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空间整体观

众所周知，中医的特点之一就是整体观，强调“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是中医强大生命力之所在。先秦时期的思想家多有论述人与天地之间存在相应关系，有学者认为“‘天人相应’是在《黄帝内经》中才得以反复强调的”。当尊奉《黄帝内经》的医家意识到，以中国古人独特天地观作为传统文化理论依据的重要意义时，他们亦开始有意识地从中寻找依据和逻辑力量，同时借助天人相应的理论预设，以进入社会思想主流中。中国古人首先认为人的身体是仿照天地次序格局建立，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是一切的根本，决定事物的发展变化。于是以自然天地的架构作为依据、尺度，引着医家根据预设的天地时间和空间框架，洞察人的身体结构。《黄帝内经》“贤人法则天地，象似日月，辨列星辰。逆从阴阳，分别四时”，总括了医家自觉地以天地四时象征的次序格局为纲领，系统地阐述人体结构及生命活动规律。《黄帝内经》有“生气通天”的提法：“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同出于“气”的本源，同又具备整齐有序的相同结构，人和天地一体同构，以“气”为沟通宇宙与人体的介质，人的生命节律和宇宙就有了相通相应的关系。天地之气流转不息，古代医家相信人的生命亦是由“气”维持的，可以从气在人体内运行的时间和运行的路线这两点得到确证。一方面，气在人体内运行有一定的时间规律，它与天时相对应。人体的变化即与天地四时之气次序递变产生春夏秋冬的季节变化。《素问·诊要经终论》云：“正月、二月，天气始方，地气始发，人气在肝……十一月、十二月，冰复，地气合，人气在肾。”一年四时十二个月，由气主导的天气、地气及人体的变化一一配属。另一方面，气在人体内的运行有一定的路线。

目前很多中医教材把整体观归纳为这两点：①人体各构成部分之间是相互联系的；②人受环境影响。作为中医整体观的两个基本特点，因此称中医为整体性医学。有人认为仅凭这两点“与西医相比较，并非独有，也并没有特别的优势”，从这个角度来讲的确如此。

现代医学认为致病因素，包括外界环境致病因素（外因）和机体内在致病因素（内因）两类，外界环境致病因素包括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两类。前者如生物因素（微生物、寄生虫等）、物理因素、化学因素、饮食因素（包括营养）、季节、气候、地理环境等因素；后者包括劳动条件、卫生居住条件、生活方式、社会环境、个人遭遇、风俗习惯等。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内在致病因素，包括人体对疾病的感受性和防御免疫机能、遗传因素、神经及内分泌调节等。在内因中，心理因素现在被日渐重视，因为它可致多种心身疾病的发生和发展。现代病因观建立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基础上，这是现代西医整体观的认知。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命科学家以其研究主体的“复杂性”而首先冲破还原论的束缚。随着国际上复杂性研究的崛起，主要流派之一被誉为“尼采的狂放世界”的美国圣菲研究院（SFI）引领“复杂性科学”潮流，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复杂自适应系统为其代表论点之一。世界是由很多系统组成的，很多系统都是由许多组分组成的，这些组分可以是相同的或者是不同的，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可以是复杂的，也可以是简单的。系统的复杂性不仅表现在它们是由大量数目的组分所构成的，而且还表现在它们具有复杂的行为，我们所称的复杂系统是指具有较高复杂性的系统。而复杂性科学就是研究复杂系统和复杂性的一门交叉学科，包括自然、生物、工程、管理、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系统思维的理论源头主要是一个新兴学科群，如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博弈论、运筹学、模糊理论等，以及其新支流。系统是一个概念，反映了人们对事物的一种认识论，即系统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元素相结合的有机整体，系统的整体不等于其局部的简单相加。这一概念揭示了客观世界的某种本质属性，有无限丰富的内涵和处延，其内容就是系统论或系统学。系统论作为一种普遍的方法论是迄今为止人类所掌握的最高级思维模式。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比利时科学家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可以说是中国“天人合一”的现代理论依据之一，其自称灵感源于中国哲学。首先将复杂性研究与系统思维明确联系起来的是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在他的代表性著作《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中指出：“我们被迫在一切知识领域中运用‘整体’或‘系统’概念来处理复杂性问题。这就意味着科学思维基本方向的转变。”按照这一观点，转变前的科学思维方式是分析思维，因为“系统问题实质上是科学中分析程序的问题”，转变后的科学思维方式是系统思维，即用整体或系统概念来处理复杂性的思维方式。中医整体论也是基于整体或系统概念来处理复杂性的思维方式。

西方这一新思维模式的出现不仅赋予病因学以新的内容，而且也证实了中医整体观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但是中医整体观在这方面不但先行一步，而且为新医学模式提供了更有意义的启示，那就是“时间整体观”和“时空整体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