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性现代化背景下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特殊价值

全球性现代化运动在使全球成为单一场所、形成所谓“地球村”的同时，也产生了全球性现代化运动中的一系列矛盾，其核心矛盾即是西方学者所提到的“普遍性的特殊化”与“特殊性的普遍化”的矛盾，即强调全球化的形成过程本是一个世界的和民族的、全球的（global）和本土的（local，或译在地的）、普遍的和特殊的两者的矛盾展开过程，如罗伯森（R.Roberson）用全球在地化（glocalize，glocalization）来说明全球化是一个相对自主的双向过程，其间存在着“普遍性的特殊化”和“特殊性的普遍化”的双向互动 (347) ；贝克（U.Beck）认为这是思维的悖论即自反性（reflexivity） (348) ；吉登斯（A.Giddens）认为这是现代性的后果，即赋予对象与自己原来的理论、概念、论述以完全相反的性质 (349) 。尽管这些西方学者各自的出发点不尽相同，但都力求揭示全球性现代化过程中的这一思想文化矛盾的特质。

全球性现代化运动是起源于西方的，它本身就是一个“特殊性的普遍化”过程，按照罗伯森的理解，这一趋向意味着随着全球性现代化运动引发的社会差异的扩大，特定群体为特定目的提出的主张具有合法性，如女权主义、民族主义等；意味着具有特定意义的实践活动日益具有世界意义或影响，如“麦当劳化”等。同样，当全球性现代化成为“全球性”时，也同时意味着“普遍性的特殊化”，如转向从男女差异方面寻求男女平等，标准化与当地经验结合等。正是由于这两种趋向的统一，决定在全球性现代化运动中，从思想文化发展看，就既不可能是同质化的，也不应该是两极或多极“对立”的。按照费孝通1990年在与日本学者的学术交流中所言，应该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350) 。当然，费孝通所说的只是一种理想的应然状态，要达于实然，则还需要各民族作出艰苦的努力。

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为因应全球性现代化进程，中国少数民族被卷入了全球性现代化运动进程中。随着现代化因素的增长，不仅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活力得到释放，转化成民族地区社会变迁和思想发展的动因，而且随着国家的军事斗争及军事现代化进程，随着作为现代市民社会基础的工商业生产力的发展及传统农业的进一步积累，新式教育等得以在民族地区推广，从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产生了中国少数民族的近现代知识分子，生成了各民族的近现代意识，于是在20世纪，各民族知识分子得以前赴后继地探索着救国救民的真理，不断地接受和阐释体现着时代精神、民族形式和个人风格的新哲学，形成了20世纪的各民族思想英雄。他们的思考并不是传统思想的简单再现，而是体现了各民族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整体的文化形态转换，从而体现了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哲学的现代化两种哲学运动及其相因关系，具有了“普遍性的特殊化”与“特殊性的普遍化”相结合的现代社会特征。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先进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以各种近现代哲学精神为核心，建构各民族20世纪的时代精神，铸造各民族社会变迁的思想灵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笔者并不满足于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功能主义视角，而强调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哲学自身的发展。笔者率先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界提出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现代转型问题，并发表一系列论文加以阐明，其意也正在于此。 (351) 这样，在全球性现代化视野下，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价值即转化为两个内在的关联层面。“一方面，它应当将历史思考与全球化进程联系起来，通过批判和反思使全球化进程参与历史思考，将历史思考转化为该进程的一种文化生产力；另一方面，它同时还应当将历史思考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特殊任务清楚无误地表达出来：即让作为历史固有特性的众多的独特之处出现在该进程中（而不只是起反作用）。” (352) 也就是说，全球性现代化理论要求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与中国哲学研究，与外国哲学研究处于一种创造性的、开放性的关系之中，从而促成一种跨文化的交流和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自身的创造性转化。

当然应该看到，跨文化交流和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创造性转化必须以哲学史研究为基础。一方面，少数民族哲学思维作为少数民族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充分体现着各民族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因而首先应该把握其民族性。另一方面，这并不否认少数民族哲学的一般性，只是由于“各个民族所占的地位，至少是在近代所占的地位，直到今天在我们的历史哲学中都阐述得很不充分，或者更确切些说，还根本没有加以阐述” (353) 。因此，不少学者都对哲学的民族性与普适性加以特别关注 (354) 。结合上述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价值诉求，这种关注的根据至少可从两方面进行，并且可以从否认中国有哲学的黑格尔的思想中获得启示。一是“思维使灵魂首先成为精神。哲学只是对于这种内容、精神和精神的真理的意识，不过是意识到精神在使人异于禽兽并使宗教可能的本质性的形态里” (355) 。二是“我们可以在正确有据的意义下说，哲学的发展应归功于经验”，因为“哲学的发展实归功于经验科学……哲学又能赋予科学以必然性的保证，使此种内容不仅是对于经验中所发现的事实的信念，而且使经验中的事实成为原始的完全自主的思维活动的说明和摹写” (356) 。总之，应依据中国少数民族自身在全球性现代化背景下反思历史、经历现实，并通过“经验”面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