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中华民族哲学史的中国哲学未来创新之路

五、 迎接中华民族哲学史的中国哲学未来创新之路

目前,就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现状来看,真正可以说是百花齐放的满园春色,为我们迎接中华民族哲学史的中国哲学未来创新之路提供了前提条件,这表现在:

(1) 传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成果丰富。若随意列举,就可以如数家珍般地列出新出版的若干著作。至于论文等,则更多。根据2011年出版的郭齐勇主编的《当代中国哲学研究(1949—2009)》 (156) ,对中国哲学研究60年的回顾与反思表明,60年可分为两大阶段五小阶段,近30年的各个时段,对哲学人物与哲学问题的研究即有许多成就,其中传统哲学与当代的关系、经与经学、佛教、道家与道教、宋明理学、现当代新儒学、出土简帛中的哲学思想研究、从政治哲学的视域研究中国哲学,等等,已成为热门或显学,构成了中国哲学研究的八大领域;同时还把东亚(中国、越南、朝鲜半岛与日本)的哲学思想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并且是富有创新性的思路。另外,在多种论文、论著中,在许多学术会议上,专家学者都在思考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问题,例如2002年9月,在武汉大学举办了“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高级研讨班”,研讨班上的学者都在思考思想解放与研究范式转移、中国哲学主体性与范式重构等问题。这表明,人们对中国哲学的未来已经有了科学理性和主体自觉、建构理想与研究热情。

(2) 打民族牌,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已经成为热潮。如:在1981年就成立了“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1983年又成立了“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1992年成立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蒙古族哲学思想研究成了国家级科研课题;在各相关大学开设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讲座”;等等。此外,还有一系列研究成果面世。在这方面,又表现在以下几个层面:第一是写出了某些民族的哲学通论,如蒙古族哲学、满族哲学、彝族哲学、苗族哲学、白族哲学、土家族哲学、纳西族哲学、维吾尔族哲学、回族哲学、傣族哲学、壮族哲学、哈尼族哲学、侗族哲学,等等。第二是就某个民族的哲学作分门别类的研究,如各民族的口承文化哲学、仪典文化哲学,等等。第三是将中国少数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写出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通论性著作,如《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概论》《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简史》等,目前已形成了40多个民族的专家学者共同研究全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新局面,“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研究项目将在以往研究成果基础上,综合多学科的视野、方法,总结最近30年研究的新成果,对中国55个少数民族的哲学思想史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以哲学思想为内核全面展现55个少数民族复杂、多样的生活样式、文化特色及精神世界。同时,这项研究还关注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既强调各民族的独特性、多样性,又强调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共性、统一性。 (157) 第四是发表了大批有关各少数民族哲学方面的论文,如土家族、苗族、白族等。在这方面,许多杂志发表单篇的文章,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已经是经常的,如《中南民族大学学报》《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吉首大学学报》等,这些学报甚至把发表这些文章上升至整个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的高度。第五是出版了一些论文集,如《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宗教·儒学》等,在一些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论文集中,如《论中国哲学史》,即有彝族哲学研究的文章 (158) 。应该说,这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道新的风景线。

(3) 中国哲学分区研究工作的展开,在各地形成特色文化哲学研究态势,如《楚国哲学史》《岭南哲学史》等多种专著的出版,以及多篇论文的发表,给中国哲学的研究带来了生机。这种类型的哲学研究,往往还形成与地方发展结合的情势,反映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程度。

以上三种情形都反映了中国哲学研究的丰富和深化,如果说有遗憾的话,一则是三者各自都有深化不够的问题,二则是这三者的结合不够。这种结合的基本方向之一就是增加“中国哲学”的少数民族成分,使之成为真正的“中国哲学”。因为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应当反映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如果说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及其通史性论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出现汉族哲学代替论倾向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还跟不上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落实之步伐的话,则实在说不过去。即使我们同意有的教材或通史性论述中说的:不是每一民族都有哲学,如有些原始民族就没有哲学。但我们至少要强调的是,中国有不少的民族是有哲学的,作为反映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应加以借鉴和引入。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我们认为有必要做好以下工作:

(1) 提高对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地位的认识。这就是要强调,中国各少数民族哲学和汉族哲学一样,创造发展了各具特色的哲学思维,这些哲学思维理所当然的不应被排斥在中国哲学史之外,而应是中国哲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在研究中国哲学思维萌芽时,我们往往因汉史文献的不足而略显单薄,但一旦把中国各少数民族的文献典籍纳入此项研究以后,中国哲学中的这一部分就会异常生动和丰富。又比如,在研究隋唐哲学时,也往往因材料原因而不是很充分,如果抓住各民族交融过程中的哲学融通,则自然又更加丰富,像刘禹锡在土家族地区生活并受土家族哲学的影响等即是明证。如果从近现代哲学研究出发,这个问题就会显得更加重要。可以说,所有中国少数民族都在血与火的近现代洗礼中有了近现代的思想创获,从而丰富了中国的思想园地。

(2) 要促成中国哲学研究的多学科结合。传统的哲学研究,强调文史哲诸学科的结合,这自然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我们认为还不够。中国哲学研究要更进一步地开创新局面,一个重要的方式是促成哲学研究和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考古学等研究的结合,如根据血样的检测,中国人类样群的规律性分布已经十分明显。中国古代哲学家的地域形态的确定和人类样群分布的确定,就可以大致确定历史上哲学家的民族成分。这二者结合的另一方面就是,在哲学史的撰写中,特别是在中国哲学史的通史性论著中,应该吸收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研究成果。此外,中国哲学的研究,特别是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还应同考古学、人类学结合。我们的考古学,过去大多只强调有什么,这些东西说明了什么,其科研成果的哲学运用不够。从哲学研究的角度说,我们应思考的是这是什么人留下的,这些人在思考什么?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要实现考古文化的转变,从考古证明论向考古文化论转变,使考古文化纳入不同民族人类群体哲学思维的研究领域。要通过这二者的结合,形成一种中国哲学研究的新视野。

(3) 有目的、有计划地逐步把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纳入中国哲学史的论述范围中来,如现在有的基础工作还未跟上的情况下,可以先把已有的成果加以运用,先在各大学的中国哲学史教学中,开设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专题讲座,然后在教材建设上以专篇的形式,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纳入。如果可能的话,由国家级规划教材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这些工作要得到有关各方面的协调攻关才能推进。根据目前的研究成果及实际情况,第一步可以根据中华民族的族系特征来加以描述,将多源头、多根系的中国各民族划分为几大族系,其中汉族系统又可划分为南北等不同区域,体现出汉族哲学文化的特征,郭齐勇曾将这种哲学的特征概括为“创化日新,生生不已”“相依相待,整体和谐”“事实与价值的联结,语言与超语言的贯通”,等等 (159) ,其他学者也都有各自的论释。例如满—通古斯语的各个民族 (160) 初始都信仰萨满教,属原始宗教哲学世界观,这一语系各民族随着南移而逐渐接受中域哲学文化;蒙古族虽然在发展中期接受了藏传佛教,甚至在元朝时奉其为国教,但后来也都接受了中域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蒙古族、满族所建立的王朝曾统治过全国,儒学作为统治哲学,自然也被接受,并成为国学,使各民族哲学实现了跳跃性发展。其他民族则更多地保留了萨满教文化因素,同时吸收其他文化因素。中国有10个少数民族的相当一部分群众信仰伊斯兰教 (161) ,这可作为受伊斯兰教影响的各民族哲学加以研究,其中特别具有代表性的且人口较多的是维吾尔族、回族、哈萨克族等。该系各民族哲学由于多处于或来自古代丝绸之路,有利于中西方文化交流与沟通,使各民族哲学具有自己独有的特征。藏传佛教 (162) 系统各民族哲学,以藏族哲学为代表,其佛教哲学独具特色。中国南方各少数民族也可分为几大系属,特别是西南形成了南传佛教文化圈、氐羌民族系统文化圈 (163) 等,也形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各民族哲学……总之,先划分族系,将各民族哲学作概括性的叙述,然后逐渐丰富完善,形成中国系的中华民族哲学史著述。

(1) 马学良、梁庭望、张公瑾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序、导言。

(2) 熊坤新:《民族伦理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第118—123页。

(3) 贺金瑞、熊坤新、苏日娜:《民族伦理学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绪论。

(4) 郑家栋:《“中国哲学之合法性”问题的由来、实质及其对于相关讨论的期望》,《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第69—71页。

(5) 郭齐勇主编:《当代中国哲学研究(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引言,第1页。

(6)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卷,中华书局,1984,自序(1),第1页。

(7) 金岳霖:《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载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中华书局,1984,第5页。

(8)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第3页。

(9) 清康熙年间纂成的《卯峒土司志》序文中将汉文化区域称为“中域”,这应是中国少数民族文人的文化地理概念,本文所用即此义。见张兴文、周益顺、田紫云、张震:《卯峒土司志校注》,民族出版社,2001,第2页。

(10) 吾淳:《中国哲学的起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第1—563页。

(11) 《蒙哲史论稿》编委会编:《蒙古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论稿》,内部资料,1982;萧萐父:《吹沙集》,巴蜀书社,2007,第380页。

(12) 干春松:《中国哲学和哲学在中国——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江海学刊》2002年第4期,第190—195页、第207页。

(13) 干春松:《“中国哲学”研究的挑战——访陈来教授》,《哲学动态》2002年第3期,第2—5页。

(14) 干春松:《从方法选择转向问题意识——对“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的一种解读》,《江汉论坛》2003年第7期,第35—38页。

(15) 郑家栋:《“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2年第2期,第1—6页。

(16) 郑家栋:《“中国哲学史”写作与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困境》,《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第2—11页。

(17) 魏长宝:《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焦虑》,《光明日报》2003年11月27日。

(18) 彭国翔:《合法性、视域与主体性——当前中国哲学研究的反省与前瞻》,《江汉论坛》2003年第7期,第38—40页。

(19) 彭永捷:《论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关于中国哲学学科的知识社会学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第25—32页。

(20) 彭永捷:《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几点思考》,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转至http://www.lunwennet.com/thesis/2006/14434_2.html。

(21) 陈少明:《重提“中国哲学”的正当性》,《江汉论坛》2003年第7期,第33—35页。

(22) 陈来:《关于“中国哲学”的若干问题浅议》,《江汉论坛》2003年第7期,第21—23页。

(23) 苗润田:《中国有哲学吗?——西方学者的“中国哲学”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2005年11月15日。

(24) 胡军:《“‘中国哲学’‘合法性’”讨论的合法性问题》,《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第75—77页。

(25) 龚隽:《再论中国哲学史作为“学科”的合法性危机与意义》,《哲学研究》2005年第8期,第43—47页。

(26) 周桂钿:《中国到底有没有哲学》,《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2期,第1—5页。

(27) 程志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辨析》,《文史哲》2007年第1期,第71—78页。

(28) 李存山:《“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http://www.bjpopss.bjpssweb/n29749c48.aspx。

(29) 赵景来:《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研究述要》,《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第36—42页。

(30) 俞吾金:《一个虚假而有意义的问题——对“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问题”的解读》,《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第27—34页。

(31) 赵敦华:《向黑格尔学习如何做中国哲学——“古代中国无哲学”魔咒之解魅》,《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第22—26页。

(32) 陈应琴:《中国古代有无哲学之认识论辨析》,《理论学刊》2012年第3期,第69—72页。

(33) 梁枢、葛兆光:《思想史的视野——关于〈中国思想史〉的对谈》,《光明日报》2002年4月12日。

(34) 葛兆光:《为什么是思想史?——“中国哲学”问题再思》,《江汉论坛》2003年第7期,第24—26页。

(35) 张志伟:《中国哲学还是中国思想?——也谈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第17—24页。

(36) 陈坚:《中国哲学何以能成立——四位学者对中国哲学成立的证明》,《中国哲学史》1999年第3期,第3—9页。

(37) 王中江:《“范式”、“深度视点”与中国哲学“研究典范”》,《江汉论坛》2003年第7期,第26—29页。

(38) 赵峰:《中国哲学研究的四个范式》,《人文杂志》2009年第6期,第60—65页。

(39) 周德丰、陆信礼:《20世纪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三种模式》,《光明日报》2004年8月10日。

(40) 陈明、周瑾:《范式转换:超越中西比较——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儒者之思》,《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第56—65页。

(41) 余卫国:《中国哲学范式的历史转换和现代性追求》,《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第1—10页。

(42) 刘连朋:《当代哲学范式的转换与哲学发展的新趋向国际学术研讨会》,《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10期,第286页。

(43) 张立文:《中国哲学:从“照着讲”、“接着讲”到“自己讲”》,《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第7—9页。

(44) 高秀昌:《“接着讲”——一种治中国哲学史的方法》,《中州学刊》2003年第2期,第159—163页。

(45) 高秀昌:《试论30年代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第48—56页。

(46) 李翔海:《重写中国哲学史的问题向度与方法意识》,《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第82—89页、第205—206页。

(47) 龚隽:《读刘笑敢“反向格义”与中国哲学研究的困境——以老子之道的诠释为例》,《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第76—90页。

(48) 龚隽:《从经学到哲学史:作为通史写法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省思》,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8844429/。

(49) 刘笑敢:《反向格义与中国哲学方法论反思》,《哲学研究》2006年第4期,第34—39页、第128页。

(50) 郭齐勇:《建构中国哲学的方法论反思》,《长江日报》2007年6月16日。

(51) 沈清松:《哲学会通与当代中国哲学道路的探索》,http://www.lwlm.com/zhongguozhexue/200909/306432.htm。

(52) 陈椰:《对话、融通与当代中国哲学的新开展——中哲、西哲、马哲专家论坛综述》,《哲学动态》2008年第2期,第98—99页。

(53) 谭培文:《融会三大哲学资源,创建当代中国哲学——全球化语境中的文明冲突与哲学对话:中哲、西哲、马哲专家论坛综述》,《哲学动态》2003年第12期,第38—39页。

(54) 贺来:《马哲、中哲、西哲的“功能统一性”与当代中国哲学的探索》,《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2期,第17—20页。

(55) 杨生平:《后现代主义与当代中国哲学》,《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第94—98页。

(56) 陆信礼:《中西文化交汇下的中国哲学重建——纪念张岱年先生逝世二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第54—57页。

(57) 何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哲学的创造》,《光明日报》2006年5月23日。

(58) 李翔海:《中国哲学之“重合”传统及其现代走向》,《南开学报》1995年第4期,第12—18页。

(59) 张志伟:《哲学是什么——〈西方哲学史〉导言》,载张志伟主编《西方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第1—8页。

(60) 郭齐勇:《中国哲学史·导言》,载《中国哲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第1—10页。

(61) 臧宏:《中国哲学史研究百年反思》,《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第52—56页、第126页。

(62) 李宗桂:《二十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审视和新世纪的展望》,《学术界》2002年第1期,第254—268页;第2期,第256—267页。

(63) 刘文英:《中国哲学史百年述评与展望》,《中国哲学史》2001年第1期,第29—38页。

(64) 曹树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模式述论》,《中国哲学史》2007年第2期,第5—13页。

(65) 郭齐勇主编:《当代中国哲学研究(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66) 姚介厚:《当代哲学的几个主要课题》,http://www.cass.net.cn/chinese/s14_zxs/jiaoliu/shiji/yao.htm。

(67) 华山剑:《中国哲学现状的忧思》,http://newmind40.com/01_3/hshj.htm。

(68) 潘磊、孟媛媛:《中西方哲学观比较与分析》,《技术与创新管理》2007年第2期,第1—2页。

(69) 吕嘉:《当代中国哲学:学科制度、问题意识、未来方向》,《哲学动态》2008年第2期,第9—12页。

(70) 李明华:《中国传统哲学的当代发展》,《学术研究》1996年第10期,第53—57页。

(71) 陈卫平:《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学科自觉——从胡适到冯友兰》,《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2期,第5—12页。

(72) 景海峰:《从“哲学”到“中国哲学”——一个后殖民语境中的初步思考》,《江汉论坛》2003年第7期,第29—33页。

(73) 周海春:《对现行中国哲学史教科书的几点反思》,《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S1期,第208—211页。

(74) 李荣海:《中国哲学的现状及发展趋势》,《许昌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第1—6页。

(75) 李维武:《形态、问题与思潮: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思考》,《学术月刊》2004年第9期,第95—103页。

(76) 李维武:《蕴含思想史维度的哲学史研究——对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思考》,《哲学研究》2007年第1期,第48—55页。

(77) 陈俊民等:《21世纪中国哲学主题:创造性转化》,《光明日报》2003年1月9日。

(78) 佟德富:《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概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第1页。

(79) 汪少伦:《民族哲学大纲》,正中书局1938年(中华民国27年印行)。

(80) 朱谦之:《谈谈有关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几个问题》,《朱谦之文集》第4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第454页。

(81) 孙叔平:《中国哲学史稿·序言》,《中国哲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第19页。

(82) 谷方:《评中国哲学史研究新领域的开拓》,《哲学研究》1987年第12期,第43—48页。

(83) 《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第21页。

(84) 孙叔平:《中国哲学史稿·序言》,《中国哲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第19页。

(85) 成中英在《反思近现代中国哲学的演化与方向:重写中国哲学史(提纲)》中认为“中国近代哲学百年”包括“五个阶段的发展:即危机、冲击、再觉醒、迂回与开放五个阶段”。见景海峰主编《拾薪集·中国哲学建构的当代反思与未来前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1页。

(86) 吴根友:《珞珈中国哲学:通向未来中国哲学的一条可能之路》,载徐水生《珞珈中国哲学·中国哲学与日本文化》,中华书局,2012,珞珈中国哲学丛书序言。

(87) 李维武教授曾就大学哲学系的建立和哲学教学对中国哲学的推动作用作过具体论述,见《现代大学哲学系的出现与20世纪上半叶中国哲学的开展》,载《中国哲学的传统更新》,人民出版社,2012;另可见《学术月刊》2009年第11期,第38—48页。

(88) 谷方:《评中国哲学史研究新领域的开拓》,《哲学研究》1987年第12期,第43—48页。

(89)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人民出版社,1983。

(90) 李宗桂:《二十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审视和新世纪的展望(上、下)》,《学术界》2002年第1期,第254—268页;第2期,第256—267页。

(91) 刘文英主编:《中国哲学史史料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92) 郭齐勇主编:《当代中国哲学研究(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93) 胡景敏、孙俊华:《神话哲学视域中的〈庄子〉天人论》,《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第63—66页。

(94) 胡景敏、孙俊华:《〈庄子〉生命意识的神话哲学解读》,《湖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第34—37页。

(95) 张蕾:《〈西厢记〉时空方位中反映的神话哲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S1期,第263—264页。

(96) 方艳、李俊标:《龙蛇之辨与阴阳之化——说龙在中国神话哲学中的意义》,《唐都学刊》2007年第4期,第22—26页。

(97) 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

(98) 佟德富:《神话宇宙观初探》,《宗教与民族》2012年卷。

(99) 魏文爽:《试论中国上古神话中的哲学思想萌芽》,《孝感教院学报》1994年00期,第1—4页。

(100) 伍雄武:《原始意识和哲学、宗教、道德、文艺、科学的起源——云南少数民族原始意识研究》,《云南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第25—32页。

(101) 恩斯特·卡西尔:《国家的神话》,耶鲁大学出版社1946年版,英文本第11页,转引自俞吾金《寻找新的价值坐标:世纪之交的哲学文化反思》,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第351页。

(102) 麻天祥:《中国宗教哲学史》,人民出版社,2006,第97页。

(103) 茅盾:《神话研究》,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第13—76页。

(104) 普同金:《略论彝族史诗〈梅葛〉中的原始哲学观念》,《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第54—58页。

(105) 李景江:《神话反映的原始哲学观》,《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0年第6期,第50—56页。

(106) 王晓华:《从原始哲学到生存实践哲学:对西方哲学史的重新分期》,《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6期,第31—37页;《从原始哲学到心学: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分期——兼论中西方传统哲学发展史的异同》,《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第5-6页、第14页。

(107) 蓝鸿恩:《壮族原始哲学初探——壮族古代文化思考之一》,《民族艺术》1994年第1期,第50—58页。

(108) 刘文英:《漫长的历史源头——原始思维与原始文化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第638页。

(109) 周延良:《〈楚辞·天问〉与原始文明——〈天问〉中的原始哲学内涵考释》,《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第3期,第11—17页、第3页。

(110) 任荟:《壮族原始哲学思想研究》,《河池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第10—12页。

(111) 张赫名:《法老时代埃及的原始哲学》,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文学院,2005。

(112) 晏祥紫:《原始哲学及其主题研究——基于云南少数民族神话史诗和原始信仰的考察》,硕士学位论文,云南师范大学,2009。

(113) 肖万源:《哲学与原始意识》,《社会科学辑刊》1991年第2期,第5—12页。

(114) 佟德富:《神话宇宙观初探》,《宗教与民族》第七辑(2012年),第69—109页。

(115) 伍雄武:《原始意识和哲学、宗教、道德、文艺、科学的起源——云南少数民族原始意识研究》,《云南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第25—32页。

(116) 伍雄武:《原始意识和哲学、宗教、道德、文艺、科学的起源——云南少数民族原始意识研究》,《云南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第25—32页。

(117) 张胜冰、肖青:《走进民族神秘的世界:中国西南少数民族艺术哲学探究》,民族出版社,2004。

(118) 朱文华:《试析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哲学思想与乐舞艺术》,《内蒙古艺术》2006年第2期,第105—107页。

(119) 周凯模:《民族宗教乐舞与神话哲学》,《民族艺术》2000年第3期,第157—172页。

(120) 胡适先生在初研究中国哲学时即强调“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作哲学”。“若有人把种种问题种种研究法和种种解决办法,都依着年代的先后和学派的系统一一记叙下来,便成了哲学史。”参见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1页、第2页。美国学者所罗门即以“大问题”为哲学的书名,参见所罗门:《大问题:简明哲学导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121) 姜国柱:《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原始思维》,《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第12—18页。

(122) 田清旺:《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创世神话的哲学审视》,《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第73—76页。

(123) 王军:《神话与哲学的互渗——从文化神话学的角度看中国上古神话与中国哲学的关系》,《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3期,第58—62页。

(124) 佟德富:《中国少数民族早期哲学宇宙观概说》,《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第120—127页。

(125) 佟德富:《中国少数民族原始意识与哲学宇宙观之萌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第14—24页。

(126) 梁启超认为,从世界范围看,哲学可以分为三系,且研究对象有不同:其一是印度、犹太、埃及等东方国家的哲学,专注重人与神的关系;其二是希腊及现代欧洲哲学,专注重人与物的关系;其三是中国哲学,专注重人与人的关系。参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百三》,中华书局,1989。

(127) 吴心源、雷安平:《苗族九卦寻踪》,湖南省苗学学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暨洪江·中国第一古商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洪江,2009。

(128) 潘定淑、雷安平:《试析〈苗族生成哲学〉中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3期,第50—53页。

(129) 雷安平、潘定淑:《试论〈苗族生成哲学〉中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3期,第159—162页。

(130) 雷安平:《论苗族生成哲学“三位一体”的宇宙观》,《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第49—51页。

(131) 雷安平:《论苗族生成哲学“一分为三”的方法论》,《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第112—113页。

(132) 黄前程:《苗族生成哲学的新视野——就一个方法论探讨》,硕士学位论文,湘潭大学,2001。

(133) 萧洪恩:《邓小平“两点一心”的辩证思维特色》,载《党校教育专题论丛——萧洪恩学术论丛之一·邓小平理论研究》,《党政干部论坛》1998年,第15—22页。

(134) 同时有学者认为他是哈萨克族或回族思想家。这种民族成分认知的复杂性是一种在新疆各民族哲学研究中较为普遍的现象。

(135) 李振中:《法拉比哲学思想简介》,《回族研究》2002年第1期,第80—86页。

(136) 李琪:《国际学术界研究〈福乐智慧〉概况》,《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第113—118页。

(137) 许秀芳:《1979年以来国内关于〈福乐智慧〉研究综述》,《西域研究》1994年第1期,第46—54页。

(138) 姚利芬:《〈真理的入门〉多元文化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2010。

(139) 徐旺生:《从农耕起源的角度看汉藏民族关系》,《农业考古》2000年第1期,第248—254页。

(140) 张民德:《西藏高原是人类起源的发祥地或源头——兼论西藏史前考古》,《西藏艺术研究》1994年第3期,第51—55页。

(141) 佟德富:《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概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

(142) 关于“以民为本”,可见《晏子春秋·内篇》:“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以民为本也。”古文《尚书·五子之歌》:“皇祖有川,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汉代贾谊《新书·大政上》:“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关于“以人为本”思想,在《鹖冠子·博选》中表述为一系列关系:“君也者,端神明者;神明者,以人为本者也;人者,以贤圣为本者也;贤圣者,以博选为本者也;博选者,以五至为本者也。”管子被认为是最早阐明“以人为本”的思想家,如《管子·霸言》:“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权修》:“天下者,国之本也;国者,乡之本也;乡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鹖冠子为赵武灵王(约前340—前295)师,而赵武灵王是战国中后期赵国君主,死后谥号武灵。而管子是春秋时期(前770—前476)齐国政治家﹑思想家,在没有新材料发现之前,应被认为是最早阐明“以人为本”思想的思想家。

(143) 王军:《神话与哲学的互渗——从文化神话学的角度看中国上古神话与中国哲学的关系》,《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3期,第58—62页。

(144) 伍雄武:《略论少数民族哲学及其意义》,《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第17—20页。

(145) 姜国柱:《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原始思维》,《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第12—18页。

(146) 佟德富:《中国少数民族原始意识与哲学宇宙观之萌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第14—24页。

(147) 佟德富:《中国少数民族早期哲学宇宙观概说》,《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第120—127页。

(148) 佟德富:《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少数民族哲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载王天玺主编《西部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云南教育出版社,2005,第9—17页。

(149) 王芳恒:《论少数民族哲学与社会思想的应有地位和作用》,载王天玺主编《西部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云南教育出版社,2005,第315—325页。

(150) 郭海云:《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中辩证思想初探》,《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2期,第219—223页。

(151) 郭海云:《简述中国少数民族认识论思想》,《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第15—20页。

(152) 郭海云:《简述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宇宙观》,《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第8—13页。

(153) 郭海云:《简述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观》,《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第23—28页。

(154) 丹珠昂奔:《时代、文化、哲学与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民族文学研究》1986年第4期,第60—64页。

(155) 邱树森:《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在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上的贡献》,《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3期,第210页。

(156) 郭齐勇主编:《当代中国哲学研究(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157) 近40个民族的学者集体攻关“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http://news.ifeng.com/society/news/detail_2011_03/19/5251722_0.shtml.

(158) 中国哲学史学会等:《论中国哲学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

(159) 郭齐勇:《中国哲学智慧的探索》,中华书局,2008。

(160) 满—通古斯语族是指发源于贝加尔湖附近的一个古老的民族共同体,现在属于这个语族的包括满族、锡伯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及生活在俄罗斯境内的奥罗奇人、那乃人(都是赫哲人,即原女真人的一支)、乌底盖人、乌尔奇人、雅库特人(都是原女真人支系),等等。

(161) 中国现有10个少数民族的相当一部分群众信仰伊斯兰教,这10个少数民族是: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东乡族、撒拉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保安族、塔塔尔族。

(162) 藏传佛教,由中国西藏北上南下,逐渐传入蒙古、俄罗斯、不丹、尼泊尔、锡金和北印度。北传佛教俗称大乘佛教,其中的一支以中国中原汉传佛教为主体,还包括朝鲜、日本、越南及近代传入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菲律宾等国佛教;另一支为南传佛教又称南传上座部佛教,俗称小乘佛教,主要分布在亚洲南部,包括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和中国的傣、布朗、德昂及阿昌、佤等民族信仰的佛教在内。在中国云南省傣族、布朗族、德昂族等民族的传统文化里,南传上座部佛教(俗称小乘佛教)较长时间以来具有相当影响。

(163) 一般来说,这一系统包括彝族、哈尼族、白族、纳西族、藏族、景颇族、拉祜族、傈僳族、普米族、怒族、阿昌族、独龙族、基诺族等少数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