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广用
仲景应用附子，以“脉微细，但欲寐”为指征，病至少阴方用；李时珍有“乌附毒药，非病危不用”之训。郑钦安则提出“凡一切阳虚诸症”均可应用，不必等到病危、病至少阴方用。凡治阴证几乎方方不离附子，认为：“凡一切阳虚诸症，如少气、懒言，身重、恶寒，声低、息短，舌润、舌黑，二便清利，不思水饮，心悸，神昏、不语，五心潮热，喜饮热汤，便血、吐血，闭目妄语，口臭难禁，二便不禁，遗尿遗屎，手足厥逆，自汗，心慌不寐，危候千般难以枚举，非姜附何以能胜其任，而转危为安也乎？”（《火神郑钦安》）显然，郑氏扩大了附子的使用范围。
附子还有另一特性，即“善走诸经”“无经不达，走而不守，但可为臣使，佐群药通行诸经，以斩关夺门”（《本草新编》）。张景岳曰附子：“浮中有沉，走而不守，因其善走诸经，故曰与酒同功。”“无所不至，为诸经引用之药。”（刘完素语）显然具有广泛的适应性。
何少奇先生总结：“附子一物，可上可下，可补可攻，可寒可热，可行可止，可内可外，随其配伍之异而变化无穷，用之得当，疗效卓著，在群药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说它是‘百药之长’是并不过分的。”
纵观火神派广用附子，主要有两种形式：
其一，直接以附子为主药，最常见者就是四逆辈。郑钦安在论述四逆汤的功能时说道：“凡世之一切阳虚阴盛为病者为皆可服也。”（《医理真传·卷二》）“此方功用颇多。得其要者，一方可治数百种病。因病加减，其功用更为无穷。予每用此方救好多人，人咸目予为姜附先生。”（《医法圆通·卷四》）显然，郑氏扩展了四逆汤的应用范围。
广用四逆，化裁众方。以四逆汤合以常用方，典型如吴佩衡先生的四逆合瓜蒌薤白汤、四逆苓桂丁椒汤、四逆二陈麻辛汤、吴茱萸四逆薏苡附子败酱散、四逆五苓散、四逆当归补血汤等。
其二，在应症方剂中另加附子。火神派与经方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锦上添花的关系。在应症方剂中加用附子，当然这首先意味着经方，它是一幅好“锦”。形象点儿说，附子的这种特性，就如同扑克牌里的“百搭”，调料中的味精，适应性广泛。因此，此法也可称之为“提鲜式”。
例如治上焦阳虚怔忡心悸，方用桂枝龙骨牡蛎汤，“再重加附子”“加附子者，取其助真火以壮君火也”（《医理真传·卷四》）。请看郑氏“桂枝加龙骨牡蛎汤”组成：桂枝30g，白芍18g，龙骨12g，牡蛎12g，甘草6g，生姜15g，大枣6枚，附子12g。在方中直接加入了附子。
治头面畏寒者，“法宜建中汤加附子，温补其阳自愈”（《医理真传·卷二》）。
鼻渊、鼻浊而流清涕者，缘由阳衰不能统摄津液，治以封髓丹加安桂、吴茱萸。“甚者，加姜、附三钱，屡屡获效”（《医法圆通·卷一》）。
两手膀背痛，因中气不足而致者，“法宜温中行气为主，如建中汤倍桂、附，补中益气汤加羌、附”（《医法圆通·卷一》）。
“余每临症，常见独恶寒身痛而不发热者，每以桂枝汤重加附子，屡屡获效”（《伤寒恒论》）。
后世火神派名家在应用温补名方补中益气汤、六君子汤、归脾汤、人参养荣汤、阳和汤、当归四逆汤时均善于加入附子，应该说都是广用附子的体现。如治阴疽名方阳和汤，祝氏嫌其温热不足，认为加入附子、磁石效果更佳，“盖此方能振奋阳气，祛寒消肿也，但方中缺乏附子，为美中不足，余每次用均加附子”。
■鹤膝风：某男，38岁。气血不足，形瘦畏寒，面色萎黄，两膝肿大，右甚于左，两足发冷，疼痛无时，屈伸为难。舌胖苔白，脉象沉迟。证属阳气衰惫，三阴虚损，寒湿内侵，气血凝滞，为鹤膝风重症。治以补阳益阴，补气养血，温经活血通络。处方：黄厚附子24g（先煎），黄芪6g，人参9g（先煎），熟地24g（砂仁3g拌），当归12g，丹参12g，牛膝12g，麻黄9g，炮姜9g，鸡血藤18g，鹿角9g。此方服20余剂，膝部肿痛逐渐减轻，下肢转温。续服10剂，病即逐步痊愈（祝味菊）。
▲用附子不走极端
郑钦安广用附子绝非滥用附子，而是坚持辨证，“总之，用姜附亦必究其虚实，相其阴阳，观其神色，当凉则凉，当热则热”（《伤寒恒论·太阳少阴总论》）。明明说的是“当凉则凉，当热则热”“用姜附亦必究其虚实，相其阴阳，观其神色。”事实上，无论哪个流派，在倡导本派特色的同时，作为前提，都会坚持辨证论治的原则，这一点可以说是常识。因为这是中医最基本的原则，缺乎此则不称其为中医。
某中医著有《附子万能论》一书，吴佩衡阅后很不以为然：“怎么说附子万能？太绝对化了。若说附子万能，这无异于否定了中医的辨证论治，不符合客观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