月园、贤明和觉醒四个人物的对话，阐述了他对自然、社会、人生等问题的看法。其宇宙论承认真主（神）的存在和真主创造世界、主宰自然界的变化和人间祸福的“创世说”，并在此基础上承认宇宙（苍穹）和万事万物都是不断运动、发展和变化的，且具有规律性；承认并强调自然界、人类社会的—切事物都是互相矛盾、互相联结、互相依存的，不仅互相矛盾、对立、联结、依存，而且还可以向着自己的对立面转化，并且把这一思想引申到军事、政治、经济、法律、道德、人生等社会各个方面，用以警告君臣，教育普通百姓。在认识论上，他提出并区别了智慧和知识这两个概念，并特别强调知识的重要性，认为“人类靠学习而成为上品……除智慧而外的一切美德，人都可以从学习中找寻” (112) 。“知识和才德可以学得，心灵和智慧却是天成……世人靠学习增长知识。” (113) 他用人文主义的思想观点来解释幸福、国家和法等社会问题，认为人是国家的基础，国家的任务是为人谋幸福。所以，要实现社会幸福，关键在于治国。而治国的关键，就是要有一个好的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