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价值性的坚守

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的意义何在？这是开展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遇到的一个核心问题之一。可以说，“开展这项研究工作有没有意义” (50) ，已成为各少数民族哲学研究必须回答的问题。在蒙古族哲学研究中，甚至还出现了进行这种研究究竟有“多大油水” (51) 、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还研究它干什么等的尖锐问题 (52) ，其他各少数民族哲学研究也或多或少地遇到过同类问题。因此，在研究中，差不多都会回答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意义或价值问题。从严格的科学研究上来说，这里又涉及对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科学性与价值性的双重定义。其科学性是它是否正确地揭示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是事实真理问题；而价值性表达的则是人们的价值追求和价值理想。对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的评价，我们自然应二者兼备，但笔者却认为应更强调其价值层面。

综观目前所进行的意义或价值阐释，大致有六种路向，充分反映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中的观念分化。（1）　阐明各少数民族对本民族哲学思想研究得越好就越有利于丰富中国哲学史的内容，并使中国哲学史名符其实，因为各民族不论大小，都对中国哲学史、对中华民族的认识史作出了贡献 (53) 。因此，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现状即可看出开展少数民族哲学研究可以丰富中国哲学史的内容 (54) ，可填补中国哲学史的空白，使中国哲学史成为各民族共有的哲学史 (55) 。（2）　从学科建设的层面阐明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有利于民族学、哲学史等学科建设，如强调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有利于写出一部全面、完整、系统的中国哲学史，其中包括充实和丰富中国宗教哲学的内容 (56) ；有利于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及其科学性的理解 (57) ，从而有利于自觉地树立科学的世界观 (58) ；能通过丰富哲学史的内容，深化我们对于思想发展普遍规律的认识，从而推进中国哲学史科学的发展 (59) ；有利于确立少数民族哲学、民族学的学科地位及其学术影响 (60) ；等等。（3）　从认识少数民族自身的角度阐明，强调研究少数民族哲学可以认识少数民族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61) ，因为“要了解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我们必须了解它的哲学” (62) 。而且，这种了解既包括对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及对民族自身的了解，也包括对整个中华民族的了解 (63) ，如研究蒙古族哲学史对于理解蒙古族历史具有肯定的意义 (64) ，因为蒙古族哲学思想是认识论史前进的不可代替的基本阶梯 (65) 。（4）　当代文化建设的实践路向，强调有利于实现各民族之间真正事实上的平等 (66) ，如有学者以云南少数民族哲学研究为例说明这一意义 (67) ，强调研究有利于培育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 (68) 等，甚至直指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意义 (69) ，有的用“搭桥”来形象地表明是“架设认识发展道路上的桥梁” (70) 。（5）肯定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强调少数民族哲学和社会思想中包含丰富的合理内容，而且是中国思想史不可缺少的内容 (71) ，如军事辩证法思想、道德哲学思想等方面 (72) 。（6）有学者特别强调了发掘和研究少数民族哲学的国际学术意义 (73) ，还有不少学者强调了理论思维训练的意义等 (74) 。

从理论上说，上述的多种路向，实质上都是功能主义路向，这种路向的问题是容易出现研究谁就“爱”谁的现象，带上一些“感情”的色彩。然而，“历史学者应当‘不哭，不笑，而是理解’” (75) 。对此，萧萐父曾以“历史研究中的感情问题”加以辩证分析 (76) ，并以“历史感情与历史科学”为题加以申论 (77) 。张世保也曾作《全球化审视下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一文，强调发展和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要有宏大的视野；对少数民族哲学的作用要作实事求是的评价；要解决少数民族哲学的“塑造”与相对主义的问题 (78) 。毫无疑问，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作为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作为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最核心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精神力量，在维系民族生成和发展中起着重要思想支柱的作用。它“在国家之中，不仅像那些神祇的对象，也不仅是主观地造成的美的体格，而是一个有生命的、普遍的‘精神’，同时又是个别的个人的自觉的‘精神’” (79) 。就民族本身而言，“一民族真生命之所寄，寄于其根本精神，抛开了自家的根本精神，便断送了自家的前途” (80) 。据此，我们有理由认为，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其价值所在显然不能只从功能主义意义上去认定，而应更进一步从中国少数民族自身发展的本体层面去认定。事实上，对哲学史研究的评价，从而对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评价，目前对其意义的阐明有一个重要局限即在于：无论是从功能主义的角度还是从内容的真理性的角度，都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哲学自身的发展。笔者之所以在《土家族哲学通史》等书中强调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现代转型，一个重要的方面就在于强调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当代发展，而且是多样性发展。笔者也曾就土家族哲学自身发展撰写了一系列论文，一个共同的历史使命即为着阐明哲学史研究对哲学自身发展的意义。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中把哲学史概括为“唯物辩证法的前史” (81) ，即说明了哲学史研究对哲学自身发展的意义。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超出狭隘的实用观点，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并不只是为了实用，而是为了这门科学的本身，为了探索最优良的东西，并不是为了单纯实用的目的。“但从另一方面看来，最优良的东西，也就是最有用的东西。因为实体性的东西，坚定不移的东西，才是特殊目的的负荷者，并可以促进和实现这些特殊目的。人们必不可将特殊目的放在第一位，但是那最优良的东西却能促进特殊目的的实现。” (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