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起源的民族文化基础

哲学是一个民族基于其社会文化环境的生存或生成体验与情感而形成的民族文化的核心精神。从哲学起源的层面研究，有关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萌芽的材料相当丰富，它不仅给研究中国哲学思想萌芽的产生以及如何由萌芽成长到形成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而且还有益于探寻哲学思想萌芽以及由萌芽到哲学思想形成的民族文化基础。事实上，民族文化基础的丰富性，提供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起源的真正土壤。不过在这一时段，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萌芽期还可分成几个具体环节，如原始宗教阶段，主要由图腾崇拜、自然崇拜、灵魂崇拜、祖先崇拜等方面构成，这一阶段，人们讨论的是人类如何在自然界中安置自己的问题，借用罗蒂的话说，是赋予自然以魅力的过程，“应该重新重视杜威的看法，即把世界重新赋予魅力，宗教所曾提供给我们祖先的，我们重新加以恢复……哲学如果能够与事物的力量配合，并且把日常生活的意义说得清楚而一致，科学与情感就会紧密相连，生活实践和想象就会密不可分。这时，诗歌和宗教的情感就会成为生活中自然绽放的花朵。” (1) 又如神话与史诗的相继出现，使初民由神灵崇拜过渡到英雄崇拜，其观念自然也会随之演进，并能反映古代初民哲学思维的萌芽。一方面，“史诗以及全部神话”是“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 (2) 。另一方面，史诗也是艺术生产成为独立部门之前的不发达阶段的产物，“就某些艺术形式，例如史诗来说，甚至谁都承认：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因此，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能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 (3) 。前者表明了“史诗”超越“神话”而对“神”有了首次否定，神话中的主人翁——神，让位于史诗中的主人翁——人，这即是一种思维的进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把神话、史诗、传说，当成是哲学思维萌芽的三个阶段。史诗表明，个人还未从集体中分离出来单独地进行艺术创作，他的展现只是作为人类的整体思维活动，是集体的思维形式，因而有所谓的“民族性”。并且，史诗的精神都是正向的，即它作为民族精神的传承方式，可以通过仪式、选举、征战、抢婚等多种方式传承，能够反映那一时期历史、地理、军事、医学、天文、体育、音乐等初民的物质和精神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本质上说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和祖先的遗教，更是一个民族人民早期生产生活的百科全书。更为重要的是，史诗是作为一个民族的胜利凯歌、自信和自豪旗帜而存在的，在总体精神取向上，它不是失败和痛苦的哀歌。所以，在史诗中，我们发现的是初民充满高昂热情和永不退却的乐观精神、必胜信念和强大力量的精神状态，因而在人格上即最为庄严、气魄上最为宏大。正是因为这种情形，我们可以把神话中的射日与史诗中的射日相对比，再现出各民族的思想发展进程。像壮族和水族的口承文化，都有这种思想进程上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