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嫌疑人作案后已被当场控制，不具有投案的主动性和自愿性，不能视为主动到案——赵某故意杀人案[8]
裁判要旨
犯罪嫌疑人作案后虽未离开犯罪现场，但系被当场控制的情形下，不能认定为自动投案。
案情简介
被告人赵某因向王某讨要工资未果，蓄意报复，遂于2013年8月5日19时许，至北京市朝阳区工体北路一超市内，持事先准备的两把水果刀扎刺王某胸部、背部数刀，造成其心脏、左肺、肝脏破裂，致失血性休克死亡。
被告人赵某于案发后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
公诉机关的意见主要是：被告人赵某的行为属于故意杀人，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赵某犯罪时未满18周岁，依法应从轻或减轻处罚。
被告人辩称自己是故意伤害，不是故意杀人，且自己的真实年龄与户籍不符，应是1997年农历二月十九（1997年3月27日）出生。
被害人父亲王某某表示，其和被害人母亲均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不要求被告人进行赔偿，并向法院提交相关书面材料。
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主要是：本案应认定为故意伤害罪。一是被告人赵某没有杀人动机，赵某的目的是讨要拖欠的工资；二是赵某起初只扎刺了王某一刀，在王某逃跑的过程中，赵某本能地想抓住王某，没意识到手里还拿着刀，造成了王某的死亡，符合故意伤害罪的犯罪特征。另建议，对赵某从轻、减轻处罚，主要理由：一是赵某犯罪时系未成年人，无前科劣迹；二是被害人拖欠嫌疑人工资，经多次讨要，甚至报警后依然不支付，态度恶劣，存在明显过错；三是赵某有自首情节。
裁判结果
在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了解到，赵某文化程度较低，家庭监管不及时，本案之所以发生虽有客观原因，但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主观原因，赵某缺乏合理的维权手段，选择暴力的、伤害他人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对事态的发展、可能引发的后果等缺乏理性分析和预判，导致本案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控辩双方对被告人赵某的司法社会调查报告均无异议。
对于被告人赵某辩称其真实年龄与户籍不符，自报于1997年3月27日出生，以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均认为赵某犯罪时系未成年人的辩解及辩护意见，经查，关于被告人赵某出生日期有赵某母亲朱某甲、外祖父朱某乙等人的证言、学籍证明、北京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骨龄鉴定报告等证据在案，故认定被告人赵某犯罪时系未成年人。
对于辩护人所提被告人系自首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赵某于案发后已被当场控制，不具有投案的主动和自愿性，不能视为主动到案，故不认定赵某具有自首情节。
对于辩护人所提被害人具有一定过错的辩护意见，经查，证人杨某、朱某等人的证言及被告人的供述证明，被告人因保安公司拖欠工资一事与被害人产生矛盾，案发前被告人曾向被害人索要工资，但这并不是被告人实施故意杀人罪的理由，王某对本案的发生不构成刑法意义上的过错，故上述辩护意见无法律依据，不予采纳。
对于被告人及辩护人所提本案定性不是故意杀人罪，应为故意伤害罪的辩解和辩护意见，经查，在案证据能够证明赵某持两把水果刀扎刺被害人王某，其明知这一行为可以致人死亡，其追求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发生，客观上造成被害人王某死亡的后果，赵某的行为应构成故意杀人罪。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赵某因讨要工资未果，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一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依法应予惩处。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赵某犯故意杀人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鉴于被告人赵某犯罪时不满18周岁，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且案发后经他人劝说未离开现场等具体情节，依法对其予以从轻处罚。根据被告人赵某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判决被告人赵某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赵某没有提出上诉，公诉机关没有提出抗诉，一审判决遂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思路
本案的焦点问题之一，即是被告人赵某是否符合自动投案的条件从而构成自首。
本案中，赵某手持事先准备的两把水果刀，冲进超市保安宿舍，持刀扎刺王某，王某向店内跑，赵某在追逐王某的过程中被赶来的其他保安控制住，后被赶来的民警带回处理。赵某的辩解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均认为赵某构成自首。对此，结合本案案情，具体分析如下：
自首是我国《刑法》中重要的刑罚裁量制度。我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据此，自首可分为一般自首与准自首。
就一般自首而言，认定其成立的两个条件即为“自动投案”与“如实供述”。为了便于此两个条件的适用，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自首和立功解释》与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自首和立功意见》对“自动投案”与“如实供述”的认定条件进行了细化。其中《自首和立功解释》第一条第一项对何为“自动投案”进行了原则性规定，即“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由此可知，认定“自动投案”需考虑四个要素：投案时间、投案意志、投案对象和投案方式。
如何适用上述四个要素，则需考虑自首制度的立法精神。我国《刑法》之所以将自首作为刑罚裁量时可以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重要情节，其原因在于：一方面自首可以促使犯罪嫌疑人主动、及时归案，达到节约司法资源的效果；另一方面可以促使犯罪嫌疑人悔过自新，放弃继续作案，降低其人身危害性。因此，基于“节约司法资源”的目的，投案时间是构成“自动投案”的前提条件，法律将此规定为“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基于“降低人身危害性”的目的，投案意志是构成“自动投案”的核心标准，法律将此规定为“主动投案”。同时，在典型的一般自首中，投案方式应为“直接投案”，投案对象则应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虽《自首和立功解释》与《自首和立功意见》从鼓励自首与应对复杂司法实践出发，还规定了多种“应当视为自动投案”的情形，但此类情形均是对自动投案基本四要素灵活的变通与适度的放宽，且这种灵活性常体现在投案方式、投案对象此二要素上，而对投案时间（有效时间）与投案意志（主动自愿）的标准则一贯坚持。故而，认定犯罪嫌疑人是否成立“自动投案”也需始终结合自动投案的四要素来予以判断。
为进一步规范自首的认定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在《自首和立功解释》中规定了七种“应视为自动投案”的情形后，又在《自首和立功意见》中增加了四种，其中第二种情形规定为“明知他人报案而在现场等待，抓捕时无拒捕行为，供认犯罪事实”的也应当视为自动投案。此种情形的认定常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争议，同时也是本案涉及的相关情形。
结合前文所述，投案意志即是构成“自动投案”的核心标准，则认定上述情形成立“自动投案”需重点把握的即是犯罪嫌疑人“明知他人报案而在现场等待”的主动性。这种主动性常体现为“能逃而不逃”。换言之，只有犯罪嫌疑人主动、自愿地将自己置于司法机关的控制之下，才可认定其具有投案的意志，从而进一步结合其他要素认定其成立自动投案。如果犯罪嫌疑人在明知他人报案后，是因为自杀、受伤、醉酒、群众包围或公安机关人员已经赶到等原因而未能离开现场，则这种“被动”的滞留在现场的行为不具备自动投案的意志，则不应认定为自动投案。而判断犯罪嫌疑人明知他人报案而滞留在现场是“主动”还是“被动”，则需结合犯罪现场的情况、环境，犯罪嫌疑人的认知能力、身体情况、行为表现，犯罪嫌疑人的到案供述与辩解，现场证人、报案人、出警人员的证言，公安机关出具的到案经过等，以普通人的判断视角，结合日常生活经验来审慎判断。
就本案而言，在案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人赵某系被当场抓获归案的，在场多名证人见证了被告人赵某杀人的过程，有证人一边扶他，一把就去拿他手中的刀，其先拿走了他右手的水果刀，然后继续劝说他，又把他左手拿的水果刀拿走了，把两把刀就给了旁边的工作人员，让她拿好。赵某在犯罪后经他人劝说留在现场，未继续扎刺被害人，没有拒捕。
可见，赵某在作案后已被工作人员包围并接受劝说，同时其系被公安民警当场抓获。综合考虑案发现场的情况，赵某系因为群众包围、公安机关人员已经赶到未能离开现场，其是“不能逃”，而非“不想逃”，故赵某不具备投案意志所要求的主动性，赵某虽如实供述，但不成立自首。
（撰稿人：李永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