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的哲学概述

蒙古族哲学的萌生和形成约在匈奴王朝时代，从一些神话、传说、史诗中可见出其“善神恶神”划分反映出的社会观，“日月起源”“人类起源”“天神造人”起源论反映出的本体论、认识论萌芽，如其中强调自然起源的基本过程是混沌→明暗（清浊） →天地→万物→人；或者说天地山水→云雨→万物（树木）→生灵。其人类起源神话则强调泥土造就生命实体、“甘露”赋予人以活的生命，实际上具有了较强的哲学意识。

在哲学思想的形成期，蒙古族哲学形成了一些概念性认识，其标志性成果“命”和“理”等概念形成于蒙古族第一部文献史料《蒙古秘史》中。大约从8世纪初至13世纪中叶的五百多年间，蒙古族哲学反映和概括蒙古族的崛起与统一，形成了“腾格里（天）”观念、“汗权”观念、一统之制的“国家”观念等，出现了阿兰豁阿、孛端察尔、海都、成吉思汗等具有哲学思想的代表人物。其中在10世纪前以天命论和“以德配天”思想为核心观念，10世纪后“以德配天”则成为基本哲学观念，成吉思汗对速别额台说：“如果我们忠诚，上天会加佑保护的。”这一思想的重要意义在于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让人们知道在当时崛起与统一过程中，“没有思考余暇，只有尽力行事；没有逃避地方，只有冲锋打仗；没有平安幸福，只有相互杀伐”。

“以德配天”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即在忽必烈时代形成了“至诚应天”的思想，更进一步地承认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应天者惟以至诚，拯民者莫如实惠”。这里把“应天”“拯民”与“至诚”“实惠”作为对应范畴，把天和民联系在一起思考，把“德”改为“诚”，“虽在征伐之间，每存仁爱之念，博施济众，实可谓天下主。天道助顺，人莫与能。”为此，忽必烈还专门组织编写了“以佛治心，以儒治国”的《十善福经白史》。

16世纪末以后，蒙古族历史上发生了重要转折，知识、智慧问题更加突出，哲学思考的问题即是后金的兴起与蒙古帝国的命运，于是产生了萨囊彻辰的“聪慧居首”思想。萨囊彻辰承认世间事物的运动变化，承认事物的繁盛衰败、月的缺圆、日出日落转化等，强调人们应采取“致富过渡莫需骄傲，如若衰败即无颓废”的态度，因此人们应以“增多智慧”的方式来应对势变。

随着《甘珠尔》《丹珠尔》《般若波罗密多经》《金刚经》《金光明经》《俱舍论》《释量论》等的翻译、研究，佛教哲学传入并逐渐成为蒙古族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相应地形成了对佛教的批判思潮，其中尹湛纳希具有初始意义。他说：“实在说来，有空二词虽是相异，然而含义却是一致的，因为有了有，才产生空这个词；有了空这个词，才造出了有这个词……人活着的时候便是有，倘若死了便是空；物成则有，物毁则空。”“有空本一体，而释儒二家相互争夺，这有何益处？”为此，尹湛纳希阐明了“气源论”：“宇宙，从天地日月到万物都是由阴阳二气形成，由五行之理结合而产生，由此形成世间万物……世界之万物无一没有规律。”

此后，蒙古族哲学即转入近现代形态，开启了近现代哲学转型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