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与人类起源的本体探索

研究哲学的起源，自然会有不同的观点，如按照进化论的观点，哲学应该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后，特别是发展到相当于西方古希腊文明阶段之后出现的，因而非希腊民族自然不会有什么哲学产生。但是，按照所谓“轴心时代”的理论，至少在“轴心时代”的各主要文明都有了自己的哲学。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已习惯于用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概念作为当然的一种设定：作为与希腊、印度差不多同时并行的古代中国，也处在这个“轴心”之中并拥有轴心期文明的基本特征 (47) 。很显然，这是两种不同的文明观。之所以“轴心时代”历史观影响更大，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更符合中国人的认识，这是一种超越欧洲中心论，发展到文明轴心论的进步，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其意义一方面在于批判了欧洲中心论，强调“在西方世界，基督教信仰缔造了历史哲学。在从圣·奥古斯丁到黑格尔的一系列鸿篇巨制中，这一信仰通过历史而具体化为上帝的活动。上帝的启示活动相当于决定性的分界线。因此，黑格尔仍能说，全部历史都来自耶稣基督，走向耶稣基督。上帝之子的降临是世界历史的轴心。我们的年表天天都在证明这个基督教的历史结构。但是，基督教仅是基督教徒的信仰，而非全人类的信仰。因此，这一普遍历史观的毛病在于，它只能为虔诚的基督徒所承认” (48) 。据此，雅斯贝斯肯定“最不平常的事件集中在这一时期。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像中国一样，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探究了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派和虚无主义等各类哲学认识的可能性。伊朗的琐罗亚斯德传授一种挑战性的观点，认为人世生活就是一场善与恶的斗争。在巴勒斯坦，从以利亚经由以赛亚和耶利米到以赛亚第二，先知们纷纷涌现。希腊贤哲如云，其中有荷马，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许多悲剧作者，以及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在这数世纪内，这些名字所包含的一切，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互不知晓的地区发展起来。” (49) 另一方面，则强调了去神话的理性时代的到来，强调“神话时代及其宁静和明白无误，都一去不返。像先知们关于上帝的思想一样，希腊、印度和中国哲学家的重要见识并不是神话。理性和理性地阐明的经验向神话发起一场斗争（理性反对神话），斗争进一步发展为普天归一的上帝之超然存在，反对不存在的恶魔，最后发生了反对诸神不真实形象的伦理的反抗。”“这一人性的全盘改变可称之为精神化。”“哲学家首次出现了。人敢于依靠个人自身。中国的隐士和云游哲人，印度的苦行僧，希腊的哲学家和以色列的先知，尽管其信仰、思想内容和内在气质迥然不同，但都统统属于哲学家之列。人证明自己有能力，从精神上将自己和整个宇宙进行对比。他在自身内部发现了将他提高到自身和世界之上的本原。” (50)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雅斯贝斯提出“轴心时代”理论，具有严肃的历史分界意义，“在前数千年中，历史具有不同的意义，它缺乏后来轴心期首次感受到的精神作用力，这种作用力此后一直起着作用，它探究人类的全部活动，赋予历史以新的意义。”“在所有地方，轴心期结束了几千年古代文明，它融化、吸收或淹没了古代文明……前轴心期文化，像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印度河流域文化和中国土著文化，其本身规模可能十分宏大，但却没有显示出某种觉醒的意识……与轴心期光辉的人性相比，以前最古老的文化十分陌生，似乎罩上了面纱。”只有当“古代文化的某些因素进入了轴心期，并成为新开端的组成部分，只有这些因素才得以保存下来” (51) 。

问题在于，此前的前文明时代（沿用原有的说法），真的就是非理性的吗？当人们强调人类文明始于神话，把约在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800年的时期称之为神话时期，强调在这一时期人类从蒙昧走进自己的童年，并相应地产生了特定的文化形式——神话，古希腊神话、东方神话等都可以看成这一时期的产物。于是，人们强调神话的产生就是人类文明的产生，并进而把神话看成是哲学之父。因此，“哲学深信，神话创作功能的产物一定具有一个哲学的，亦即一个可理解的‘意义’；如果神话在所有各种图像和符号之下隐匿起了这种意义，那么把这种意义揭示出来就成了哲学的任务。” (52)

事实上，从哲学起源的角度说，神话要解决的哲学问题就是人类如何产生的问题，而要解决人类产生的问题，又必须先解决宇宙天地如何产生的问题。全部哲学方面的问题，如认识论问题、本体论问题，甚至方法论问题等，都可以从神话中找到它的原始形式，如在中国少数民族的神话、史诗中，例如：水族的《水书》，侗族的《款词》，布依族的《乡规碑》《祖训八条》《社洛介》《柔番沃番钱》《穆播董》，瑶族的《密洛陀》《盘王歌》《过山榜》，等等，都有这方面的内容。而且，这些神话、史诗还阐明了宇宙发生论，如傣族的《论傣族诗歌》、彝族的《宇宙人文论》及《西南彝志》等古文献中说：“却说天地产生之前，清气熏熏的，浊气沉沉的。清、浊二气互相接触，一股气、一路风就兴起来了，两者又接触，形成青幽幽、红彤彤的一片，清的上升为天，浊的下降为地。”这段文字描述了一个天、地由清、浊二气不断地运动、接触形成的过程，把日月星辰、风云雨露、霜雪雷电、地上万物等也都是清、浊二气的“接触”，或“充溢”，或“相搏”，或“凝结”的产物，从而确认的是万物的统一性，并进而确认人类对自然的一种信念——战胜、利用的信念。

人们在讲到西方哲学起源时特别强调了其“休闲”与“惊异”的意义，其实那是从功能上的评价。不过还应强调的是，任何科学的最初源起或许都因在“休闲”中有“惊异”，只不过哲学应更深入一层，这就是它是对“惊异”的“惊异”。因为真正来说，哲学对于人来说，应是根源的意义，所以古往今来的真正思想家都极为重视哲学意识的树立，像柏拉图认为“唯有哲学才是人应寻求的东西”“哲学是最高的财富” (53) ；亚里士多德认为“其他的知识可能是比哲学更为需要的，但没有一种是比哲学更优越的” (54) ；黑格尔说哲学在丰富的民族精神中“是最盛开的花朵，它是精神的整个形态的概念，它是整个客观环境的自觉和精神实质，它是时代精神、作为自己正在思维精神，这多方面的全体都反映在哲学里面，以哲学作为它们单一的焦点，并作为这个全体认识其自身的概念” (55) 。不仅在西方，在中国也同样如此，如史学家司马迁在谈到治史宗旨时即强调“亦欲以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56) ；西汉初期的左丞相陈平强调自己要“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其中重要的职能即是哲学工作；南宋朱熹写道德修养书要从“无极而太极”的哲学之时写起，强调要有所谓“洒扫应对以至于性命”的哲学思考等，这些都说明了哲学之思的根源意义。事实上，正像笔者在分析土家族神话时所强调的，那是一种人类自身在寻找自己在宇宙中的应有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