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近现代转型的特殊性

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近现代转型的特殊性是与近现代中国哲学的总体状况直接相关的。而中国近现代哲学的总体情形，按照“早期启蒙说”的分析，中国在走向近现代的过程中，经济发展缓慢而落后，宗法关系的历史沉淀使封建统治势力既腐朽而又强大，封建制度母体内资本主义因素发展不足，使近代社会长期处于难产之中。因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课题，无论是政治的还是哲学的，都不可能由资产阶级去独立完成 (8) 。这样，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特殊性，导致了中国近现代哲学的一些固有特点，诸如中国近代哲学发展不足，中国近现代哲学的初始阶段转化迅速，中国近现代哲学的总体问题指向是“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大问题等。与此相关，在中国哲学文化体系中，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又有其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既可以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视域来观察，又可以中国哲学或西方哲学的视域来观察。我们发现，在哲学转型方面，中国少数民族的近现代哲学有诸多独特性，并构成中国近现代哲学的特殊风景。

首先，从近现代哲学形态的成熟性来看，从西方哲学到中国哲学，再到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其近现代哲学形态的呈现越来越不清晰。在西方，由于经过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等的推动，在全球性现代化运动促进下，近现代社会有明确的界限，从而其相应的精神分泌物也具有明确的界限，具有近代哲学、现代哲学的明显代差，甚至不同世纪的时代特征也十分明显，故美国新美利坚世界文库出版社出版的《导师哲学家丛书》将中世纪以来的各个时代的哲学界定为：“信仰的时代”（中世纪哲学）、“冒险的时代”（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理性的时代”（17世纪哲学）、“启蒙的时代”（18世纪哲学）、“思想体系的时代”（19世纪哲学）、“分析的时代”（20世纪哲学）。相比而言，中国哲学的发展，其近现代形态的划分就很不清晰，虽然可以进行近代哲学与现代哲学的划分，如现在通用的各种版本的《中国哲学史》，都有“近代哲学”部分，并有专门的《中国现代哲学史》论著。但是，学界又基本认同，中国近代哲学是发展不足的，其原因在于中国近代社会的畸形，中国资产阶级的晚生早熟，不足以担当起反帝反封建的历史重任，结果是中国无产阶级不得不一身而兼数任，肩负起替代应由资产阶级完成的哲学创造任务的使命。但若以此尺度分析中国少数民族近现代哲学，则可发现：整个中国少数民族的近现代哲学都是难以分开的，甚至可以说没有所谓的近代哲学形态，而直接跳跃了哲学发展的特定阶段，进行现代哲学的创造。虽然在蒙古族、白族、满族、回族、土家族、壮族等各民族哲学中，有了不少近代哲学“启蒙”思想，但若说是一个民族的近代哲学形态似还不充分。其原因在于中国各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的严重不平衡，又被全球性现代化运动推动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因而没有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各“民族”近现代发展阶段。也正是这一时期，当中国哲学开始近代哲学创造时，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虽然有一些新因素，但总体上还不足以形成全新的近代哲学形态，因而不具有一种完整的近代哲学形态的意义。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出现了一批具有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从而开启了适应现代社会的哲学探索，他们参加维新变法、倡导武装革命，及至参加五四运动，建立革命组织，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等，都可认为是现代哲学的创造。当然，即使到今天，也很难说有了完全意义上的中国少数民族现代哲学，但不容否认的是，毕竟有了中国少数民族现代哲学的自觉，有些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甚至建立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但是能否将其哲学认为是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可以进行更进一步的讨论，如明代哲学家李贽（具有近现代因素）、现代哲学家艾思奇等。

其次，中国少数民族近现代哲学与中国少数民族的总体民族认同紧密相连。改土归流后，中国少数民族之民族认同的总体取向是认同中华民族，而中华民族又以“国家”的形式出现，“国家”即成了中国少数民族之民族认同的基本符号，因而中国少数民族近现代哲学的最初动力就是围绕“国家”展开的。无论是近现代反侵略战争中的保家卫国的行动，还是近现代革命斗争中的目的诉求，我们都可从各民族的口承文献及文人学者的诗文中看到中西关系与民族国家的论说。中国少数民族现代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后，其最初的思想主题也可用“救国保种”来概括，无论是太平天国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还是群众反帝反封建的各种斗争，都有一个带有共识的口号——复兴中华民族，并围绕这一目标来进行哲学思考，如土家族温朝钟倡导民主、科学，欲收“北美十三州同时独立之效”；朱和中主张“开通士子知识”与“更换新军头脑”等，这些都可看成该方面的代表。到五四运动以后，中华民族认同更有了理性科学的思考，中国少数民族先进分子围绕“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进行哲学探索，对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等多种救国思潮的选择与实践，产生了一大批实业家、教育家、科学家；对工读主义的信仰与选择、阐述，造就了大批有为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选择与阐释，不仅造就了一批思想家，而且也产生了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所有这些方面，构成了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建构与民族认同的内在关系。

最后，中国少数民族的近现代哲学与20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有大体一致的演绎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说，20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并没有自身严格的学术分期，而与社会发展阶段的分期有紧密的依存性，早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各种思潮，主要围绕革命与改良进行，其总体价值取向当然是社会要变，但变的方法不同，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之后，三股势力都同时诉诸革命手段，开起了中国社会革命的新时代，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在这一时期同样顺应了这一时代潮流，坚持与发展“三民主义”，形成了温朝钟、朱和中、席正铭等革命者的社会哲学思想。五四运动前后，西方各种思潮的大批传入，“启蒙”与“救亡”的严肃课题，使大批中国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探讨救国救民的哲学之路，先后形成了教育救国思潮、科学救国思潮、实业救国思潮，逐渐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大批中国少数民族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宣传家成长起来，邓恩铭、向警予、赵世炎、韦拔群、艾思奇等是其代表，他们的思想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紧密相连，与同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相一致，其中包含了对前期的哲学批判，如赵世炎对辛亥革命时期哲学的批判、向警予等对五四运动的反思。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更加突出，文化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思潮得以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哲学的指导思想，一批中国少数民族学者根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对涉及各民族自身发展的问题、涉及中华民族整体发展的问题等都进行了深入研究。因此，“与时俱进”同时也是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与20世纪中国哲学关系的写照，甚至还有一定的超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