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民族哲学的形成过程
中国各少数民族哲学的形成时期各不相同，各有特色。这里应强调的是，中国各少数民族哲学所经历的萌芽、形成、发展等各个时期，虽然在总体上可以作出明确的划分，但在本节的论述过程中，我们把形成与发展作一个统一体论述。
（一） 壮族哲学思想的历史进程
早在旧石器时代，现今壮族聚居地区的土地上就已有人类生息。目前在壮族聚居地区发现的古人类即有：“柳江人”“甘前人”“麒麟山人”“荔浦人”“干淹人”“九楞山人”“白莲洞人”“都乐人”“宝积岩人”“定模洞人”“灵山人”，等等。其中，1973年于广西桂林市甑皮岩洞穴内发现的“桂林甑皮岩人”，距今一万年前，属新石器时代时期的南方蒙古人种，其体质形态承继“柳江人”，与现代壮族人有着较明显的相似特征，反映出壮族聚居地区壮族人的历史连续性。到了新石器时代，距今7000—6000年前的顶蛳山文化遗址、距今4900—4700年的石峡文化遗址、距今4000年左右的钦州独料遗址等，都具有自己的文化独特性，尤其是石峡文化遗址与史传的苍梧古国的活动、地域时间相符。《尚书·尧典》《史记·五帝本纪》《礼记·檀弓下》等古代文献也都记载有苍梧古国之迹。夏商周三代，壮族聚居地区存在着大批“方国”，《逸周书·王会解》中记载有“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然而其零星的史料，无法承载我们的哲学研究。据考古发现，广西武鸣县元龙坡、安等秧坡古墓群遗址提供的信息，以及流传的史料反映的在兼并战争中逐步强大的西瓯、骆越、句町等方国，使我们对春秋战国时代壮族先民地区在这一时段的文化发展有了一定的了解。从青铜文明的发展来看，约在秦朝统一以前，壮族聚居地区社会已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向奴隶制社会过渡阶段，壮族哲学的形成应在这一时期。以后壮族聚居地区经历了秦统一后的郡县制，唐、宋时代在壮族聚居地区实行“羁縻制度”，元、明推行的土司（土官）制度，明中叶后始实行“改土归流”等。可以说，壮族聚居地区及壮族经历了比较完整的历史进程，其传统哲学也有较为成熟的发展形式。其哲学研究情形，我们已在前面论及，这里仅就其哲学形成发展的简要历程略加介绍。
在壮族哲学的萌芽时期，原始宗教的观念，如自然神崇拜、鬼神观念、灵魂观念等，普遍存在，并得到长时期的延续。同样，壮族也存在图腾崇拜观念，其花图腾崇拜观念把花作为图腾加以崇拜，显示出壮族先民独特的生命体验。其他还有蛙图腾崇拜观念、鸟图腾崇拜观念等。其中较能反映萌芽期壮族哲学的文献是《壮族麽经布洛陀》，简称《麽经布洛陀》 (30) ，学界对此的研究已较深入，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其“三界”说的宇宙观，这基本上是中国少数民族原始哲学的共同思想，但其具体结构又有所不同；同时，其主张进化的历史观及带有系统整体思考的思维方式，也较有特色。到了秦汉时期，壮族哲学思想业已形成，标志是中域文化大规模的传入，并形成了佛、道、儒兼容而杂以壮族传统思想文化的思想格局。隋唐时期的壮族哲学思想在《大宅颂》《智城碑》等碑文中有所体现，其“文武全备”“人皆礼义”“耕农尽力”思想，可以看成是一种社会哲学。而广泛使用的“阴阳”“元气”“无边”“无极”等思维范畴说明中域哲学已与壮族哲学实现了有机结合。到了宋明时期，壮族已出现了自己的哲学英雄，如李璧、瓦氏夫人等。到明末清初，《传扬歌》 (31) 已把壮族哲学的基本特征彰显出来。此后的哲学英雄及其作品包括：刘定逌的《三难通解训言述》，张鹏展的《峤西诗抄》《女范》《离骚经注》《谷贻堂全集》《读鉴绎义》《兰音山房诗草》《正人心疏》《宾州志》等，蓝景章的《地理辩序》，韦天宝的《士先器识论》、《存悔堂遗集》（共6卷，现仅存1—3卷）、《今是山房吟余琐记》等，郑献甫的《四书翼注》、《愚一录》、《补学轩诗集》（16卷）、《补学轩散骈体文集》（12卷）、《补学轩文集外编》（4卷）、《象州志》等，以及黄焕中（1832—1912）、黄诚沅（1863—？）和民主革命时期壮族群众领袖韦拔群等。这些人物与作品反映出壮族哲学发展的整体线索。
（二） 回族哲学思想形成的特殊性
回族，是回回民族的简称，是中国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多、分布最广、经济文化较发达的一个民族，在一定程度上说，是最类似于汉族居住状况的中国少数民族。回族在中国形成，虽然可远溯至7世纪中叶，但真正形成一个民族则是在元代以后，明代则是其形成的关键时期，明末清初其获得了明显的发展。
回族在中国形成的特殊性在于，回族的先民一进入中域地区就是在较高的文化形态上，而且与中域文化交融，因而其哲学的形成与发展很难说有一个原始哲学的发展阶段。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角度说，回族形成于中国封建社会中晚期，其哲学思想也就直接适应了这一时代；由于回族人民的基础文化受伊斯兰教影响较大，因而其哲学形成又具有了儒伊合璧的特征。一般认为，回族哲学思想在元代已开其端，明代则成其流，清代则总其成，近现代则大转型。不同时代的代表人物包括：赛典赤·瞻思丁（1211—1279） (32) 、瞻思（1277—？）、萨都剌（1272—？）、马哈麻、扎马鲁丁、郑和、李贽、海瑞（1514—1587）、丁鹤年、胡登洲、王岱舆、刘智、马注、马德新，等等。从总体上看，回族哲学以崇拜真主独一，永恒、万能的安拉为基本精神，并运用天文学、数学、医学等多方面的知识进行自然哲学的论证，运用中国传统哲学文化进行诠释；以认主、奉主为哲学思辨的基本目标，且儒伊结合，把中国传统哲学的“格物致知”统一于认主哲学中，并将儒家人性论思想与伊斯兰教的道德学说结合起来。因此，回族哲学无论是在中国哲学发展的类型方面，还是在中国哲学发展的内容方面，都有其独特贡献，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与哲学思想发展的高度一致性。
（三） 满族哲学思想的形成
满族形成期的哲学首先表现为在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宗教——萨满教，并贯穿于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祭祀、喜庆、治病、丧葬等活动中，且一直延续到清代，仍在民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发生广泛的影响。在渤海国时期，根据由散见史料编写出的《渤海国志》《渤海国志长编》等记载，满族哲学思想已有了一定的抽象思维资料。这一时期的重要哲学思想成果是在统治者中间形成了崇尚中域儒家文化的风气，并逐步由上至下地传播到各个阶层，如渤海的政治机构依唐制设有六部，取名为忠、仁、义、礼、智、信；王公贵族多取名元义、言义、明忠、仁秀、贞惠、贞孝、义信、诚庆、诚慎、昭顺、禹谟、谒德、高仁、文德、文信、孝慎、居正、成规，等等，即可证明。其间，还传入了佛教文化，渤海国并曾派王子到长安，请求入佛寺礼拜，当然萨满教仍然居于主导地位并成为形成期满族哲学的底色。
金朝时期是满族哲学思想形成期的重要时段。这一时期儒、释、道等思想在满族先民中继续传播，其中儒家思想可能是他们从政的指导思想，因而对儒家典籍极为重视，像“太宗入乘汴州，取经济图书” (33) 即可证明。不过这一时期的佛教、道教也得到了广泛传播，“浮图之教，虽贵戚望族，多舍男女为僧尼” (34) ；“金国崇重道教与释教同，自奄有中州之后，燕南燕北皆有之。” (35) 因此，萨满教已逐渐降到次要的地位。
金朝时期，满族哲学的重要成果是出现了一批具有哲学思想意识的学者，如完颜亶、完颜亮、完颜雍、完颜璟。作为金朝的第三代皇帝金熙宗，完颜亶 （1119—1148）不仅在当政期间提倡儒学，“贯综经业，喜文辞……” (36) ，认为“孔子虽无位，其道可尊，使万世景仰”。因而强调“大凡为善，不可不勉。自是颇读《尚书》《论语》及五代史诸书，或以夜继焉”。为此，他主张并实行“可则循，否则革”的原则，强调“唯兹故土之风，颇尚先民之质，性成于习，遽易为难，政有所因，姑宜仍旧，渐祈胥宫，翕致大同” (37) ，显示了一定的进步历史意识。完颜亮（1122—1161），即海陵王以弑君夺得王位，虽然表现出对“天”的蔑视，但却认同了儒家“天命无常，唯德是辅”的思想，因而特别重视“德”：“国家吉凶，在德不在地，使桀纣居之，虽卜善地何益；使尧舜居之，何用卜为。” (38) 从宗教信仰上看，完颜亮虽然崇佛，但却只是以其为思想工具，也与儒家对鬼神的态度一致。所以在未取得统治地位时他“赐诸寺僧绢五百匹，彩五十段，银五百两” (39) ，可为了他的统治利益，他却毁寺兴农，“命会宁府毁旧宫殿，诸大族宅第及储庆寺，仍夷其址而耕种之” (40) 。也就是说，他并不信佛，而是强调信佛“以希福利，皆妄也”，至于老妇“迫于死期，多归信之”等则是可以理解的。相比而言，金世宗完颜雍（1123—1189），主张读书“必须行之”的“任实”思想，更显示出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完颜雍特别强调“人治”，主张“知在能行”，反对知与行脱节，“经籍之兴其来久矣，垂教后世，无不尽善。今之学者，既能诵文，必须行之，然知而不能行者，多矣。苟不能行，诵之何益”。 (41) 为此，他特别强调了“知”得“任实”去伪：“事当任实，一事有伪则丧百真，故凡事莫如真实也。” (42) 为此，他强调自己虽然是天子，但也有认识的局限性，需要大家提醒，“朕居深宫，岂能悉知外事，卿等尤当注意”。 (43) “凡已经奏断，事有未当，卿等勿谓己行，不为奏闻改正。朕以万几之繁，岂无一失，卿等但言之，朕当更改，必无吝也” (44) 。据此，他充分肯定了老百姓的意见，“百姓上书陈时政，其言犹有所补，卿等位居机要，略无献策，可乎？” (45) 由于有了这种求实态度，因而他认为信佛、道神学，不只无益，还有害民生，“闻愚民祈福，多建佛寺，虽已条禁，尚多犯者，宜申约束，无令徒费财用”。 (46) 相比之下，金章宗完颜璟（1168—1208），由于系统地接受了儒家思想的教育，因而重孝义贬佛道。他曾下“诏购求崇文总目内所阙书籍”，继“置弘文院，译写经书” (47) ，并令臣下学习儒家经典，“诏亲军三十五以下令习《孝经》《论语》” (48) 。甚至以孝义二字作为择人任官的标准，“孝义之人素行已备，稍可用即当用之，后虽有希觊作伪者，然伪为孝义，犹不失为善。可检勘前后所申孝义之人，如有可用者，可具以闻” (49) 。据此，他驳斥并限制佛教、道教的流行，“尚书省奏：言事者谓释道之流不拜父母亲属，败坏风俗，莫此为甚。礼官言唐开元三年敕云：‘闻道士、女冠、僧尼不拜二亲，是为子而忘其生，徼亲而绚于末。自今以后并听拜父母，其有丧纪轻重及尊属礼数，一准常仪。’臣等以为宜依典故行之。制可” (50) 。
元明时期是满族哲学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其中元朝女真人的哲学思想有的因为南迁与汉人共同生活而逐渐接受了汉族文化，其哲学思想的发展同中域传统哲学渐趋于一致；或迁入内蒙古地区而与蒙古族相近，思想文化的发展几与蒙古族同步；或留居于“白山黑水”的而略显滞后。其中的赵良弼、夹谷之奇等人的思想较有特色。到了明朝中后期，满族哲学思想有了一定的发展，努尔哈赤、皇太极等人形成了自己较有特色的哲学思想，如“天佑”有德者为王思想：“为恶者天谴之，其国衰败；为善者天佑之，其国炽昌。总之，主宰在天……” (51) “自古天下，非一姓所常有，天运循环，几人帝，几人王，有未成而中废者，有既成而复败者。岂有帝之裔常为帝，王之裔常为王者哉。独不见辽金元亦曾君临天下，后复转而属之明。可见皇天无亲，善则培之，否则倾之，乃不易之理也。” (52) 为此，他们特别强调“皇天无亲，善则培之，恶则倾之”的思想：“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唯有德者能居之，亦唯有德者可称为天子。今朕蒙天佑为国主，岂敢遂为天之子，为天所亲乎。倘不行善道，不体天心，天厌朕躬，更择有德之人，君主是国。” (53) “皇天无亲，有德者受命，无德者废弃。” (54) 又如他们提出了“兵民是赖”思想：“天运循环，但易其君，不易其民。若天意所与者，即其民也。” (55) “从古以来，国君与贝勒未有以衣食竭尽而败亡者，唯所行纵恣至于败亡耳……凡人溺于非僻不自省改，犹大厦将倾而坐中悬，岩欲崩而立其下也。而贝勒诸臣若骄恣不逊，则自丧其德；过失不改，则自辱其身。凌侍从，虐仆隶，则禄不保。” (56) 从文化信仰上，他们都重儒学而贬佛道：“人皆称仙佛之善，然仙佛虽善，而居心不善者不能为也。必勤修善行，始能与之相合。人君奉天理国，修明政教，克宽克仁，举世享太平之福，则一人有道，万国数宁，胜于仙佛矣。” (57)
到了清朝前期，满族哲学思想已进入体系化阶段，如：玄烨的理本体论和“真理学”、阿克敦的太极阴阳五行说、永增的哲学思想、昇寅的反鬼神迷信思想，等等，使满族哲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具体内容我们将在后面加以论述。
（四） 苗族哲学思想的形成
秦汉以后，苗族先民逐渐进入阶级社会。形成期的苗族哲学，既有苗族知识分子，如杨岳斌（1822—1890）、满朝荐（1561—1629）、吴鹤（约略晚于王阳明）、龙绍纳（1793—1873）、龙凤翔（1862—1945）等的思想贡献，又有苗族民间的哲学思考。就民间而论，在苗族哲学中保持了大量的鬼神观念，崇信筮卜迷信，甚至直接受到了汉族有神论思想的影响。当然也存在怀疑鬼神的无神论意识，比如怀疑和否定筮卜迷信及灵魂说、转生说等。
议榔词和理词是苗族哲学思想的重要表现形式，其中隐含着许多社会哲学思想。“议榔”或称“构榔”“埋岩会议”“合款”“里社会议”等，是苗族聚居地区维持正常的生产、生活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议榔”上所定的公约叫“榔规”，是大家应遵守的规章法度。因此，它特别强调规范和公约的法制意义，崇尚基本的道德规范，如：要求“烧山遇到风，玩狗雷声响。烧完山岭上的树干，死完谷里的树根。地方不依，寨子不满，金你郎来议榔，罗栋寨来议榔。封河才有鱼，封山才生树。” (58) “穿衣同疋布，做活同一处，地方才繁荣，人口才兴旺”。 (59) “人多力量大，柴多火焰清。踏地如山倒，拍手像雷鸣。天宫能降服，龙王也低头。” (60) “我们团拢才成寨子，团结才成地方。合作做活路，互教砍柴烧。这样地方才好，这样人口才多。” (61) 凡此等等，不一而足。从哲学上讲，议榔词、理词的哲学意义在于其提供了日常生产、生活的方法论原则。如：强调事物的特殊性——“一种鱼是一种鳞，一种鸟是一种毛，一种汤是一种味”；“牛屎各一团，马屎各一堆”；“一桩纠纷是一样古理”。 (62) 强调认识的全面性——“我们只听见一方的申诉，没有听见双方的理由”，就等于“只看见布的一面，没有看见布的两面”，那就“不好”“不正” (63) ，“佳就会干僵，理就会枯萎。” (64) 强调事物的根源——理的探索，“在太古的时候，歌在什么地方？理在什么地方？”“歌在堰边水流里，理在堰边水流里。”“理在夜空月亮的肚脐”，“理是地下的鬼，大家去不到，我们的老人也走不到，” (65) “挖理像拖木条”，“挖理像牵纱”， (66) “抽理好比缫丝，绩理有如绩麻”。 (67) 强调事物的相互联系——
你浑什么？水：蝌蚪跑动我才浑。
你跑什么？蝌蚪：石头滚来我才跑。
你滚什么？石头：野鸡刨土我才跑。
你刨什么？野鸡：我刨板栗填肚皮。
你为什么落？板栗：大风吹来我才落。
你吹什么？风：不吹不了季节，我吹才了季节。
不然冬天老在人间，冷得直抱头。 (68)
关于苗族文人的哲学思想，如满朝荐、龙绍纳等人的哲学思想，我们将作专门讨论，这里不再论述。
（五） 彝族哲学思想的形成
彝族哲学研究的成果具有异常的丰富性。如：冯利略论古代彝族的自然哲学 (69) ，李延良初探彝族哲学著作《宇宙人文论》 (70) ，龙厚华初探《宇宙人文论》哲学思想的源流 (71) ，普同金论《宇宙人文论》的哲学思想 (72) ，田光辉初探彝族著作《宇宙人文论》的哲学思想 (73) ，王路平试论古代彝族的八卦哲学 (74) 、探析古代彝族宇宙生成论 (75) ，冯利、覃光广论八卦哲学与彝族 (76) ，王路平、傅责中试论古代彝族宇宙论的产生和形成 (77) ，司亚勤、王路平论古代彝族的宇宙论 (78) ，梁勤星、吉克曲日初探彝族古代哲学思想特点 (79) ，普同金论彝族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死亡观 (80) ，等等。可以说，彝族哲学研究的论文不仅数量多，而且很有深度，其中还包括硕士、博士学位论文。除论文外，还产生了大批学术专著或编著的作品，如：伍雄武、普同金的《彝族哲学思想史》 (81) ，易谋远的《彝族古宇宙论与历法研究》 (82) ，苏克明等著的《凉山彝族哲学与社会思想》 (83) ，以及伍雄武主编的《彝族哲学思想史论集》 (84) ，等等。另外在肖万源、伍雄武、阿不都秀库尔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第十章设有专论，佟德富、宝贵贞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专题研究》中则有部分专题论述。
根据研究，彝族先民约在西汉前后已进入奴隶制社会并延续到唐初，达600多年的时间。其间，魏晋阶段为蜀汉治下的“南中大姓”实际管理，南北朝时期则为爨氏统治300余年。唐初为蒙舍诏 （即南诏）所取代，公元8世纪前后在滇西洱海地区形成了六诏（六个民族集团），“诏”即是当时夷语对王、首领的称谓。“南诏于公元737年建立、902年灭亡，先后存在近二百年（在这约二百年的时间里，南诏始终是奴隶制社会），作为一个存在时间较长的发达的地方政权，对云南地方史和彝白两族发展史有巨大的影响……南诏文化是彝族文化的一个源头，是彝族文化史的一个环节。” (85) 南诏时期，彝族“积极向唐王朝学习先进思想，使儒家重仁德而远鬼神的思想，传统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传入彝族统治阶层，形成了南诏初期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倾向的世界观和较进步的社会政治思想，这种思想突出地表现在《南诏德化碑》之中” (86) 。
彝族约在唐末时期，与滇池地区的白族、汉族一起步入封建社会，其中的《彝族源流》可看成是极具哲学内涵的彝文经典。该书是一部彝族历史文献汇编，汇集了彝族社会从远古开端直到明末清初的文献，全书共收入30余万字彝文文献，内容十分复杂，以封建社会时期的思想内容为主。通观全书内容，学界认为其各个篇章的原作者应是历史上众多的毕摩（布摩），而最后成书的编纂者则可能是明代以后的许多人 (87) 。
在彝族哲学形成期的文献中，《训书》具有重要地位。《训书》出自贵州省大方县彝区。该书“在原《爨文丛刻》本罗文笔为《宇宙源流》所作的序例中称：‘是篇《说文》始于宓阿迭所造’，宓阿迭是彝族先民的部落首领，根据彝族史书的记载，他曾‘教人作斋，以供奉祖先’。推测约为公元前一千多年前的人。自然这一记载的时间太久，可靠程度值得研究。但《宇宙源流》是在彝族内部长期流传的一部著作，则是无可怀疑的”。 (88) “我们从《训书》的内容，如五行说来看，则应是唐宋以后的作品，是水西地区封建领主制时期的重要著作。” (89) 按照书中的内容，学界已从古代彝族的宇宙观、人生观、政治经济生活以及社会伦理道德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
这一时期彝族的哲学文献还包括《宇宙人文论》《西南彝志》等。《西南彝志》原名《哎哺啥额》，意译为《影形及清浊二气》，是一部彝族古代文献的宏大汇编。“根据书中所记载的历史事件推断，全书大约于公元1664—1729年之间编纂完成。但是，书中许多篇章选自远古的彝族文献，许多内容是千百年来水西彝族所积累的思想财富。先存的彝文原本是贵州省大方县陈朝光家所藏的古抄本。” (90) 《宇宙人文论》是以彝族毕摩笃仁、鲁则对话的形式，用彝文写成的一部哲学、天文、历法著作，具体的成书年代亦无从确考，现有罗国义、陈英据1939年抄本整理、翻译，民族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的《宇宙人文论》。“从其内容来看，《宇宙人文论》似乎像是宋以后的作品，大约在明代或宋明之间成书。这时，水西地区已从奴隶制向封建领主制转变了。” (91)
（六） 土家族的哲学的形成
土家族群众基本分布在湘、鄂、渝、黔四省市边界地区（以下简称为土家族聚居地区）。在土家族聚居地区有一条自成系列的文化发展线索，考古学成果可以从新旧石器时代的联系及与现今土家族聚居地区文化传承的关系来证明。土家族先民曾以虎为图腾。根据考证，以虎为图腾的族群可上溯至传说中的伏羲时代，且至迟在黄帝时代已与中原各族有交往。秦统一后，在土家族聚居地区设有巴郡、黔中郡、南郡，汉代改黔中郡为武陵郡。三国时，“武陵蛮”又称为“五溪蛮”。元代至元十二年（1275）以后建立了土司制度，清代雍正五年（1727）至乾隆二十七年（1762），因全面实行“改土归流”，在土家族聚居区结束了长达400余年的土司制度。
从汉文文史的记载看，除对土家族的称谓有一个由“蛮夷”到“熟夷”又到“土民”再到“土家”的变化过程外，更多的是反映土家族独特的文化性格。土家族的文化性格与土家族的生存环境有必然的联系，在总体风貌上表现为一种抗争精神，其对外形象表现为一种开放融合的宽容精神，它每接受一种新的文化因子以后，都经过了一段长时间的消化融汇，借以变成自己的文化传统。
土家族传统哲学的特征与土家族的文化性格紧密相连。在特定的文化建构中，土家族人民追求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正是这种现实环境与理想状态的冲突形成了土家族传统哲学的特殊性，并通过其特定的思维方式和理性工具构成了传统哲学形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说，土家族传统哲学同样经历了由朴素形态向近现代形态逐步转型的过程。在土家族传统哲学形态下，本体论和认识论并不发达，实践活动中的创造性、探索性受到广泛重视，并因此而体现了土家族传统哲学的实践特征；到了元明清时代，社会政治经济问题成了土家族文人及一般民众关注的焦点，因而在文人作品及民间传说故事、民间叙事长诗中都明显关注着与生存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并塑造了相应的人物形象。与上述哲学价值取向相联系，形成了土家族传统哲学的特殊思维方式。具体表现在：关注人类生存是土家族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价值取向，实际上是把“生存”问题上升到哲学本体论的高度。土家族传统哲学思维模式的独特性，包括：历史追寻的叙事模式，人神共营的发展模式，社会和谐共存的生存模式，仁义认同的人格模式，在对人生际遇的认知中坚持寓达于穷的变通模式，等等。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土家族哲学在总体上以趋于中心化为总体特征，并形成坚持自我与开放纳新的两条基本线索。
（七） 侗族哲学思想的形成
侗族的哲学思想研究成果已较为丰富，主要有：向零述略侗族哲学思想 (92) ，杨昌嗣初探侗族古代哲学思想 (93) ，张世珊、杨昌嗣论侗族文化哲学 (94) ，垒珊论侗族哲学思想 (95) ，何龙清初探古代侗族哲学思想 (96) ，侗川探析侗族先民的哲学思想 (97) ，石佳能、廖开顺论侗族神话与侗族先民的哲学观 (98) ，萧川论析侗族创世神话与史诗的哲学思想 (99) ，欣哲浅析侗族神话故事发展的思想渊源及其哲学观 (100) ，杨玉琪初探侗族祖先的社会历史观 (101) ，吴能夫论侗族创世款的进化思想 (102) ，等等。
总体而论，形成期的古代侗族的哲学思想发展非常迟缓，并且主要是通过《款词》、民歌以及文人著述表现出来的。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侗族哲学还显得不是很系统，因而研究成果的“历史”感不强。比如《款词》，学界考证“款”产生的历史下限最晚也应当在7至10世纪，但却一直延续到了清末。“款”是集立法、司法、军事、礼仪、教育为一体的社会组织体系，《款词》主要提出的是一些社会规范，属社会政治哲学，其中的《侗族古规起源的传说及古规十二条》《从前我们起大款》强调的主要是社会生活规范：“古时候，侗族寨上无法可依，无章可循”，因此“合千家为大众，汇小河成大江，大家聚拢来议定条款”，“八万侗乡的人们，邀请了各处侗寨九十九个有威望的‘林劳’（老人）开了个款会，共同商议了款约十二条。” (103) 除《款词》外，在一些民歌和传说中则显示出了丰富的社会伦理思想，如：《懒汉变忙人》《父母歌》《戒懒汉》《懒人做活路》《点勉》《吉妮》《呵罗湖》《长寿塘》《风雨桥的传说》，等等，其中即如此。不过到了明清时代，侗族中出现了有一定哲学思想的文人，如生活于清嘉庆道光年间的吴文彩即有丰富的哲学思想。吴文彩是贵州黎平县人，具体生卒年月不详。作为侗戏之祖，他一生编写了许多歌谣和剧本，其中继承和吸取了创世古歌中的“混沌”演化意识，发展为具有哲学自觉的万物起源思想，例如：“远古时代混混沌沌，直到朦胧初开才分天地。风云雷雨归天，土石人兽归地。” (104) 他吸取汉族的哲学思想，并以诗歌、剧作等方式传播社会进化思想，如在《盘古开天地》中说：“古时没有屋，野果当饭菜，树叶做衣裳，猎物都生吃，不会烧火烫……有位燧人氏，生的吃不惯，钻木来取火，火焰闪闪亮，火种红彤彤，挨村挨户散，从此吃熟食，味道更香甜。伏羲皇帝治婚姻，男婚女嫁结良缘。有巢教人起屋住，鲁班巧手架桥梁。神农皇帝尝百草，驱（祛）除百病保安康。轩辕皇（黄）帝更聪明，造出罗盘指方向。他还叫人造戥称，轻轻重重看斤两。缧祖教人纺纱线，织出布匹做衣裳。炎帝教人做生意，宋帝教人读文章，后稷教人种田地，先撒种子后栽秧。” (105) 应该说，这些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侗族哲学在明清时期的形成与发展水平。
（八） 布依族哲学思想的形成
目前，还没有形成有关布依族的通史性哲学研究成果，但是包括以下文章：伍文义试论布依族《古歌》中的哲学思想 (106) 、邱靖论布依族原始宗教信仰及其哲学思想的产生 (107) 、罗正副以生死哲学与魂归祖地为旨论摩经视域下的布依族思想信仰世界 (108) 、王鸣明浅谈布依族神话和民间故事中的哲学思想 (109) ，等等，这些文章研究了该民族哲学。在肖万源、伍雄武、阿不都秀库尔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第四章设有专论，而佟德富、宝贵贞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专题研究》 (110) 中则有部分专题论述。总体来说，布依族哲学思想的形成时期应是春秋战国时代，其时布依族先民处于奴隶社会时期，是夜郎国的主体民族，其中布依族古代祈祷丰收、防止虫灾的宗教经典——《穆播董》中有关于从原始社会进步到阶级社会的历史记叙，反映了阶级产生、统治形成、个体家庭等内容。布依族的著名史诗《柔番沃番钱》中把“王权”和“神权”联系起来，强调“国王‘兴’啊！在天上，恩德播四方，恩德撒四面”；肯定“王啊，您分下的粮食给我吃。您留下稻种我赎买。我要赎到十一、十二层天里，赎到四面八方的地面，赎来谷子奶样白，赎来田地和种子，赎来豆种和荞麦。”这段材料表明阶级统治观念、至上神观念和天命观念的形成，也表明布依族先民抽象思维水平的提高。《社洛介》（汉译为《鸡卦书》，作占卜用），可以说是布依族的《周易》，其中共有鸡卦130余图，有“介加”“介三”“介荣”“介要”“介肖”等卦名，其卦词涉及天文、农事、疾病、婚嫁、丧葬、交友、战争等内容。例如：“介肖卦”卦词：“敌方攻阵，我方撤退；我方进攻，敌方溃逃；我方追击，抓获敌兵。”“介要卦”卦词：“奴隶整主人，难如上天；主人整奴隶，易如放田水。”“介荣卦”卦词：“不日病好转；交友情谊长久，出行平安，巳、酉、丑诸日得此卦大吉；其他日得此卦凶。”“介加卦”卦词：“多吉。然寅、午、戌日得此卦敬神不吉，出行可能漏财。” (111) 其中的敌我、进退、主奴、吉凶等对应范畴，显示出了较高的理论思维水平。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封建社会是布依族哲学比较混沌的历史时期，似乎直到明清以后，才又可以发现一些哲学文化来反映其哲学发展水平。如一些布依族大姓所制定的《族谱》中表现的忠君与爱民的思想、封建伦理观念，以及《乡规碑》等提出的社会规范一类。相比而言，哲学思想似略显缺乏。不过从总体上看，反映出布依族已基本接受中域文化，到明清时期已完全认同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然而，这一过程走了两千多年。
（九） 白族哲学思想的形成
目前，形成期的白族哲学研究也很深入。例如：龚友德初探白族学者高奣映哲学思想 (112) ，即认为白族学者高奣映的思想同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等人“有相近的地方”，也有自己的特色，“是清初云南唯物主义者的一面旗帜”。龚友德还在《民族工作》1983年第9、10、11期上著文论述了白族哲学、社会思想史，并于1992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专著《白族哲学思想史》 (113) 。此外，杨国才、伍雄武主编有《白族哲学思想史论集》 (114) ，其中收有关于白族哲学思想史的论文17篇，关于形成时期的白族宗教、哲学方面的论文有8篇。其他的论文如李薇论明代白族学者李元阳的心性说 (115) 、李乾夫探析南诏大理国时期白族主要哲学思想及其特点 (116) ，等等。在肖万源、伍雄武、阿不都秀库尔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第12章设有专论，而佟德富、宝贵贞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专题研究》中则有部分专题论述。
白族形成期的哲学应起于两汉，时间可延续至清代。其间，白族经历了滇国、爨氏、南诏、大理国几个地方政权统治及元、明、清等全国性统治时代。
在白族形成期的哲学思想中，作为思想底色的应是白族的本主崇拜及其他宗教信仰。本主崇拜由白族先民的原始宗教信仰逐渐演变而来。“本主”即本地区的主宰神，是掌管本地区居民生死祸福的神灵，能保佑本地区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兴旺。即使后来佛教和道教的逐渐传入，本主崇拜也仍然长期存在于白族群众之中，直到近现代仍然如此。据徐嘉瑞1944年赴大理的调查资料所载：“今大理之七十村中几皆各有本主庙一……有本主庙之神祇，共六十神，其中女神有二十一，男神有三十九。” (117) 可见白族本主崇拜的内容很复杂，有的是自然神灵，如苍山神、水泉女王、龙王、龙母等；有的是为民除害消灾的英雄人物，如周城本主杜朝选；有的是烈女、孝子；还有许多是帝王将相，如唐朝大将李密、明朝大将李定国等。学界的共识是：本主崇拜虽然是白族特有的宗教，但是它又能和白族聚居地区的各种宗教相融合，并由此得以生存和发展。不过应注意的是：许多本主不是令人畏惧的神灵，而是人们所热爱、尊敬的历史人物和祖先，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有益于人民、为人民有过功绩或有高尚道德情操的，由此可见本主信仰的社会基础与理想诉求。更为重要的是，白族的本主并不弃绝和否定现实的社会生活，也不超越和鄙视七情六欲，而恰好诉求的是社会现实理想，吃喝住穿、结婚成家、生儿育女、走亲访友等，因此是十分现实的宗教。
形成时期的白族宗教哲学还包括南诏初期，即8—9世纪开始传入白族聚居地区的佛教和道教，另外还包括南诏、大理时期传入白族聚居地区的儒家、道家思想，像南诏即派子弟前往成都“习孔子之诗书”，大理国时期中原文化更为广泛地传入。具体可从《护法明公德运碑赞》、兴宝寺《德化铭》与《嵇肃灵峰明帝记》等中可见。
元明清时期的白族哲学思想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中一个显著标志是出现了白族的学者哲学，产生了一大批白族的知识分子及学术著作，其中李元阳的《云南通志》、高奣映的《鸡足山志》、王崧的《云南通志》等具有代表性，反映出白族哲学思想在元明清时期有了独立发展的特色。另一个标志是白族哲学与中域哲学思想的联系进一步密切，发展渐趋一致，典型表现即是儒家哲学思想在白族聚居地区居于正统地位，白族知识分子中出现了“理学名儒，项背相望” (118) 的盛况。另外的标志是对儒、佛、道三者的关系作了自觉的思考和认识，信儒释儒，以理抗佛、道，强调修齐治平等成为一种学术风气。因此，元明清时期的白族哲学已达到了较高水平，代表人物有：爱民忧民的杨南金、杨士云，融释儒思想的哲学家李元阳，得理学深旨的哲学家高奣映，主张“先气化后形生”的哲学家王崧，等等。所以，学界认为白族于明清时代的哲学思想已接近或达到同时期汉族哲学思想的水平 (119) 。
（十） 傣族哲学思想的形成
傣族哲学思想已得到了较为充分的研究。目前已出版了伍雄武、韩培根主编的《傣族哲学思想史论集》 (120) 和伍雄武、岩温扁合著的《傣族哲学思想史》 (121) ，在肖万源、伍雄武、阿不都秀库尔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第八章设有专论，此外，佟德富、宝贵贞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专题研究》中也有部分专题论述。
作为哲学形成的社会基础，傣族何时开始进入阶级社会还未形成统一意见。一种意见认为1世纪前后傣族先民建立的掸国已属初期的阶级社会 (122)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直到10世纪前后的庸那迦国和播赏弥国时期，傣族才向阶级社会过渡 (123) ；还有学者根据唐代樊绰的《云南志》中有“茫蛮部落，并是开南杂种也，茫是其君之号，蛮呼茫诏” (124) 之说而推测大约在唐代傣族（或部分傣族）已进入阶级社会。确切的认知是承认1180年建立的景龙金殿国作为傣族进入阶级社会的确凿时间，到14—15世纪时则已进入发达的封建领主制社会。与此相应，傣族哲学形成期的思想基本上属于封建领主制社会的上层建筑，其基本内容体现在傣族的多种多样的文化形式中，其中包括傣族的佛教、丰富多彩的叙事长诗等，当然也有不少傣族的哲学理论著作，如已发现并汉译出版的《咋雷蛇曼蛇勐》（《谈寨神勐神的由来》）和《哇雷麻约甘哈傣》（《论傣族诗歌》） (125) 等。
傣族信仰的佛教是南传上座部佛教，该宗教传入傣族聚居地区后成为傣族全民信仰的宗教并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民族宗教形式，还形成了佛教与政权相结合的政教合一体制。傣族宗教哲学的特点，一是出现了具有傣族文化特点的佛教文献，如佛教即在傣族中长期流传，并且形成了号称84000部之多的傣族佛经，若加上众多的佛教故事、寓言、格言等，则构成一种独特的傣族佛教文化现象。二是形成了傣族佛教的独特标志性思想——“赕”，这是傣语的音译梵语Dana（汉语音译为“檀”“檀那”），其意为布施、贡献。傣族佛教把“赕”推到特别重要的地位，几乎所有的宗教活动都贯穿着赕佛，而群众为了赕佛则竭尽全力，甚至不惜倾家荡产。
叙事长诗不仅是傣族哲学的重要表现形式，而且是傣族哲学思想形成的特殊标志之一。在16—17世纪时，傣族叙事长诗的创作已十分繁荣。380多年前的《哇雷麻约甘哈傣》（《论傣族诗歌》）说“我们的叙事长诗已经确切达到整整五百部了” (126) 。关于《哇雷麻约甘哈傣》（《论傣族诗歌》）一类的傣族长诗，已有不少学者进行了哲学研究。我们将在后面有所论述，在此从略。
根据伍雄武的研究，形成时期的傣族哲学，在思想渊源上，一方面受到内地各兄弟民族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以南传佛教为代表的东南亚文化的影响，特别是自秦汉以降，傣族聚居地区作为祖国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和内地其他省区，以及云南各兄弟民族建立了紧密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因而在哲学精神上具有了相互联系与共同的认知。在哲学内涵上，由于南传佛教始终在傣族的意识形态中占据统治地位，不论哲学思想或伦理道德思想以至文学、医学无不受到佛教思想的渗透和影响，并且形成了傣族佛教思想。不过，傣族的传统哲学思想仍然与佛教哲学并行发展着，如对寨神、勐神的崇拜和信仰，《咋雷蛇曼蛇勐》（《谈寨神勐神的由来》）、《哇雷麻约甘哈傣》（《论傣族诗歌》）等内容就表现了传统哲学思想。在哲学的存在形式上，叙事长诗始终成为傣族哲学最重要的代表。
（十一） 纳西族哲学思想的形成
相比较而言，纳西族哲学得到了较为充分的研究，早在1990年就出版了伍雄武主编的《纳西族哲学思想史论集》 (127) ，1991年又出版了李国文的《东巴文化与纳西族哲学》 (128) ，加上其他著作中所涉及的相关论文，人们对纳西族哲学已能有一个清晰的了解。此外，在肖万源、伍雄武、阿不都秀库尔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第七章设有专论，佟德富、宝贵贞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专题研究》中也有部分专题论述。不过，由于纳西族社会的总体发展状况较封闭而相对滞后，纳西族哲学形成期的基本线索并不是很清晰，甚至可以说还处于较初始阶段。
纳西族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约在3世纪以后开始过渡到阶级社会，但直到9世纪末，纳西族社会的总体发展水平都不是很高。10世纪至16世纪中叶，在纳西族社会内部出现了木氏家族统治，并形成了统摄麽些诸部的局面。但由于元明至清的土司统治，整个社会都显得封闭而落后，及至改土归流后，纳西族部分地区才开始与周围汉族、白族一样进入封建地主制的社会形态。这样的历史进程使纳西族哲学包含了某种混杂因素。
从总体上看，纳西族哲学思想形成于宋元时期，其显著标志是在宋代出现的东巴教。在这一时期，不仅形成了东巴教的祖师，而且形成了东巴教的经书。“纳西族巫师称为东巴，意即‘智者’，社会地位很高，在统治者左右，祈神、禳鬼，还能看星、推历、祈年、卜课，以宗教为手段，赞助统治者筹谋划策。”“纳西族开始有象形文字的年代可能很早，是为社会生活需要，约定俗成的通行，不能指出何时、何人所造……可以推测纳西族很早时期已有文字，也有巫教，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巫师应用文字为宗教服务，宗教和文字都有所发展，东巴教奉萨勒为祖师，有祭萨勒作道场的经书，造许多神异传说，未必可信，唯他虽不是宗教和文字的创造者，而对宗教和文字的发展有贡献，就奉为祖师。从社会基础来看，萨勒的时代在可能是在11世纪中叶，这时已用文字写经书了。” (129) 到了明清时期，纳西族哲学思想得到更进一步的提升，在东巴教的基础上，藏传佛教、汉传佛教、道教（道家），以及儒学在纳西族社会中都有反映。据杨福泉《纳西族文化史论》 (130) 所论，东巴教的形成本来就与藏传佛教有关，是纳西族接受藏传佛教思想因素影响的结果。到了明代，木氏统治集团与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建立了良好关系，藏传佛教的噶玛噶举红帽系得以广泛传播，特别是明末格鲁派（黄教）取得西藏政教统治权之后，“木氏土司为在西藏地区受压的噶玛噶举派在康滇川地区的传播和弘扬起了关键的作用。” (131) 此外，“木氏土司统治时期，大力弘扬藏传佛教，而木氏则禁止在民间进行汉文化教育，因此，东巴教和藏传佛教是纳西民众的重要的精神寄托和文化生活的主干，对纳西人的生产生活、精神世界有重要的影响” (132) 。同期，汉传佛教也随之传入纳西族聚居地区，故元代李京《云南志略》记末些蛮“不事神佛，唯正月十五登山祭天” (133) ；另据《明末滇南纪略》所载，明代木氏土司倡导汉传佛教，如“丽江土官自明朝开国以来，俗多好佛” (134) 。除佛教外，道教也在明代传入纳西族聚居地区，乾隆《丽江府志》曾载明武宗正德年间始有道士入纳西地区，木氏土司亦即信奉道教：“艺客遥将访我楼，岭云湖鹤共悠悠。醉余说尽延生诀，袖拂苍髯不肯留。” (135) 另外，同期传入的儒学则对纳西人的信仰、价值观念、政治思想等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产生了如木公、木增一类儒家精英。例如：木公《述怀》云：“胸中恒运平蛮策，阃外常开捍虏戈。忧国不忘驽马志，赤心千古壮山河。”又诗云：“国丰唯我愿，民乐此心康。” (136) 木增则云：“每爱潜夫论，其如东事何！主忧臣与辱，师众饷尤多。愚贡点涓滴，天恩旷海波。狼烟看扫尽，木石葆天和” (137) 。以至于《明史·土司传》也说“云南诸土官，知诗书好礼守义，以丽江木氏为首”。至清代，“康熙三十九年（1700），在丽江府设儒学署，置教授、训导各一名，掌管全府学务及学署教学事宜，开创了平民子弟入学之先河。”“乾隆年间，丽江知府管学宣和万咸燕重修书院，资助学校，购置图书，还请内地名师到丽江教学。继雍正年间设立白沙、兰州、下井等三个义学馆后，又在各个乡里设立忠义、束河、白马、喇沙、吴列、七河、九河、巨甸、通甸等18个义学馆，吸收平民子弟入学。” (138)
形成期的纳西族哲学有一种诸教融合的特征，这在木高所撰的一篇碑文中得到了最为集中的体现：
佛即天矣，天即君矣。
仁君（寿），天下安矣；天下安，世官永矣；世官永，边土宁矣；边土宁，人民乐矣；人民乐，五谷丰矣；五谷丰，仁义兴矣；仁义兴，礼乐作，人神和矣；人神和，天地位焉，万物教 (139) 育焉，盛矣哉！且夫天地之视听亦从于民，子子孙孙世官此土，恒于忠孝，笃于仁爱，忠君报本，育民乐道。夫如是，佛天保佑，鬼神默助，加官增禄，延寿康身，随心所愿，无有不应者，而四夷欣服，万民乐仰，绵绵相继，与天地同久矣。是岁也，建此万德宫，立金相有三：中位大孝释迦牟尼文佛，左位炽盛光王佛，右位药师光王佛。敬释迦体孝德也，敬紫微体忠心也，敬药师体仁义也。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是故我皈依，愿子孙长久之计。若人禁心、索性、宝身，崇满腔春意充塞乎天地，君子道长小人道消矣。歌曰：
北岳之崇，尊五岳中；雪莹古今，玉光凌空。
来龙万里，血脉充隆；嵬峨崒嵂，西来盛风。
文笔之阳，万德之宫；无思无为，豁然遂通。
水环仁义，山环忠孝；木氏之丰，天地随同。
如月之初，如日之东；集善云仍，如斯阜螽。
木本水源，万代无穷。 (140)
该文写于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丙辰六月九日吉，是丽江军民中宪大夫世袭土官知府木高紫金尊者所作。从文章中认定对“佛即天矣，天即君矣”，强调“佛天保佑，鬼神默助”，要求“敬德保民”且兴忠孝仁义等看，其“敬释迦体孝德也，敬紫微体忠心也，敬药师体仁义也”，显然是一种文化大融合的哲学信仰。
（十二） 羌族哲学思想的形成
羌族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史记·六国年表》记“禹兴于西羌”，说明夏禹时代羌人文明已极为发达。甲骨文中多有“羌方”记载，在周武王时代曾与周人及其他族群结成的联盟发动了牧野之战，并最终消灭了商王朝。两汉时期已有羌人与中域汉人融合，另一部分羌人则以畜牧兼农，开始定居。魏晋南北朝时期羌人姚氏建立了后秦（384—417）政权，儒学、佛学等相继传入并被接受。隋唐时期活跃着党项、白兰、哥邻、白狗、南水诸羌人群落。党项羌人在宋朝时期建立了西夏政权，将儒释学说融会贯通以治国。元以后行土司制度，直到清朝改土归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羌族聚居地区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羌族哲学同样经历了萌芽、形成的漫长过程。在悠久的历史与长期闭塞的生活环境中，古代诗歌与古代神话得以长期传承，《开天辟地》《山沟和平坝的形成》《造人类》《斗安珠和木姐珠》等著名神话中所说的姐弟成婚、射落八个太阳的故事，曲折地反映了羌族原始社会的生活及其哲学思想的萌芽。古老的民间故事传说，如《泽祺格布》《木姐珠》《大战戈几人》等也极具哲学意义。“混沌”说的自然观、“发展”论的历史观等是这一时期的重要哲学观念。大禹治水的实践催生了“五行”思想；姜子牙待时而动的寻机意识，可以看成是军事哲学的先声，以至于产生了托名之作《六韬》——《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到了党项羌人建立的西夏王朝，儒家思想即与其民族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开创一代治国之思，实现了哲学信仰上的转变，当然，同期也有佛教等宗教信仰。不过应看到的是，羌族哲学思想的独特性是其集大成者“释比”及其经典，这是集原始宗教信仰、释比“木吉卓”“羌戈大战”等口承文献、释比祭山法事为一体的独特的民族哲学形式。其间，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伦理思想和宗教信仰等。
（十二） 水族哲学思想的形成
关于水族哲学研究，目前的成果不是很丰富，其中仅发现有唐建荣等解读水书蕴含的水族哲学思想 (141) ，蒙耀远、文毅略论水书中的阴阳五行 (142) 思想，主要研究了其中的阴阳哲学。不过，在肖万源、伍雄武、阿不都秀库尔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第六章设有专论，佟德富、宝贵贞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专题研究》中也有部分专题论述。
由于对古代水族哲学形成期的研究很不充分，因而一般都把《水书》作为重点对象，借以探讨水族的哲学思想。一般认为，水族哲学的形成时期大体从汉代开始直到清末鸦片战争止，其中《水书》大致形成于秦汉之际或早于该时期。从哲学思想发展来看，其中既有较为原始的鬼神观念，体现出“水家的鬼多”，仅水族信仰的鬼神竟有七八百个之多。但是，《水书》中的时空观念、成对观念却具有极深的哲学意义，如在《水书》中对年、季、月、日、时都有清楚的划分，且以水历为依据划分时间，水历按月相变化周期定月份，把一年分春夏秋冬四季12个月、一天一夜各为六个时辰；《水书》中还有丰富的东西南北上下等方位观念，表明水族空间观念已初步形成。
从哲学本身的角度看，阴阳观念是《水书》的基本哲学观念，这就是其表现为一系列成对范畴——阴阳、水火、金木、生死、吉凶、文武、贪廉、夫妇、父母等。按照蒙耀远、文毅略论《水书》中的阴阳五行的论述，《水书》的本质与核心是阴阳五行，在对比《水书》阴阳五行与汉文化的阴阳五行的基础上，作者认为“《水书》与汉文化同源共生”。而按照唐建荣等解读水书蕴含的水族哲学思想，则《水书》是水族的“易经”“百科全书”，其中比较系统化地反映了水族丰富的哲学思想，尤其是阴阳五行、对立统一、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等观念得到充分展现。其广博的阴阳观念认为阴阳五行体系有着完全不同于鬼神体系的本体论内核，把世界归结为阴阳两个相反而又相承的方面，归结为金、木、水、火、土五种互相制约的要素或性质，它是在自然界中，而不是在超自然的鬼神世界中去寻找事物现象的原因。在《水书》中，将阴阳以公母的形式直接作为《水书》条目的名称，如招致贫穷疾病的《阴》《阳》，引来官灾口舌的《公沙朋》《母沙朋》与《公堂华》《母堂华》，导致丧亡遍野的重丧《公涌恒》《母涌恒》，易发恶性伤亡的《公引贯》《母引贯》，推动事态连续发展的《公梭项》《母梭项》，多发命案灾难的《公头》《母头》，麻风病威胁的《公别库》《母别库》，也有带来福泽吉利的《公壬辰》《母壬辰》，等等。其对立统一观念则贯穿于《水书》的始终，无处不在，而其五行生克观念则表现为强调“阴家住阴家，阳家住阳家，留下祖宗冷清的屋基。”“金家住金家，水家住水家，没有片碗使用。”“阴换得，穿戴银子白花花一片；阳换得，养的鹅鸭遍野灰扑扑。”此外，还有丰富的物极必反、否极泰来观念，其《天烟》《歹耿》《当凝》等有这方面的丰富论述。而且，在水族故事、歌谣、寓言及谚语中，也隐含了丰富的哲理思想和朴实的伦理思想。
各少数民族哲学的形成还有极为丰富的内容，如藏族哲学、回族哲学的形成主要是宗教哲学的形成问题，我们将在宗教哲学中论述；维吾尔族哲学与宗教的关系也极大。至于蒙古族哲学的形成，由于蒙古族哲学研究是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中起步最早的民族哲学研究之一，目前的研究队伍最大，成果也最丰富。在肖万源、伍雄武、阿不都秀库尔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第14章中，对蒙古族哲学思想的形成作了较为充分的论述。一般认为，蒙古族的第一部典籍《蒙古秘史》即突出反映了蒙古族哲学形成初期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崇天观念和天力论（或天命论）思想，其中“腾格里”（天）是当时蒙古族的最高观念。成吉思汗时期，伦理观念“诚”和崇天观念结合起来，形成了“以诚配天”的天命论思想。从天人关系而言，反映了人的主体意识的增强。到了忽必烈时期，忽必烈提出了“至诚应天”，使蒙古族天命论思想趋于完善化。这一时期，蒙古族的哲学思想除强调天力，“以诚配天”的天命论思想外，还有朴素的宇宙论、伦理思想、“祖述变通”的历史观、军事辩证法思想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