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小结

李东垣在《黄帝内经》《难经》等经典理论的指导下，在其师张元素脏腑虚实寒热辨证说的启示下，尤其重视脏腑虚损病机的讨论。李东垣在临床医疗实践的不断摸索中认识到内伤病研究的不足，创造性地提出了内伤病的脏腑辨治理论。李东垣认为，内伤病的形成是由元气不足引起，而元气不足实由脾胃损伤所致。李东垣基于对经典著作的继承与创新，独创了脾胃学说，提出了“元气之充足，皆由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若胃气之本弱，饮食自倍，则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也”的观点，认为脾胃之气本弱则元气不能充，而百病由生。人体之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皆赖脾胃升清降浊以濡润之，即“脾胃为后天之本”之意。

李东垣在《脾胃论》中将《黄帝内经》脾胃将五谷之精微“散肝”“归心”“淫筋”“输精于皮毛”的生理功能与脾胃气机的升降作用紧密联系。他认为，中焦脾胃这种升清降独的有序运动是脏腑生理功能的基本表现形式。但升降之中，有主有次；升清是主要方面，降浊是次要方面，只有升清，浊气才能下降，所以李东垣重视升发脾之阳气，喜用升麻、柴胡等升提清阳药物。李东垣把内伤病脾胃气虚而导致的火证命名为“阴火”，认为元气与阴火是相互制约的，即“火与元气不两立”，元气不足，则阴火独旺，阴火独旺又反过来耗伤元气，“惟当以辛甘温之剂，补其中而升其阳，甘寒以泻其火则愈矣”。因而治疗内伤病，处处以甘温之剂补益脾胃之气，创立了“甘温除大热”的治疗方法，以补中益气汤为代表方剂。

【自诊病案原案之病机、治法、方药】

此当于脾胃肺之本脏，泻外经中之湿热，制清神益气汤主之而愈。

茯苓、升麻（以上各二分），泽泻、苍术、防风（以上各三分），生姜（五分），此药能走经，除湿热而不守，故不泻本脏，补肺与脾胃本中气之虚弱。

青皮（一分），橘皮、生甘草、白芍药、白术（以上各二分），此药皆能守本而不走经。不走经者，不滋经络中邪；守者，能补脏之元气。

黄柏（一分），麦冬、人参（以上各二分），五味子（三分），此药去时令浮热湿蒸。

上件如麻豆大。都作一服，水二盏，煎至一盏，去渣，稍热，空心服。

火炽之极，金伏之际，而寒水绝体于此时也。故急救之以生脉散，除其湿热，以恶其太甚。肺欲收，心苦缓，皆酸以收之。心火盛则甘以泻之，故人参之甘，佐以五味子之酸。孙思邈云：夏月常服五味子，以补五脏气是也。麦门冬之微苦寒，能滋水之源于金之位，而清肃肺气，又能除火刑金之嗽，而敛其痰邪。复微加黄柏之苦寒，以为守位，滋水之流，以镇坠其浮气，而除两足之痿弱也（《脾胃论·调理脾胃治验》）。

按语：本案目疾，实为黄疸，乃肝经湿热所致，但有医者未顾及病家“饮食减少，气短上气，怠惰嗜卧，四肢不收”等“素有脾胃虚损病”之症，而一味以泻肝散攻之，重虚其脾胃之气，亦违背了“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之旨，致使运化不能，外界又暑雨相加，故黄疸转剧。治当以培补脾胃元气为本，兼以泻肝经湿热，标本同顾。以人参、白术、生姜补脾和胃，苍术补中兼以除湿，青皮疏肝，橘皮调气，防风针对卫虚嗽作而设。再以白芍、麦冬、五味养阴润燥而退热。本方与上方所治疾病虽不相同，但病本都有脾胃虚损元气不足，故用药颇多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