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科学性的深信

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一开始就立定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方法论上，直到20世纪末及21世纪初，随着西方现当代哲学思潮的大规模引入，出现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之外的思想潮流。在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论的影响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也在谋求自身的发展，从而推动了当代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方法论的现代化，进而推动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主导的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及其方法论，通常是从哲学的定义、哲学水平的评价、哲学与民族精神的关系及哲学的价值衡定等方面论述 (83) ，并产生影响直至20世纪90年代 (84) 。其基本精神是强调必须要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否则就会走上邪路 (85) ，有的学者还广泛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作为依据分析问题 (86) 。在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时，有的强调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的历史性原则 (87) ；有的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作出系统阐明，并据此分析了如何运用的问题 (88) ；有的则提出了一些具体方法 (89) 。总之，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理解、探索和研究各个民族哲学思想发展规律的理论武器，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和运用 (90) ，并强调这是对所有少数民族哲学研究都适用的 (91) 。

由于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的大量传入，产生了一些探索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新理路，强调用具有时代特征的哲学观解读中国少数民族的哲学“文本”，其中包括运用现代西方哲学的“生存论转向”“语言转向”“解释学转向”和“后现代转向” (92) 等观点。实质上，有学者已认为这是一种“非哲学”转向 (93) 。此外，还有运用“社会工程技术哲学” (94) “地方性知识与实践哲学” (95) 等路径的。与这类转向相对应，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方法论方面也作了调整。一是充分运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指导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研究，如邓小平理论 (96) 、科学发展观 (97) ，等等。二是锻造属于自己的符合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精神的研究方法论，如强调从哲学到民族精神再到民族文化（逆方向来说也可以）的模式，并以此作为一般哲学史的研究方法 (98) 。三是进行整个认识领域的宽领域哲学思想史研究，强调哲学思想史的研究范围应是宽广的，必须加上社会思想史乃至科学史，把它们放在联系中去理解，才能弄清过去的哲学思想及其社会意义 (99) ，这种情形，实质上即是“哲学史研究中的纯化和泛化”的关系 (100) 。四是强调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如关于哲学思想史史料学、关于哲学史的分段原则与专题研究、关于哲学史研究中的逻辑思维方法、关于哲学思想史研究的比较方法，等等 (101) ，并在多个民族哲学思想研究中得到了体现 (102) 。

笔者认为，由于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发展的特殊性，由李维武倡导的“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方法论是值得重视的。这一方法可以上溯至石峻“宽领域哲学思想史研究” (103) 与萧萐父“哲学史研究中的纯化和泛化”思想的启示 (104) 。很显然，这里涉及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关系，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研究中，如何使哲学史研究更多地吸取思想史研究的内容，使“思”与“史”结合起来，开展“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的当代化，因而也应是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正确方法论。笔者在《土家族哲学通史》等书中的运用表明，这一方法是科学的、适宜的。其实，从现在来看，这一方法也逐渐得到了学界的重视，不少学者已殊途同归，如宝贵贞在《论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写作范式问题》 (105) 中，在分析了中国少数民族思想史写作的“范式”现象即思想史与文化史相混杂、“哲学”被旁落或缺失、史说与哲说的同化和分离后，分析了中国少数民族思想史写作“范式”现象之成因，即教科书情结、少数民族哲学研究“共同体”的制约、少数民族问题研究本身视野和问题意识的局限等，然后在结语与思考中提出要历史化和语境化相结合、理论图式与文化对象的对话，总体上虽然对目前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与写作否定过多，但却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这就是要把文本语境化和语境文本化双重运作，既要把文本回置到所产生的更大语境中去考察其生产、传播、接受和阐释的机制，又要依据文本去“重写”语境，在那里考察语境的问题场域在文本中被结构的方式，也就是不能忽视它在漫长时期里作为一种个性文化实践活动所依存的各种哲学、艺术、道德甚至宗教的背景。这一点，伍雄武的相关研究，也提供了相应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