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原始文化的接榫点

从哲学起源的层面研究哲学与神话、史诗的先后顺序，会揭示出一个民族哲学的内在特性。就中国中域哲学与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比较来说，就主体层面而言，中域的哲学明显先于神话、史诗，而使中域神话多成为文明神话。这里的“文明神话”是相对于“原始神话”而言的。所谓“文明神话”，一般是指文明时代少数文化落后地区滋生的新生原始神话，除了产生时间的滞后性外，其余特征与原始神话毫无二致，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少数民族的神话即兼有原始神话与文明神话的双重意义。但是，就通常意义而言，“文明神话”指的是文明社会统治阶级的某些明显反科学、反理性的政治意识形态，或现代社会意识形态中某些具有虚幻性和欺骗性的具体形式。相比较而言，中国中域神话多数属于后一种意义的文明神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曾被指为没有或很少有神话的国家。

由于“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 (72) 这里实际上承认了不断产生神话的可能性，因为自然力的实际被支配永远都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当“这些自然力”被支配以后，“那些”自然力却还没被支配，因而必然会产生一类新的神话。不过，神话的这种产生过程，不仅使神话自身可以显示出历史性，出现上古神话亦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的神话及古代神话、新的神话等不同历史形态，而且通过与哲学等其他文化形式的关系反映并影响着民族的思维方式。其中最明显的是神话与哲学思想的关系，不仅中国各民族有不同的关系顺序，而且与西方社会哲学思想的源起也有不同的顺序。

根据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人类对自身本性及其生存环境的第一次认识或发现，即体现在神话之中，然后依次递进为史诗等，再后来则体现在哲学等思想文化形式中。在西方文化史上，我们可以发现，从古希腊神话、史诗行进到哲学的历史进程，即使是犹太—基督教文化也基本上经历了这一历史过程。但在中国中域则不尽然。作为中华文明的主体，中域文明的哲学大发展、“思想文化的大突破”都发生在先秦诸子百家的争鸣中，但真正完备的创世神话体系却是出现于两汉以后，特别是出现在汉代纬书之中。所以，美国研究中国神话的汉学家D.波德认为如果不把盘古神话考虑在内，则中国应为几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名符其实的创世神话者。不过，这句话只说对了一部分，因为中国的中域并不代表整个中国。若加上中国少数民族神话，则中国还存在另一种类型的神话系统，并与哲学发展呈现出不同的先后顺序。

先于哲学的古希腊神话从一开始就有了自己的创世说，如宇宙生下俄斯（混沌）、盖娅（地母）、塔尔塔罗斯（地狱）、埃罗斯（爱）等，后来他们又生下了太空、大海、高山等，天空乌拉诺斯成为世界的主宰，形成奥林匹斯神系，这种创世宇宙论对后来的西方哲学影响巨大。而承袭巴比伦神话传说的希伯来人在《圣经》的开始也记载了耶和华七天之内创造世界的故事，其他民族也以创世为神话的开始。而中国中域神话则一直到三国时期才出现盘古开天的故事：“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 (73) “……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理，肌肉为田土，发露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金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氓。” (74) 中域神话后于哲学，少数民族神话先于哲学，形成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与中域哲学的不同风貌。中域哲学对宇宙起源关注较少，而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则产生了不少的直接来源于神话、史诗、传说的宇宙起源思想。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等有土、水、气、火“四素”说，壮族的“一团大气”说、“岩石”说，苗族的“雾罩”说，彝族的“雾露”说、“云彩”说，布依族、水族等民族的“清浊二气”说，纳西族的“佳音佳气”（或译为“妙音瑞气”）说，阿昌族、彝族、纳西族、土家族等民族的“混沌”说，傣族的“水汽、烟雾、大风”说，哈尼族的“雾”说，瑶族的“浮云”说，土家族的“白云”说，德昂族的“茶叶”说，蒙古族、藏族的“阴阳二气”说；等等。还有如土家族先民认为，天地万物产生前，“宇宙间一片黑暗，昼夜不分，无天无地”，突然间一阵狂风把黑暗吹散，出现一片片、一团团的白云；白云在飘荡、运动中逐渐形成了天地、万物。其他如关于人的起源、万物的起源与发展等，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中也随处可见。就此而论，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倒是同西方哲学与神话的关系具有一致性，并在哲学风格上有相应关系，只是在发展形态上有所差别而已。

神话与哲学起源的这种关系还直接影响到各民族的历史认知，比如，无论是中域神话还是西方神话，都有倒退的历史观，像中域神话中的文化英雄是“三皇步，五帝趋，三王驰，五霸骛”所显示的“皇帝王霸”的神话历史观；犹太—基督教的创世纪神话及古希腊神话中人类有史以来经历的黄金世纪、白银世纪、青铜世纪、英维世纪、黑铁世纪等都是如此；其他如摩尼教“二宗三际论”，以人类史前为“初际”，光明国与黑暗国相分离，“中际”为人类的历史状态或文明状态，光明与黑暗、美好与邪恶混合在一起，从初际到中际的过程即是一种堕落；在佛教中亦有所谓正、象、末三法时期，佛法每况愈下、日益衰败的说法。可以说，在进化论产生之前，这种退化和堕落的神话历史观都支配着相应民族的文化历史观念。然而，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由于其特殊的自然环境及其他多种因素影响，却很少有这种倒退史观，相反倒是有一种“进化论”思想。如壮族先民认为，宇宙中原初只存在“一团大气”，在不停地旋转中，收缩、凝聚成一个大圆蛋，内有三个蛋黄，蛋壳爆开分成三片，一片上飞成为天空，一片落下成为海洋，一片居中成为人类居住的地方，形成宇宙上、中、下三界。大地形成后，生出一朵花，花朵中长出一个女人，叫洛甲，这就是人类的始祖。她用自己的尿和泥捏成许多小泥人，用草盖起来，经过四十几天都变成了活人。这就是壮族原始的宇宙生成论和“泥土造人”说。苗族先民认为，宇宙万物中，“雾罩生得最早，雾罩生白泥，白泥变成天，雾罩生黑泥，黑泥变成地”；有了天和地，“天地才生万物”；天地“生游走天下的东西”，“生钻山涉水的东西”，“生昆虫”，“生鬼神”，“生草木”，“生撵山的狗”，“生犁田的牛”，“生报晓的鸡”，“生我们和你们”， (75) 就是说，不仅天地、万物、人类是“雾罩”不断运动、演化成的，就是“鬼神”也是在天地出现后，与万物、人类一样，是由天地“生”出来的，其本原都是“雾罩”。这种说法虽幼稚而不合科学，却鲜明地体现了“进化”思想。据笔者研究，形成这种“进化”思想的原因，主要应是中国中域文化先进性的导引所致。

在家庭伦理类型上，包括中国少数民族神话在内的中国神话似又与西方神话形成了完全不同的特性。希腊神话作为西方精神文明中最古老的内容，其中几个著名的家庭人物形象对西方人后来的家庭观、人性观、道德观，以及其他相关的人生观念有深远的影响。比如赫西阿德《神谱》中的作为众神之王的宙斯家系的传承：宙斯的那位可以看成其祖父的先辈是天神尤兰那斯，与其产生者盖娅具有母子关系，但二人却母子乱伦地结合生下了几个子女，其中包括克罗诺斯。因为尤兰那斯厌恶其子女而把他们都关在盖娅体内，盖娅动员子女起而报复并得到克罗诺斯的响应，克罗诺斯用弯刀割断了尤兰那斯的睾丸，在其血泊中篡夺了其父的王位，并使天地相分离。这是西方文化遗产中最早的父子相残、夫妻反目、家人变仇人的故事之一。此后，杀父篡位的克罗诺斯娶了自己的姐姐雷娅为妻，因吞食子女而遭儿子宙斯赶走，成为上一代家庭悲剧的一个几乎完整的重复……希腊神话中的这类家庭类型十分普遍。由于熟知神话中行为的人，容易降低他们对于人的道德能力的期望值，并直接影响到哲学，以至于柏拉图为西方哲学确立的传统将爱分解为三种：“爱欲”之爱、“优雅”之爱、“宗教”之爱，但就是没有家庭之爱。相比之下，中国神话的家庭类型却完全是另一种风格——家庭伦理性风格，即使是兄妹成婚，往往也是出于道义，是人类种族繁衍责任的超越性。

在社会理想上，中国神话以桃花源为社会理想，而西方以乌托邦为社会理想，这反映出中国神话的现实取向。如陶渊明的名作《桃花源记》、唐代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以及许多少数民族神话中的理想社会都是这样。这些文献承认现实的苦难，因而产生了一种理想的追求，但这种追求是很有中国少数民族风格的，笔者甚至认为《桃花源记》本身即出自中国少数民族神话，其特点是：虽然是现实所无，却离现实不远，都能达到；虽然现实所无，但并不是不存在的，因为有人达到过；虽然可以达到，但却只有一条隘路，像渔夫钻山洞，淳于棼穿槐树树洞等。这里面的关键还是人自身的修养，包括能力、品德等方面。应该说，这是包括中国少数民族神话在内的中国神话的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