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规范理论的纳入意义与适用价值

保护规范理论在1914年由布勒提出，因此在德国法中渊源已久，也历经了较为复杂的发展演变。这一理论的提出就是为了解决主观公权利的判定难题，也因此自创设始就是主观公权学理的“基础性构成”^[13]。在布勒提出这一理论之前，主观公权已在德国法中被建构并获承认。主观公权的确立彻底打破了此前盘踞于公法领域的“公权否定说”^[14]。客观法（objektives Recht）和主观权利（subjetives Recht）的分离也促使人们重新探求个人相对于国家的法律地位，探求个人在客观法之外针对国家的主观权利。布勒的保护规范理论即在上述背景下展开。

受到私法权利理论的影响，布勒最初认为，主观公权的产生依赖于三项要素：强制性的法律规范；法律权能；客观法的私益保护性（Individualinteresserichtung）^[15]。但上述三项要素中，强制性的法律规范嗣后因为裁量理论的发展，尤其是“无瑕疵裁量请求权”的提出而被破除。“法律权能”也因为被简化为诉讼权能（Klagebefugnisse），而被第三项要素吸收。主观公权的探求和检验就逐渐凝结为：“客观法规范在保护公共利益的同时，至少同样服务于某个特定的人或人群的私人利益”^[16]，即产生主观权利的客观法规范必须包含“私益保护性”。“私益保护性”也因此成为区分主观权利与反射利益的关键前提。作为判定主观公权的核心基准，保护规范理论的实体法意义尤其表现为：它将公民在现代西方宪政下所谓抽象的、概观的“权利与自由”具体化为单项的法律请求权（gesetzliche Anspruch），构成公民法律地位基础的也因此不再是理想的、抽象的、整体的“自由”，而是有确定法律依据的、具体化的、个体化的主观公权^[17]。作为实体法的投射与结果（Reflex und Folge），保护规范理论的诉讼法意义也主要表现为对诉讼权能（Klagebefugnisse）的判定和限定。我们今日评价保护规范理论，大多认为其起到了平衡权利保障和遏制滥诉间冲突的作用。诉讼所保护的是主观公权利，而非反射利益。因为将诉讼权能限定为由保护规范理论所导出的主观公权，德国行政诉讼也被塑造为区别于法国的，典型的以“个人权利保护”为主，而非以“依法行政的控制”为主的主观诉讼构造。(https://www.daowen.com)

我国行政诉讼的功能设定长期以来都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与“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之间摇摆，直至近几年才显现出主观化的端倪，上文提到的刘某明案同样对此趋向予以确定，“行政诉讼虽有一定的公益性，却显然不能将原告主体资格范围无限扩大，将行政诉讼变相成为公益诉讼。现行行政诉讼法在确定原告主体资格问题上，总体坚持主观诉讼理念而非客观诉讼理念，行政诉讼首要以救济原告权利为目的。”^[18]在择定了诉讼的功能定位后，原告资格的判定也得以回归整体的诉讼框架下，而主观公权和保护规范理论的纳入在此时也显得合乎整体布局。即使保护规范理论的适用会导致原告资格呈现收紧的态势，但这种收紧是诉讼功能的“纯化”对单项制度所产生的必要影响，与无理由、无逻辑地开放原告资格相比，这种收紧反而更有助于诉讼制度的整体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