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存在性问题的主要观点

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存在性，有两个相互联系的重要问题：一是有无哲学的问题；二是中国少数民族有什么哲学？即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特殊类型问题。从本质上说，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存在性问题的类型，也就是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问题。目前有以下三种代表性学说：

（1）　接受汉族哲学说。在蒙古族哲学、朝鲜族哲学等研究中都遇到过这类问题，“有的同志认为，少数民族即使有哲学思想，也是从汉族那里接受过来的，实际上是汉族的思想” (135) 。

（2）　中国哲学融合说或代表说。任继愈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论集》中写道：“中华民族的形成是多民族融合的结果，它还在不断发展中。中华民族的文化，也是多民族共同的创造，它也在不断发展中。”“中国哲学史，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认识史。” (136) 这说明：现在的中国哲学，本身就包括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在内，即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已融入中国哲学中，讲中国哲学即亦代表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虽然他强调“因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国，虽说汉族人数众多，而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少数民族的哲学应当成为中华民族的哲学的组成部分”，但他同时也强调“中华民族中汉族占多数，实际上，汉族是许多兄弟民族长期融合的结果，历史上并不存在‘纯汉族’。中国哲学史上的优秀哲学家、思想家，不应当只看作汉族的，他们也是属于所有兄弟民族的哲学家和思想家” (137) 。这一思想的更高认知，是人类思想代表说，即任继愈强调“哲学史上重要人物和学派的贡献，就在于他们曾经站在当时人类认识世界的最前列，体现了当时的思想高度，他们把当时人类认识推进到了一个新水平，无愧于他们各自的时代。有贡献的哲学家们建立的哲学体系，不应仅仅看作他们个人的见解，他们是阶级的代言人、集体的代言人。他们代表着当时先进的阶级、先进的政治集团的集体智慧。每个具体的哲学家虽然属于一定的民族，但我们研究哲学史，却不应把他看作仅仅属于某一民族的哲学家，同时也要看到它代表着全人类的先进思想” (138) 。

（3）　中国哲学多元一体说。伍雄武认为：“多元一体是中国民族关系的实际，是中华民族结构（格局）的实际，从而也就是中国各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的实际……在我看来……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关系实质就是民族文化的多元一体关系……核心是各民族哲学思想的多元一体关系；我们深入研究和理解了各民族哲学思想的多元一体关系，也就从深层的、核心的部分认识了各民族文化的多元一体关系，进而也就能认识和说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整个民族关系……目前我们应继续分民族地深入研究各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继续撰写、出版各个民族的哲学思想史专著，力争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的基础上完成涵盖55个少数民族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等等。同时，还应开展各民族思想关系史的研究，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关系的角度来研究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 (139) 这一说法的基点是承认各民族有自己独立的哲学，如佟德富、金京振在《朝鲜族哲学思想史论集》中即强调朝鲜族有自己独立的哲学，因而批评非独立说，“有的同志认为，朝鲜族迁入中国的历史较短，因而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哲学思想。这种看法表面看来似乎有道理，但细想起来也有问题，因为这种看法否认了思想、文化的历史继承性” (140) 。

我们认为，要用一个统一的尺度来衡量少数民族哲学是困难的，我们也承认在中国哲学中并没有一个单一的汉族哲学，而是以“汉”为代表的中华民族哲学，这里是以文化尺度来考虑的，少数民族融入以后，即不再是“少数民族哲学”，而是“中国哲学”，从这个尺度认定，则我们所说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可以用“前中国哲学”来称呼，即在“华夷之变”的框架下，“夷”变而为“华”，则是“中国哲学”，如老子、李贽等；相反也可能出现由“华”变而为“夷”的情况，如不少原来的汉族居民融入少数民族群众的情况。这样，在中国哲学研究中即发生了“中国哲学的多民族背景”与“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前中国哲学背景”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即可解决“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问题。但这里要强调的是，我们所说的“华夷”之称或“前中国哲学”的“前”只是一种俗语借用，并没有价值上的好坏与水平方面的高低评价，不存在文明与野蛮的界定，只反映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与相互融合的问题，是一种哲学文化发生的先后顺序说明。这一问题的本来意义即是“华夷之变视阈的中国哲学”问题，所要解决的问题有三个基本方面：华夷之变——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的文化尺度，这里要解决“民族交融”与“文化融合”的问题；中国哲学的多民族文化渊源，这里要解决的是目前“中国哲学”中的多民族文化根基的问题；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对象、性质等一般问题，这里要涉及哲学观的问题。不过，现在摆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中的更为复杂的问题却是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自身的近现代转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