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起源的基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哲学起源的研究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成果，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拓宽了研究的领域与研究思路，诸如宗教史、伦理史、社会思想史、礼制史、观念史等，不一而足。事实上，研究中国哲学的起源，特别是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起源，必须要研究影响其起源的一些基本要素。按照过去的一般分析，即从社会历史条件等方面着手，而这一研究又易于简单化。比如，中国少数民族的分布区域十分广阔，其人口虽然只占全国总人口的8.49%，但民族自治地方的陆地国土面积却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64%，相当于全国2/3的陆地国土；中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资源极为丰富多样，全国大部分耕地、森林、水能、草原、畜牧、矿产资源等都分布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在已确认的55个中国少数民族中，有30多个是跨界民族，民族自治地方占全国135个边境县的79%、占全国2000多千米的陆地边界线的91%，少数民族同胞占全国2100多万边境人口的45%；中国少数民族居住地方也高低悬殊，但又主要集中在高原地带……这样的自然地理环境，当然影响着少数民族的哲学思考，因而少数民族哲学起源中的思维，多集中在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各种资源里。因此，这一特点说明，在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起源时，很难用抽象的地理环境观念来加以说明。在一些地方，针对一些民族，甚至会陷入地理环境决定论。不过，其实，在中国哲学史上，齐国之于阴阳家、鲁卫之于儒家、宋国之于墨家、秦国之于杨朱、楚蔡之于道家，等等，在西方哲学史上，古希腊伊奥尼亚之于米利都学派、爱利亚之于爱利亚学派、克罗顿之于毕达哥拉斯学派，显然都有其地理环境的影响因素。

考察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起源还必须关注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这个过程自然有其客观性，人们的认识当然不能超越其时代。在历史上，各少数民族并没有完全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经典作家所认为的历史发展全程，虽然有少部分少数民族大体都经历过这些历史过程，但并不充分；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都没有走完或经历这些历史发展阶段，并且各民族内部还因居住地域、环境等关系而存在着处于几种不同社会形态的族群。中国的许多少数民族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向奴隶制社会过渡阶段，或存在着浓厚的原始公社制的残余，有的又保留着较为典型的奴隶制或存在着封建农奴制……这些状况不仅影响着中国少数民族自身的发展，而且也影响着人们对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认识。前者反映出中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与中域地区的发展差距，至今，有的研究还表明，在经济水平上，各民族之间经济收入差距巨大，主要体现在汉族同胞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远高于少数民族同胞，东部发达地区各民族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远高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在文化水平上，各民族人均受教育程度天差地别，高等教育在学人数、毛入学率、本专科在校生规模、研究生发展等，都存在较大差距；在民族心理水平上，部分民族已经跟上了全球性现代化的步伐，思想意识极端超前，而不少少数民族同胞却没有机会接触电脑、乘坐飞机，没听过“高铁”为何物，他们的认知、情感、行为还一直停留在封闭的村寨文化之中，承续着古老的传统……

后者影响着人们对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认识，以至于长期不承认中国少数民族有自己的哲学。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研究者也特别关注少数民族哲学产生的条件，认为各民族能够形成哲学的基本条件是已进入阶级社会、有了体力和脑力劳动的分工、有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及一定发展程度的科学文化知识，等等。这一思想直到20世纪90年代，仍然被学界坚持。如有的学者分析蒙古族有没有哲学思想问题时即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哲学思想产生条件的分析，基本内容与上述略同。不过，仔细分析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中，有不少民族的哲学思想萌芽产生得早、形成晚且发展缓慢，其本质上即是由于各该民族长期处在较低的历史发展阶段、生产力低下、经济不发达等原因所致。因此，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中发现，除了少数的民族外，大多数都没有形成自己多样而独特的成熟、完备、系统的哲学思想体系。当然，这并不否认，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中，也产生了自己的哲学家、思想家，他们都已形成了自己较为完备的哲学思想体系，有的甚至与同时代的汉族哲学家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上，如鸠摩罗什、李贽、法拉比、优素甫·哈斯·哈吉甫、保巴、李元阳、高奣映、玄烨、王岱舆……因此不得不承认，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从整体上说，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发展程度在国内与汉族相比要落后一些，在世界上与其他一些古老而发达的民族相比也有一定的距离，但从整个世界来说，其地位是不低的。在全球性现代化出现以前的古代社会，中国少数民族中已有一些民族超越了哲学思想萌芽（即原始哲学）的阶段而产生了自己的哲学，有的民族哲学的理论思维水平还较高，与中世纪西欧、古代印度等相比并不逊色，甚至在中国哲学内部也极具特色和魅力。

如果要对产生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基础作深入研究，以下几个方面是值得重视的，这些方面甚至就是影响哲学思维萌芽的要素。

一是对“知识”的强调，这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核心。有了知识，人们就能充分利用自然、利用社会为自己服务。如：彝族古歌《天地论》中即强调“美好的知识，传入天地间。天地传知识，知识愈美好”；强调“大地知识大，大地知识美。大地产知识，知识壮大地。红雁落大地，心与灵最美。心灵成知识，心灵是一对。心灵知识来，知识如鲜花，鲜花遍地开。遍地开鲜花，美呀美大地，繁荣是知识”。其他，如：维吾尔族认为“知识极为高尚，理智极为珍贵”，“学会了知识，事业才会昌盛” (12) “没有知识将一无所得”，“任何财宝都比不上知识的宝藏”，“思考而后说话语言精辟” (13) ；蒙古族认为“多思考会成功”，要懂得“经济和生产的深刻道理” (14) ；彝族认为“世间谁最大？世间知识大，君是第二名，臣只算第三”，“人类管天地，完全靠知识。世上无知识，万物没有用” (15) 。因此，“要学习知识”“追求知识” (16) “寻求知识” (17) 。彝族史诗《居次勒俄》 (18) 肯定祭司知识多；纳西族《创世纪》强调“屋前住着斯，去向斯请教”，斯即是有知识的人；壮族《布洛陀》中的神“布洛陀”本身即具有知识的意义；佤族《司岗里传说》则强调智慧、思维能力、创造性等。其实，中国少数民族的神话、史诗、传说、故事、寓言、格言、谚语等，都是作为百科全书而得以存在的。比如，史诗作为人类“由野蛮转入文明所带过来的主要遗产”，在苗族那里有极充分的表现——已公开整理出版的即有《苗族古歌》《苗族史诗》《苗族古老话》《西部苗族古歌》，等等，这些史诗对于诸如宇宙的初始、万物及人类的起源、天人关系等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均作出了自己的回答，充满了先民的智慧和哲学之光。其他各民族也都有自己的这方面的百科全书。其实，图腾崇拜、自然崇拜，本身即被人类学家称为原始的“自然哲学”，甚至也可以称为原始的“自然科学”，因而本身即是原始人的一种知识系统，例如，“图腾制实际上只是一般分类问题的一种特殊情况，是在进行社会分类时往往赋予特定项目的作用的一个例子。” (19)  据此可以认为，这种对生物和自然现象加以分类组合的原始人类的智力在本质上与现代文明人的思维并无区别，因而也可称之为一种“自然哲学”。“土著人的分类法不仅是有条有理的，而且还以精心建立的理论知识为根据。从一种形式的观点来看，有时它们满可以与动植物学中尚在运用的分类法相比。” (20)

二是对“信仰”的坚定，这是处理人的自我身心关系的核心。有了信仰，人们就能克服各种困难，最终战胜敌人。虽然中国少数民族居住的区域现在被描写得诗情画意：白云朵朵的莽莽草原、云雾缭绕的高原群山、景色秀丽的山川河谷、湖光水色的鱼米之乡……这些环境在古代，特别是在文明时代到来之前，作为哲学思想萌芽的土壤、环境，却由于绝大多数少数民族生产力发展迟缓，经济落后，科学知识缺乏，人们“还没有获得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 (21) ，因而需要有建筑在万物有灵论观念上的信仰，“在想象里并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 (22) 。以至于每一件新工具的发明创造，每一次征服自然的胜利，都是“神的力量”与人的力量的进步。人类征服自然斗争的不断胜利，唤起了他们的安全感、自豪心和对新胜利的希望，并且激发他们去创作英雄史诗。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英雄希林嘎拉珠》《阿拉坦嘎鲁》，希腊的史诗《伊利亚特》等都可以从坚定的信仰上去进行研究。

三是对生态环境的亲爱。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起源从总体上说是生态友好型的。几乎在所有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起源的文献中，我们都能看到的是人与自然的对话，不仅动物、植物可以与人对话，就是天神、地神、精灵、鬼怪等都可以与人对话，显示出一种可爱的和谐世界。从哲学思维发展的层面说，图腾崇拜、自然崇拜、原始宗教等，提供的都是一种对生态环境的喜爱。这种思维直接促成了中国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良好生态之思，并得以与中域文化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相契合，成为中国各少数民族接受中域文化的思想基础之一。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十分丰富，在此只略加提出，以表明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起源时代的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