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法教义学的方向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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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行为在法体系中的重要性，因行政角色和行政正当性的转变而大大降低，其固有的单一视角、稳定格局以及静态片面的处理方法，在权衡相互冲突的私益、促进法律关系主体的交互往来、应付复杂多样的行政管制实践方面，也都表现出相当的局限性。总之，在现代行政任务和以行政行为为代表的传统行政法学理之间，一种紧张关系已经清晰呈现。相应地，行政法的核心是否还应继续停留于行政方式法教义学，行政行为是否还能作为对现代行政予以解释和评价的基础性工具，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行政法学因此陷入“方向之争”（Richtungsstreit）^[42]。

很多德国学者将行政法学理在现阶段所经受的剧烈震荡，描述为行政法教义学的“新的发展趋向”（Entwicklungstendenzen）“过渡”（Uebergang），程度更严重的则描述其是“危机”（Krise）“改革”（Reform）或是“重大转折”（Umbruch）^[43]。但这些语词背后所表达的，无一例外都是在新的行政现实下，对一种全新的、现代的行政法学理，或是说“与时代相符的行政法法教义学”^[44]的要求。在这些学者看来，既然行政行为法教义学与现代行政任务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凸现，为避免学理与现实之间出现结构性互异，就应在行政行为之外重新寻找行政法学的新“阿基米德支点”，由此来完成行政法体系的“典范转移”^[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