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的体系化思考与法学科体系建构的功能
在现代法学史上，有关体系与体系化的思考都由来已久。在法学巨匠萨维尼看来，法学是一门哲学性的科学（philosophische Wissenschaft），而这种哲学性就等同于体系性。“所有的体系都根源于哲学，对纯历史性体系的论述溯源于某种统一性（Einheit）、某种理念，这种统一性与理念构成体系化论述的基础，这就是哲学”[5]。萨维尼更将体系化研究的固有任务确定为“阐述、揭示概念、规则之间内在关联与亲缘关系（Verwandschaft），一个概念或规则是如何从其他概念、规则中产生概念的，是如何由其他概念、规则确定或被更改的”[6]。拉伦茨同样在其《法学方法论》一书中用相当篇幅讨论体系的重要性，认为“体系与体系的前提在于构筑规范秩序与统一性的概念”，而其更深层次的追求，则在于确立“正义的一般化趋势”（generalisierenden Tendenz der Gerechtigkeit）[7]。至德国当代行政法学家施密特·阿瑟曼（Eberhard Schmidt-Assmann），拉伦茨所言的“体系化”对于“正义的一般化趋势”的确定，被更清晰地予以阐释，“法学上的体系思考，虽然并非是将某种价值或价值位阶予以绝对固化，但还是希望借由体系化来维续法秩序的基础标准的稳定性或持续性（Konstanz）。”[8]
如果说，萨维尼是从学科理性化出发主张法的体系化，那么拉伦茨和施密特·阿瑟曼则揭示出了这种体系化思考与体系化建构的核心价值——借由体系化所达成的法秩序的稳定与持续。而法秩序也唯有保持稳定和持续，才能获得被理解、接受及信赖的可能。素来将法秩序的稳定视为法治核心要素的德国法学者，也因此相当热衷于法学科的体系化整合，致力于通过体系化提升学科本身的稳定性、可接受度（Akzeptenz）和可理解性（Einsehbarkeit）。[9]同时，对概念、逻辑、体系这些实证主义法学元素的一贯迷恋，亦使体系化建构对德国学者具有格外的吸引力。尽管这种体系化的学科建构方法，常常被崇尚技术理性的英美法学者讥讽为学者独坐书斋、背离现实的“闭门造车”，但德国行政法的经验向我们展示了因体系化而带来的学科理性、稳定和富于拓展性的功能。
首先，体系化是将“既存的各色各样的知识或概念，依据一项统一的原则，安在一个经由枝分并且在逻辑上相互关联在一起的理论构架中”[10]。简言之，其过程是从纷繁复杂的法律事实中，将那些能够持久作用并具有相对普遍性的概念、理论和规则予以筛检、提炼、概括，并在学科中合逻辑地整合起来。由此，既有的知识得以被系统地综览、理解、传承和利用。如果说概念、类型、原则、规则等都是人们为纷繁复杂的法学世界带来秩序的有益尝试，那么体系化则是将这些要素用整体的、合逻辑的方式予以汇总，并使人们对法世界的认识和思考更具概观性、总体性和系统性的理性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体系化的法学科建构正是马克斯·韦伯所言的，现代法“逻辑升华和理性技术渐增”[11]的表现。
其次，体系化的核心在于系统的内在统一性（Einheit）和一贯性（Bestaengidkeit）[12]。通过体系化的作用，原有的杂乱无章、互不隶属的规范与事实被整合为一个有序的、和谐的有机整体。这一整体既有助于学科自身的稳定和内部的自足，同样有助于促进法秩序的安定。
对于法学科而言，体系化建构将那些已经过检验的规范和学理相对固定下来，并确立它们之间的意义关联，人们因此可以在既定的体系化基础上，对学理和规范进行更高程度的拓展和析分，而无须每次都从零开始；此外，因为体系表现为一种形式逻辑构造，人们在逻辑的作用下，也无须担忧对学理和规范的拓展与析分会得出每次都不相同的“既非必然也非不可能”的“偶在性”[13]结论。学科内部的稳定和自足由此得以达成。而内部的自足闭合又是学科对外独立的必要前提。
此外，体系化所带来的法学科的稳定性，同样有助于实定法体系与现实法秩序的安定。尽管法体系与法学科体系并非同一，但二者之间存在无法割裂、相互映照和彼此支持的关联。一方面，实定法的体系化为法学科的体系化提供基础和素材；另一方面，法学科的体系化同样为实定法的体系化给予指引和协助：学科的系统思考方法和体系整合模式，会在相当程度上促成实定法体系本身的内在统一与持续稳定。
法学科体系化对于法秩序安定的保障，可以从法规范的制定、解释、适用和续造等诸多方面获得观察。对于法规范的制定而言，那些经过体系化锻造和锤炼的概念和理论往往拥有很强的稳定性，而“这种稳定的体系构造又是建立制度的前提要件”[14]。面对急需规制和调整的社会现实，立法者能够从稳定的法学体系“仓库”（Speicher）中获得充沛的资源；而且，体系以一致性（Stimmtigkeit）为追求目标，立法者在进行政策选择和规范创设时，如果自动地回溯到已经相对稳定的体系，就不会造成新规范与原有既存规则因彼此悖反而效力相抵。在法规范解释和适用的全部过程中，司法机关同样能够通过对法体系的回溯，获得对核心概念和关键制度的正确把握，并由此对所作决定予以理性权衡。这种体系化回溯一方面减轻了法律适用的负担，降低了法律适用的难度；另一方面也得以有效避免司法活动中可能的分散化演绎。这一点如康德所言，带有统一性与一贯性的法体系，又包含着一项对理性（Rationalitaet）的最低要求，即排除个案恣意（Einzelwillkuer）[15]，掌权者无法再轻易地将恣意的差别对待予以合理化，法秩序由此获得清晰性、明确性、可预见性、可计算性的保障。此外，法学科体系同样为进一步的法律续造提供可能和方向。在司法中，法院首先借助体系化的思考作为解释个别法律规范的协助性工具，而在解释的过程中，又会通过寻找体系化资源，逐渐生发出针对特殊领域的指导性规则，从而完成法规范的续造。
再次，体系化建构也是一门学科得以持续发展、广泛传播，并与其他学科建立良好沟通的重要媒介。致力于学科体系化的学者，从纷繁复杂的法规范中，揭示出隐含于法秩序背后的意义脉络，并用逻辑清晰、层次分明、结构严谨的体系化方式，将这种意义脉络表现出来。这一过程既是对既存知识的规整（Vorgegebenes），同样是未来演变的基础（Aufgegebenes）。[16]借由对既存知识的体系化规整，人们更容易发现其中的缺陷、漏洞与矛盾，也能更有效地加以克服与解决，而这些努力又会成为新观察、新发展和新演进的起点。此外，对于学科的交流和传播而言，体系化建构同样不可或缺。它首先为法律比较和法律继受提供了平台：就法律比较而言，唯有通过体系化的思考，才能获得有关这门学科的基础比较，以及具体制度所依赖的国内法秩序前提的认知；从法律继受来看，体系化所提供的脉络关联和意旨内涵，有助于继受国对具体制度的认知，不再拘泥于个别化的、片段性的思考，并在法继受过程中关照体系的基础建构和制度间的整体均衡。
最后，体系化思维有助于人们破除单个部门法的樊篱，从整体出发做出适当决断，因此也有助于“不同部门法学之间的交流与对话”[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