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在我国行政诉讼中，原告资格一直都是最具争议的问题。从1989年的《行政诉讼法》中只有笼统概观的规定，至2000年司法解释将原告扩展为“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再至2014年《行政诉讼法》删除“法律上”，将原告类型化为“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我国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从整体上看，无疑呈现出逐渐放宽的趋向，而修法也使“利害关系”自此成为判断原告资格的核心基准。

由于学界至今都未形成获得普遍确信的有关“利害关系”的诠释和分析框架，何为“利害关系”，又如何借由这一基准划定我国行政诉讼的原告范围，就成为司法适用和法律解释的难题。为获得一套相对缜密稳固的推导框架，很多法院尝试从域外学理中寻求启示。鉴于我国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与德国法中的诉讼权能（Befugnis）基本相当，而德国法又将这一问题诉诸具有相当历史渊源的主观公权利（Das subjective oeffentrechtliche Recht）以及保护规范理论（Schutznormlehre），保护规范理论遂成为我国司法裁判借鉴的重要渊源。在2017年“刘某明诉张家港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中，法院首次以较长篇幅阐释保护规范理论，并将其作为判断利害关系的重要参考。^[2]而在另一些案件中，法院虽未直接提及保护规范理论，但同样借助与这一理论具有实质关联的“主观公权利”“反射利益”等概念来框定和厘清“利害关系”。^[3]因为有相对丰富的法教义支持以及相对确定的思考脉络，借由保护规范理论来填充利害关系，相较此前模糊不清的判定基准，显得更为客观且具说服力。(https://www.daowen.com)

作为德国现代公法中的一项核心教义（zentrale Schluesselstellung）^[4]，保护规范理论提出至今已逾百年。在这漫长的时间内，保护规范理论并非固若磐石、毫丝未变，而是历经方法变迁、规则调整和重心移转的复杂发展，并遭遇从最初的普遍确信到之后受到责难的跌宕过程。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很多学者甚至将主观公权利受到压制的原因都归咎于保护规范理论，并因此激烈主张主观公权利学理甚至作为整体的德国公法都应“与保护规范理论彻底告别”^[5]。这股风潮直至20世纪80年代，有关保护规范理论的讨论“复兴”后才有所缓和。除却波澜起伏的发展历程，保护规范理论现在的意涵与初创时相比也已大异其趣。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的司法裁判要借鉴保护规范理论来框定利害关系和原告资格，就有必要对这一理论进行整体性、脉络性考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确保对外国法学理的继受恰当，不至因为继受不足而导致规则偏差、精华稀释和价值遗失，也不至因为对其变化演替未有体察而引发法律适用的问题。基于上述思考，本文尝试对保护规范理论在德国法中的发展嬗变进行体系化阐释，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司法裁判借镜这一理论进行评析，由此来提示其在我国司法适用中的价值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