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注后记

校注后记

一、作者生平考及成书

董西园，字魏如，世居武林（今杭州），生卒年月不详。幼年习举子业，后为照顾家计，弃儒经商。据王廷模序：“童时读书目数行，方弱冠即绣词惊布。及长，好学精勤，用心严密，言必察理，事必求原。故辨读之余，更游艺余学，其琴学、弈学、诗学、绘画学所造皆精妙，名噪一时。厥后母老，为牵车服贾计，遂弃举业，专家政。”所以弃儒经商应在弱冠（20岁）以后。而李璿序云：“其考汉斌公欲令先生习医，以为可以保身济世，而先生未冠失怙，禀性敦敏，事母至孝，后因举业发病，母令遵遗命学医，以成父之志。由是先生弃置时业，励志医道……积今三十余年，反复参订……”由此可见：①董氏父亲即有让其习医的意愿；②因父亲早逝，董氏不得不弃儒经商；③董氏因操劳过度发病后，遵母命再次改行钻研医道；④从事医道已三十余年。又据《医级·杂病》医级便读自序云：“如自中年向道，苦难博采宏收，衹惟药果为缘乃得。”综上所述，董氏是在二十岁以后弃儒经商，弱冠至中年时因病成医，而且从医已三十余年。另外据《医级·伤寒篇》自序所题“乾隆四十年（1775）长至日钱塘董西园魏如谨书”，成书时间应为1775年，而董氏的出生时间应在1725年以前，主要生活于清乾隆年间。

董氏禀性敦敏，幼习儒业，受到良好教育，具有深厚的文学功底。由于清代骈文重新兴盛，至乾隆年间达到一个高峰，董氏亦受其影响。《医级》中较多采用了骈文的句式，使文章语言优美，诵读时朗朗上口，说理上气势如虹、论据充分，叙事中提纲挈领、整齐精炼，具有极强的感染力。由于骈文符合汉语读者的审美心理，使其更能为人们所接受，加强了文章的论说功能。

董氏在从医过程中，博览群书，摘录历代医著，采辑古今医家之论，并结合自身临床体会，反复参订，积三十余年，从未间断。后经友人及门人建议整理付梓，汇成一十二卷，名为《医级》。

二、版本源流

《医级》又名《医级宝鉴》，共十二卷，成书于清乾隆四十年（1775），初刊于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据《中国中医古籍总目》记载，本书现存七个版本，分别为：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文苑堂刻本、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六顺堂刻本、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李璿序刻本、清乾隆刻本、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道古堂刻本、清刻本、清抄本。馆藏地点共达三十一处，其分布地点纵贯南北，较为分散，是流传较广的一本古籍。经实际查阅及反复比对，六个刻本的版式、字体一致，属同一个版本系统，其实只有文苑堂、六顺堂和道古堂三种版本。上海图书馆藏清抄本，生甫手录，无时间及地点，书名为《医级脉诀》，且不完整。

1.文苑堂版本　文苑堂本印刷精良，用纸考究，字迹清晰，传世较少。仅见于南京图书馆、天一阁、上海辞书出版社三处，均有“住杭州清泰门内下板儿巷文苑堂金氏发兑”红色发行钤记，其版本源流十分清晰。以南京图书馆藏本为例，该书先由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杭州丁氏的“八千卷楼”所收藏，由于时间和地理因素，丁氏收藏该书顺理成章，在其八千卷楼书目记录为“医级必自集十卷　国朝董西园撰　刊本”。光绪三十四年（1908）丁氏后人将全部藏书低价售予江南图书馆，后藏南京图书馆。

2.六顺堂刻本　六顺堂印刷考究，字迹清晰，流传较文苑堂广泛。按其牌记显示与文苑堂本均为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刊刻，版本流传情况清晰。如中国中医科学院藏本牌记上有“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图书印”，该书曾为日军侵略时所掠夺，抗战胜利后归入大连图书馆，后几经辗转，为中国中医科学院馆藏。

3.道古堂刻本　印刷质量尚可。据牌记为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重新刊刻，有部分版面欠清晰，字迹模糊，如卷五正文第六十一页、卷七正文第二十六页和目录卷八第五页。该版本缺王廷模序末页和卷九正文第五十三页。大部分版本流传情况清晰。如南京图书馆藏本，为范志熙木樨香馆藏书，转入江南图书馆，后藏南京图书馆。

其中文苑堂本与六顺堂本印刷时间相近，相互之间几乎一致，这也与两个刻本均为“乾隆丁酉年新镌”一致。由于作者董氏为杭州人，他的著作先在当地由杭州清泰门内板儿巷文苑堂金氏刊刻比较合理。而且文苑堂本传世极少，应该为首批小批量印刷。从其被八千卷楼和天一阁两大藏书楼所收藏，也可看出当时人们对其价值和版刻印刷质量的肯定。六顺堂版可能为第二次较大批量的印刷，故存世较多，流传范围较广，但为何换成了“六顺堂”，就不得而知了。道古堂为第三次较大规模印刷，有少量字迹因磨损或保存不当等原因已较前面两个版本模糊，这也与其牌记“嘉庆庚辰重镌”一致。另外还发现南京图书馆和北京中医药大学所藏刻本，卷九女科类方缺第五十三页（灸鬼哭穴法），而将其后第五十四页的页码改成了“五十三”，并在卷九目录中做了相应改动，其他字迹及版本情况与道古堂本一致，故应归入道古堂刻本。各版本部分比较见表1。

由上所述，《医级》版本流传的次序为：文苑堂本→六顺堂本→道古堂本。

三、学术思想

董西园生活于清朝乾隆年间，早年习举子业，精勤好学，为其打下坚实的文学基础。此后因病成医，“励志医道，虚怀访切，手不释卷”。遍览群书，“《灵》《素》遗文”“张、李、刘、朱”“越人、淳于及张氏、葛氏、喻氏、王氏、薛氏辈”等无不涉猎。同时经过三十余年的理论联系实际，“每论一证，必援笔自记，其有似是者，汇集详辨，集以成篇，逐篇之内，各分其证，各明其治，各引其方”。董氏对医理有着精深的见解，除融汇诸家学说外，亦在《医级》中提出了自身的真知灼见。

（一）辨治首论伤寒，师古而不泥古

董氏认为：“论医求道者，必先讨论伤寒，诚以伤寒书，虽以寒命名，而春温夏暑各因，亦该于内。其中常变传化，备晰六经表里脉症。所以伤寒一通，则诸病六经所见者，亦了如指掌，故伤寒为治病之纲领也。”由此可见董氏对《伤寒论》的重视程度。

在伤寒诊治中董氏较推崇陶节庵的伤寒六法，即汗、吐、下、温、清、补。并对六法进行了细致精辟的描述。董氏认为伤寒主要由邪气侵犯所致，或由外感时邪，或由伏邪内出，在六法中又更重视汗、吐、下三法，所以专门用了《汗吐下赋》《汗吐下后条辨》两篇进行详细阐述。他在《汗吐下后条辨》中亦明确指出：“大抵时感伤寒，不外乎汗、吐、下三法。节庵虽明六法，而温、清、补三者，已兼行于汗、吐、下之中。”

同时董氏认为师古不可泥古，对于经文应在理解的基础上灵活运用，如他在《伤寒篇·经义》所言：“此《伤寒》经义，谓始于太阳，终于厥阴，一日一传，六日乃尽，邪衰则已之说，不过论其大概。至言治法，则曰未满三日可汗而已，已满三日可泄而已，此亦言其略，不可拘执……至于未满三日可汗已、满三日可泄者，盖为未满三日，邪在三阳，三阳在表，故可汗已；已满三日，邪在三阴，三阴在里，故可泄也。要知以三日之期，而分汗泄之治者，不过明在阴在阳之治宜然，非以之限病期统治法也。若执可汗可泄之文，而按期施治，则首尾表里急传，及三阳入腑等症岂敢再汗？三阴中脏又宁敢泄乎？……故经义虽不遂申经腑脏之文，而言五脏六腑皆受病则死，则其义亦无所不括也。是要在学者，会其始终之意，而不泥其文，乃可为善读经者。”

董氏认为：“古方今病，理虽一而法难同施；论止一隅，法可通而治难一致。”只有对伤寒杂病诸证进行细致比较，深刻理解疾病变化的本质，才能在用药上化裁自如，而不必藉准则以自拘。至于标本缓急，顺逆先后，又要圆机活法，神而明之也。

（二）伤寒杂病并论，表病里证分治

董氏认为：“人生气禀不同，阴阳强弱有异。病同质异，法难概施。况伤寒杂症，病同因异者比比。伤寒有头痛项强，杂症亦有头痛项强，伤寒有恶寒身热，杂症亦然。至于汗下呕吐，胁疼腹痛，痞结下利，厥痉发黄，水饮鼽衄等症，伤寒杂症，多有雷同者。且有伤寒而兼见痼疾者；有先因内病，而复感外邪者；有本由内病痼疾，状类时感，而全非时感者。病因既杂，则症亦杂出而互见。”所以认为伤寒与杂病只有相互参较并论，才能辨明两者雷同之形证，在施治时才能“知孰者伤寒，孰者杂症，不致混淆而妄治也”。

同时董氏认为伤寒为病应重辨别表里，分别施治。如《伤寒篇·经义》按语云：“盖人之感邪，有表里之分。表者，邪自外来，在阳经者也；里者，邪由内犯，或自外及内之邪，在阴腑者也。由外及内，由此及彼，即谓之传经。表症宜汗，里症宜温，或宜清宜泄……大抵伤寒之病，在阳者浅，入阴者深，其法以在阳宜汗，中阴宜温，传阴用清，入腑攻下为则。故阳经可汗，而巨明入腑者，亦可泄；传阴清泄，而中阴者，惟急温。则由表入经，由经入腑入脏，悉由邪甚不解，而后传之脏腑。”

（三）伤寒首重虚实，外感不应忌补

董氏认为伤寒为病，之所以传变不一，主要是“邪气之微盛，经气之虚实，而为进退者也”。其经气虚者，则传邪易入，变迁不一：有如经言循经传者，间有越经传手者，有间经传者，有首尾传者，有表里传者，有传一二经而罢者，有始终只在一经者，更有直中于阴分者，有并病合病、两经三经同病者，毫无定体。并进一步指出：“是知伤寒万变，虚实二字，可以尽之。”

同时董氏提出在治疗过程中尤当注意扶正。如他在《伤寒篇·伤寒六法》所言：“气实感邪者，经尽自安，无足为虑，所可虑者，惟挟虚耳。奈何庸浅之辈，见热便攻，虚而攻之，无不死者。仲景立三百九十七法，而治虚寒者，一百有奇；垂一百一十三方，而用人参桂枝者，八十有奇。即东垣、丹溪等辈，亦有补中、回阳、益元等汤，未尝不用补也。夫实者不药可愈，虚者非补不痊，能察其虚而补救，即握伤寒之要矣，又何必求之多歧哉！”

同时董氏指出：“盖泄邪三法，不外清温，而惟补为养正之用，可见攻邪养正，自不可偏废。”他认为用汗下攻邪之法，应预先考察病家正气之虚实，而施以先攻后补，先补后攻，或兼补兼攻之法。如其在《伤寒篇·汗吐下条辨》所说：“顾表症得汗，则外气已泄；里症得便，则内邪已通。设症不解者，即云邪盛不能尽彻，而所以不能尽彻之故，要皆正不胜邪，不能御逐而尽彻也。言念及此，舍补养又何治乎？在汗下之后，脉情躁盛不平，症候内外犹实，仍当汗下者亦有之。然此等症候，多属凶危，往往变生倏忽。若徒恃攻散之法，以治其有余，而全不虑其所不足，但恐有余未尽，不足全消，迅雷之作，掩耳所不及也。则何如以补养之法，用兼散兼清之治，以候阴阳之来复，既损其有余，又得益不足，由进退之机，逐酌其平。若正气未脱，病虽剧，亦可治也。”

（四）察神重视脉诊，辨病因证立方

董氏四诊中重视脉诊，认为：“脉学为四诊之大要，始于轩岐，衍于越人，昭于叔和。诸家括以口诀，藉以察神形而参气运。顾气之盛衰，于此而辨；病之宜否，于此而见也。”

董氏认为天地南北异气，故生物各殊，人亦方隅异形，而水土各别。即使是同处一方，而形气脏气，尚有同异。人的禀质不同，性气亦异，则脉亦有六阳六阴之素禀，与常人迥然不同。如素禀阳脉者，其脉洪大而滑，指下实而有力，若以脉论病，则应见外感内热，乃痰火等证，而彼则无病常然，起居如故。有素禀阴脉者，其脉沉微细弱，指下虚而无力，若以脉言病，则应见火败中寒，泄泻食减等证，而彼全然无恙，饮食如常。及其病也，脉反失其常度。阳脉者，偏见阴脉；阴脉者，反形阳脉。对于此等脉证者，一是舍脉从证，二是从脉从证，较脉证之轻重，以从重为治。如外感阳病，以阳脉为顺，若见阴脉，急当从脉为治。

证必有名，病必有因，董氏认为证有内外深浅，各经各因之异，故同是一证，亦有不同之方。如《伤寒条辨·诸热篇》云：“热烦渴饮，癃闭如狂，乃太阳热归本腑之候。”其辨治订方，则云：“五苓、红桃、导赤，此三方皆治太阳热归本腑，而五苓散治太阳热归本腑而表未罢，导赤散治热归表罢而血未结，红桃四物治热结留瘀而如狂癃痛。虽同一腑邪，而浅深之法不同，以一症而括三方，三方解而巨腑之变澈矣。”又云：“治需双解者，五苓、栀豉、冲和。五苓散，解太阳腑邪；栀豉汤，解表热内烦；冲和汤，解伏热感时。虽法同双解，而方因症异，所以有三四方汇于一症之下者。至如柴胡芒硝、桂枝大黄、防风通圣等剂，亦系双解，其因别而其法更异矣。”故“发表解肌及和筋，表有浅深之治；汗下温清同补益，药随虚实而施”。同时董氏鉴于“今之妄名混听者，习已成风，全不顾名思义，竟相安为固然”，认为辨证当识其原由，反覆推详，乃可补偏救弊。

（五）伏风百证迭出，疟疾发随气运

夫风者，百病之长也。自皮毛而由表入经，内及脏腑，善行而数变，息伏而难明。董氏认为伏风一证，有发于外而有可指者，有伏于内而后乃见者。伏于内有浅深之分：“必先舍于皮毛；留而不去，入舍于孙络；留而不去，舍于脉络；留而不去，舍于经脉。内连五脏，散于肠胃，阴阳俱感，五脏乃伤。”“邪舍于皮毛，入于孙络，留而不去，闭塞不通，不得入于经，则流溢于大络，而生奇病焉。”而风既内留，则外风易召，风气通于肝，由内外之感应故也。化而外见，则变证迭出：“或见六经，或生寒热，或留于卫，而散于分肉为䐜胀；或袭于营，而附于经脉为疮疡；或干于脏，而显变其症形；或流于经，而着结为痈痹。其伏而内息也：或循上而为脑风；或息窍而为目风；或犯酒而成漏风；或因沐而成首风；或客于胃而作胃风；或注于肠而为肠风；或房劳汗感而成内风；或泄血凑邪而为血风；或留伏入阴从阴气上逆而作风厥；或内息日久，深藏溪谷而显风根；或为寒中而衰饮食；或为热中而烁肌肤……”其中变迁种种，情状不一。治疗上，董氏认为应查病之浅深，因势利导，法在变通。在卫者可直从表散，用羌、葛、柴、防及苏、姜、麻、桂等剂。干营而已成痈毒，不妨泄毒疏攻，用醉仙散、通天再造散、解毒汤、犀角散、桦皮散、泻青丸、泻黄散、二圣散之类。干脏而各显证形，当从五脏调疏而用肝风、肺风、脾风、心风、肾风等方。如流经而结成痈痹，用推痈疡、风痹之汤剂。其为脑风、目风、漏风，及首风、肠风、胃风等，各用专施之方。并认为大凡患是证者，必劳心劳力，纵情竭欲之人，病既及身，要在摄身节欲为主，再调以养血培元药食。妇人逐调经候，男子谨慎滑遗，药毋过敛，治毋亟功。秋冬天气收藏，纵用攻风之剂，亦难捷效。惟春夏气升生长之际，其气上升外达，酌补托渐次调治，则自然渐次达表而愈。

痢疾一证，董氏认为多因夏暑感蓄，邪留半表半里，少阳胆经。邪在半表半里，不能遽出，余邪复留而屡作。董氏初读《热病论》，以逐日一经详证，未敢轻信，想人身之气，未必如此其有定也。后临证历久，始见其病状确实按期不易，而知人身阴阳之气，上奉承天，递为更代，而不爽也。始知前三日在表，后三日在里之义，实天人合一之理也。疟病之作先起于毫毛伸欠，寒栗鼓颔，腰背拘痛，寒已则热，头痛呕恶，烦渴引饮。若邪逆于阴而不得出阳，则为痉为厥；邪盛于阳而不得疏泄，则妄谵狂乱，作寒作热：皆蓄伏之邪，出入并争。入与阴争，则阴实阳虚，外无阳，故生寒栗；出与阳争，则阳实阴虚，阳偏盛，故为热渴：此由阴阳相移，更虚更实之故也。

疟邪之病，邪留表里之间，发则寒极如冰，热极如火，其势甚暴。治疟之法，无汗欲其有汗，汗则邪泄也；多汗欲其少汗，过汗恐伤正也。强食者，必成痞，痞既成，另从消补之法；过攻者，致虚危，故久疟多从补养之法。邪未衰而妄截，则为肿胀泻痢。其有疟痢同行者，先治其痢，随其寒热，而用清举温升之治；若寒热交结者，两解而升降之，或寒热并进而调之；痢愈再商治疟。惟三阴痎疟，无捷效之法。其为痎疟者，以邪留募原空隙，虽连阴经，却不干脏气，往往缠绵日久，且有连年不已。然历久成虚，变病而殒命者，亦不少也。董氏治痎疟，从丹溪所论，“考三阴之疟期，待时令生旺之际，或益其水火，而调其金木；或培其中土，而化其四气；总以补托开玄，温经追疟为治，则疟必更期错乱，渐渐应手而愈，由是而益信阴阳气运之通乎人也”。

（六）寒暑治难同法，结痞病有诸因

伤寒与伤暑，一因于寒，一因于暑，一水一火，迥然不同，但后世医家妄名混听，“今之患温暑病者，即告之以此风温也，此暑风也，若不以伤寒二字继之，似不足以明其症。且更有不介于意而不知慎者，又不得不同声附和曰：此即伤寒类也”。为此董氏特立《伤暑伤寒治难同法》一文，详析伤寒伤暑病因证候之异同。董氏认为《伤寒论》原为伤寒立说，未尝为暑火立说。后世医家，并不细心玩索，辙以春温暑火之邪，悉指为冬寒之所致，凡谓春温暑火时感，悉以伤寒二字概之。始犹为名谓之误，以六经之见证有类伤寒，继则并将伤寒法概治温暑。而刘河间三书中则为暑火，与仲景之论相互补充，“其中得理切当之论，不可泯也”。以此为据，董氏认为暑火自天而降，其邪阳气盛，从口鼻入，先干上焦心肺二经，感邪即胸闷头胀，身热烦渴而喜凉饮，或多言自汗，或面垢齿燥。邪在手经，治宜清芳凉解，不同伤寒足经汤药。且暑当化气主令，乃湿土之化，其时大雨时行，多兼湿气。暑胜湿，则上熏化燥伤阴；湿胜暑，则下流伤中洞泄。故有宜清、宜温、宜渗、宜利之异。上焦之邪，宜辛凉清解；中焦之恙，宜辛苦宣通；至若邪流下焦，当辛寒沉降，佐以温行疏泄。因此暑家之治，与伤寒六法，迥然不同。其治亦有类同者，如感风湿之候，阴暑之伤，湿胜寒中，阴邪犯脏等候，此又必需伤寒之治者也。

其中董氏又论及少阴内劳之证，与暑证，实几微之别。亦面黎如垢，气之上逆，亦口燥舌干而齿槁，少阴之本气，亦浮越而为热，阴伤于内，汗亦自出，亦躁扰而不宁，其脉亦虚数。此当从补阴温经之两治者也。稍异之处，惟阴证之脉，其尺中必浮空倒大，其卧必蜷而向壁。若暑证，则脉虽数急，而卧则不蜷，亦不向壁，时或形扬手掷足之状。于此可用试水之法，以水试之而称快者，为暑证；与水而生惊，或但漱而呕恶者，阴证也。然亦不能万全。故董氏认为此诊视者第一难辨之证也。

结胸痞满之候，经云由伤寒误下所致。言邪在表而下之，则先虚其中，故致邪从内陷，在大论有发于阳、发于阴之别。后世论注者，有将阴阳二字作风寒论，谓风为阳邪，寒为阴邪。中风下早，则为结胸；伤寒下早，乃为痞气。有以阴阳作阴证、阳证解，谓阳邪误下，其证较重于阴邪，故阴之误但痞，而阳之误成结。而仲师于此并未详言。董氏结合自身临床体会，认为伤寒中传阴、中阴之外，复有阴经有表之阴病，此实邪发于阴经之表病，仍当开表，故少阴用麻、附、细辛，而太阴、厥阴仍用桂枝等汤者，拟此论发阴误下，以致痞满，与经论庶为吻合。同时董氏认为结胸痞满之候，非独伤寒误下所致，但胸为表里之界，即不因误下，而邪盛内侵，亦有渐次于胸而成痞结者。或有中虚里虚之体，或少投理气之药，或便泄气陷，而即见痞结者。更有因寒饮挟食，及怒逆等因而致此者，皆非误下所致也。

（七）咳有用参宜否，脾胃非独甘温

咳者，肺病也，虽见于肺，而有本经自病，别经传与之异。十二经中，皆有咳候，其咳之来，有各经虚实之异。董氏认为既有本虚之候，不妨用参、芪以补肺，肺气一旺，则治节行，而咳亦自愈。况金旺生水，即属别经中阴火，水足而火亦自熄。至劳伤伤气之咳，得参、芪之补，亦随见安和。故参、芪原非咳家禁药。故凡劳咳之脉不数急，咳不声嘶者，不妨进参、芪以为治，治且愈速。然肺挟火邪，肺虽虚而此中挟实，若遽用参为治，非惟不能有益于肺，且恐增喘逆之患。又若脉情数急，息有音而不能偃卧者，此虚中挟实之候，若用参为治，非惟无益必反增其病。而其或脉数急而咳利兼行者，又当从脉数动脾为论，即属肺中移热于肠而为利者，亦当主参、芪而加佐使者也。至于血风劳咳，乃阴虚感邪之候，或先感受而后复伤精血，或先伤精血而继感风邪，咳亦虚中挟实，其用参亦有宜否。如风客于营，而营气受伤致咳，则养营而疏达，参固可用者也；肝挟火而侮金，则或可助金制木，参亦可用；若火客肺中，痰稠涩结，便闭咽疼者，又切忌用矣。总之，咳有虚实，当辨证就因，反复斟酌已定专攻专补，兼攻兼补之法。

夫脾胃者，中州土也。《易经》云：“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董氏认为脾胃为地道，脾胃之治，当审气之阴阳，味之刚柔为用，要必刚柔相济，而后得和平之化焉。其中董氏尤为推崇李东垣《脾胃论》：“以明有生寿命之本原皆在是，立补中、调中、益胃等汤以垂教后世，实不磨之大法也。”然“今宗东垣法者，无论病因由来虚实，但以甘温补中为事；而病之有宜于寒凉攻泻者，视为畏途，终身不一用”。董氏觉得此等医家有违李氏原意，认为东垣虽以甘温立法，而其立方之加减等法，则苦寒攻泻之治，亦无不备也。如云火乘土位者，中之实也，其治亦施降泄，亦用芩、连、知、柏；若过虚而下流乘肾，则主温升，补中益气；若木乘土位，而为寒热呕满，则亦用宣风为法，而以羌、防、柴、升，合五苓为用；若所生受病，而咳逆上气，则以开补利气为用，而以参、术、青、陈，合桂梗施方；若水来反侮，而为寒疼涎满，则温经以泄水，亦用五苓合姜、附同施。由此可知，“夫脾胃亦不过一脏腑也，惟其为后天之母，故首重之。然病之寒热虚实，与诸脏腑非有别也”。

（八）经病当治其本，考证严谨求实

董氏认为妇科经病当辨寒热虚实，如经滞之腹痛，其一端也，固不外寒热二者。但外寒内寒，外热内热，所当辨也。至于饮气肝气，癥瘕积气，及虚劳切痛，土败木贼诸候，一皆有痛，一有所干于身，则期前期后，未有不相牵为患者。气血壅滞，全无虚证者，当疏其气而破其血，滞者行而痛自已。有外寒及生冷内伤，以致凝结不通者，当祛其内外之寒为法。若嗜好炙煿辛辣，或多内火，以致血分燥热涩滞，而为痛为胀，又当清其内留之火。若妇值经期，肢体酸胀，或困倦多呕，或时作寒热，而后腹痛渐甚，甚则乃行，其行或见奔冲，或涩滞淋沥，其色浓淡紫赤不一，期后必懒倦三五日渐平。此等经病，其所因悉由不足。其始也，经气将归冲脉，因虚致滞而为酸为胀；经已归冲，则不通而为腹疼；行后经气不充，故为懒倦。若内热者，色紫赤；内寒者，色清腥。此等痛经，法惟从补，平调其寒热为治。更有素挟癥瘕，届期气阻而为痛者，又必当兼调其瘕气者也。由于经脉之病，既经感受，经脉既受伤，虽解散于一朝，而冲气未复，则遇期必复痛。应当于经后，多服汤药，以净中冲之余气，可无以后复作之痛楚。而当今论治者，但用温通以治经，经通则痛已，初亦未尝不效而本病不拔，届经又必举发，久则通亦不效矣。此皆不别其因，不求其本之过也。

董氏考证严谨求实，如其考大小肠之位置分别，先由自身临证体会而疑内景图“小肠列腹左，大肠位腹右”之说。于是想眼见为实，亲赴刑场，欲访秋后正典之凌迟者。但由于场面过于血腥而未敢亲视。于是剖鼠以观，发现小肠在右，大肠在左。此后又到屠牛房等考证，亦小肠在右，大肠在左。由此乃知“左胁之痛在躯廓者，肝病也；右胁下之雷引，痛在少腹者，小肠病也；左胁下之痛引少腹者，大肠也；其有切痛于右胁躯廓者，亦肝病也”。但由于人肠未能亲见，董氏对推测之臆见犹不能释然，而将其质于后人以求斧正。

（九）深究脏腑诸疑，详载奇难杂症

1.深究脏腑诸疑　董氏在遍览医籍，采辑诸论的过程中，将数十年中怀疑莫问，而古人又遗而不论，或纵有论者，亦乏详言之处，汇成一处。同时他对诸多疑问之处反复探究，结合临床实践，提出了自身见解。

（1）营卫　经云：清者为营，浊者为卫。对此董氏及门人提出疑问：夫卫气属阳，营气属阴。阳清而阴浊，天地之道也。何以反云清者为营，浊者为卫乎？经又云：营居脉中，卫居脉外。则凡六阴六阳之经脉，皆营卫之气所周流，而何以《伤寒论》中，但以三阳经有风伤卫、寒伤营之论，而三阴经独置不论乎？

对此董氏认为：阴阳之道，变化无极，阴阳清浊，颠倒互根。夫营卫二气，一皆出于胃气，谷入于胃，输散而上腾，则上焦开发，宣布谷气，而脏腑皆受其气。营卫之气，虽五脏之所化，同是一气之周流而异名也。惟营气出于中焦，而上接膻中清阳之宗气，故云清者为营，是正阴根于阳也；卫气出于下焦，而气由浊道，故云浊者为卫，下焦为阴，是正阳自阴生也。而经文惟举脉中、脉外之概为言，而邪之在营卫者，皆以表阳之病为言也。若邪入阴经，虽干营卫，但从经脏论，不从营卫为论矣。

（2）三焦　三焦为决渎之官，水道所出，而实则生气所出之腑，为权衡诸化之总司。古人有以三焦，分列躯廓之上中下为言，以膈上为上焦，胸下脐上为中焦，脐下为下焦，且谓三焦有名而无形。景岳则云三焦如检物弃囊等语，是直以躯廓为三焦也。而张三锡《经络考》，陈无择《三焦图说》，皆指护肾之脂膜为言，与手厥阴心胞络相为表里，而后人复非之。董氏加以汇通，认为上中下乃三焦气化之所，周流是三焦之用也。而三焦之本体，实即护肾之脂膜也。

（3）交肠　交肠一症，乃屎出前阴，溺出后孔之候。溺出后孔者，水气并入大肠，自阑不能泌别清浊，有以阑门不清为论。董氏认为若屎出前阴者，乃肠膀并破之候。非肠穿，则屎从何窦而出；膀胱不破，则屎从何窦而入？要必肠穿膀破，而后屎溺得以易位而出也。亦必其肠膀破损之处，其窦贴连，而后得出入之不爽也。若非贴连，则肠虽破穿，而屎出亦不过流于肠外募原，夹层之内，纵使膀胱亦损，而其窦不相接连，亦不得出于前阴也。而张三锡《经络考》，谓膀胱上口，即小肠下口。董氏尝治交肠四五人，皆得于险产之后，故得肠膀破损之验。而三锡之谓膀胱上口，接小肠下口者，不过裹撷筋膜之属，连募原而附于肠耳。其泌别清浊者，溢于外而渗入膀胱，是膀胱通肠之义也，非真有口以接连也。

（4）命门　董氏详考命门之说，汇诸家之论于一处以类比。《内经》之言命门者，目也。赵献可则以《内经》所言七节之旁，中有小心者是也。而越人以为肾有二，以左为肾，右为命门，是直以命门偏位于右也。董氏认为命门即小心，亦位乎七节两旁之中者也，是阴阳二气之根也。夫天地一太极也，动而生阳，静而生阴，一动静而万物化生。人物亦一太极，而化生之始，肇基于先天，故左右二肾，为元阴元阳，水火二气之所自出。则二肾但可以左为阴，为真水，右为阳，为真火，未可直以左为肾右为命门说也。所以命门者，万化之本也，二五之根，有生之始，位乎两肾之中者也，虽藏于肾中，而实无形之可指者也。

（5）阴络阳络　经文论血症，有阳络伤，则血外溢，外溢者，为吐衄；阴络伤，则血内溢，内溢者，为后血。而太阳经热流腑，为蓄血；阳明热传下痢，为脓血；丙火迫注为屎血；肠火烁阴为肠痔便血；此皆后血之条，并非阴络，一皆阳经之候也。何以阳络之伤，不为吐衄上泄乎？再如包络火淫，流火烁金，大怒血菀，少阴动血等候，皆系阴络之伤，一皆出乎口鼻，则吐衄之候，又非皆阴络之伤矣，而何以经文之必为分别耶？

董氏认为阴阳二字，有以脏腑言者，有以上下内外言者。如腑结脏结者，此以在腑在脏言也；结阳结阴，此以气分血分言也。故邪结于阳，病在气分，而症见肢肿，正以见清阳实四肢之征；邪结于阴，病在血分，故症见便血，以见浊阴归六腑之征也。至于阳络阴络之伤，此以上下左右言也。夫人一小天地，腰上象天，阳之位也。人之皮肌四肢，头面清窍，阳之所主。故凡脉络之外向，而亲乎上者，阳络也。阳络伤而溢者，必聚胸膈之中，上出清窍而为吐衄。腰以下象地，阴之位也。人之募原脏腑，前后二阴，皆阴之所主。故凡络脉之内向而亲乎下者，阴络也。阴络伤而血内溢者，必结于腹而下出乎二阴，为便血、溺血之候。至肠风、痔毒，亦皆阴络之伤而下泄也。

2.详载奇难杂症　董氏除遍览医籍，采辑诸论外，在数十年中将所遇奇难杂病亦悉数收录于书中，举例如下。

（1）烂肠蟠肠痈　董氏值班舆人朱姓者，年三十余，素有血疝之疾，年发二三次，遇寒则发，服温降之药随已。其发必攻痛腹肋，其则攻胸，乃呕血三两口，此手足厥阴之候，习以为常，固无足怪。其年季冬，雨雪多寒，是症陡发，攻痛如常，而忽囊肿如石。时届岁底，服药一二剂，随归家度岁。正月初，疝痛已瘥，而囊痈竟成，随请疡科诊治，不数日痈溃，囊中流粪，大便不行。又闻肚腹左右两角，连串肿赤，复成肚角痈，三五日而溃，亦屎脓并出，一囊一腹，其连串洞穿者六。其形虽羸瘦，而语言自若，饮食如常，其所出污秽堆积，皆破絮布块等物，其色黄秽，且内有豆谷菜条之类。其腹左右洞穿者五，其母以手按之，则五孔悉皆流粪。

董氏认为腹痈流粪者，要皆肠痈之秽浊，先积于内而溃烂，复外痈而出也，辨为烂肠痈、蟠肠痈之属。方书之论肠痈者，谓肠断即死。而朱姓之流粪者，其囊痈初溃在正月七日，腹痈之溃自十二至二十，六口皆齐，其屎日出，食日食，惟人渐枯如骨立。延至三月十七，始不食，十八屎从口出，三日乃死。始知肠断即死，肠破者未即死也。

（2）神仙劳　神仙劳之说，未见经文，以辟谷不食，而惟果是耽，辄谓不餐烟火，惟仙辟谷，故以神仙之名加之。而病家患此，疑有仙缘，置而不理，乃竟致羸瘦成劳。

董氏认为上古之世，民不知种植，亦不知烹饪，自圣王辨别美恶，教民稼穑，使茹毛饮血之天下，变而为熟食，而后水火功宏，蒸浮利溥，始得民无天札。此天地生物以养民，而圣王教民以利用也。今复舍利生者而为食，安得不妨害乎？是症多生于童稚少年，至方长之年而殒。揆其致病之由，缘父母娇养太过，恣纵成性，其初喜啖果而谷食少进，继则啖果而并绝谷食，始则犹嫌其改常，继则相安于无事，致令寒中痛利，痿废难痊，未病劳而竟神仙矣。董氏适遇此症，以壮脾胃，除陈气，先熟其果而诱食之，潜与欲味而毁进之，但得一复谷食，而病斯愈矣。

（3）痿男　痿男者，其有生之初，形骸不全，其下体前阴，不男不女，及冠年，亦更齿改发，但不能生育，故曰痿男。更有始生形骸全备，在襁褓言笑动作，一切如常，其渐长也，面色肌体丰泽，亦能步能趋；迨至十岁以上，其步日艰，其语言日涩，渐至时为跌仆；将及冠年，则痿不能步，竟成痿废。然其初饮食，犹如常也，其二便亦如故也，惟头面独大，色泽白而唇红，其体不长，其后渐消烁骨立，其足膝枯细，状如童稚，食渐减，见人则惶怯欲避，迨后食大减，猝为噎逆而毙。

董氏尝见此症，因此症之情状，方书未见，故记此而为后人审悉。一见于海宁长安镇南之陈氏，其家二子，皆病此而殁。曾载至吴门，求治于叶天士先生而不能疗。次见于仁和乔司镇之南沙某氏，再见于本城严氏。惟严氏之子，较前见为稍异，其头面虽大，足膝不枯，但溺出如膏，不能自禁，燥则莹白如脂，余症皆同，医不能疗，其症亦渐仆而殁。

董西园从医后，在临床实践的同时参阅了大量的医学书籍，并将各种医籍内容结合临床需要分门别类进行归纳，结合自身临证心得做了总结与评议。同时还对古人未有详言，或心有疑惑之处，提出自身见解并详加论证。其中许多内容直到今天仍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