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化资本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布迪厄提出了文化资本理论。作为一个理论范畴，其理论虽然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但是对世界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关于文化资本的主要研究分为文化资本的基本理论、文化资本的量化、文化资本与个体发展，以及文化资本与社会问题四个方面。
（一）文化资本理论
国内学者萧俊明、[26]周宪[27]、高宣扬[28]、张意[29]和宫留记[30]等详细介绍了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并对其中的一些概念进行了诠释。刘小枫[31]和朱国华[32]则分别对文化资本理论中的阶级斗争、文化与权力的关系进行论述，其中，对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做了详尽系统介绍的是朱国华的《权力的文化逻辑》。台湾学者邱天助阐述了文化再生产的过程及其意义。[33]还有学者将布迪厄对知识分子与资本及利益的思考，引入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社会地位和角色及其变迁的考查中。[34]这些著作为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文化资本理论提供了大量的资料。
（二）文化资本的量化
文化资本理论自兴起后，一直在不断发展，由于这一概念的边界比较模糊，因而难以对其进行量化考察和做出相关实质性的判断，国外学者为此做出了很多努力。
布迪厄用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计算家庭文化资本，[35]用同样方法测量文化资本的还有罗宾逊（Robinson）与加尼尔（Garnier）[36]、琼森（Jonsson）[37]。迪马奇奥（Paul DiMaggio）[38]和摩尔（John Mohr）[39]通过文化兴趣、文化活动和文化信息三个维度的数据来进行家庭文化资本的测量。蒂奇曼（Teachman）认为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无法完全代表家庭的文化资本，家庭学习资源才最能体现家庭的文化资本状况，并指出学习资源有助于教育获得的提升。[40]德·格拉夫（De Graaf）则以父母高雅文化参与度（如每月去博物馆、音乐会和艺术馆的次数）和父母的阅读活动测量家庭文化资本。[41]通常研究者对家庭文化资本的测量，要么只用父母的文化资本状况作为考量，要么只用子女的文化资本状况进行考量，而苏丽婉（Sullivan）则同时测量了子女的文化资本状况和父母的文化资本状况，具体地说，她用子女参与文化活动的情况、掌握的文化知识和语言能力作为测量子女文化资本状况的依据，以父母的阅读活动、文化活动的参与等作为测量父母文化资本状况的依据。[42]此外，汤尼·贝纳特（Tony Bennett）等将文化活动的参与、文化知识和文化品位等作为衡量文化资本的三大因素，而其中的文化知识与文化品位主要是指艺术方面，而不是社会文化。[43]吉尔伯特（Gerbert Kraaykamp）和科恩·范（Koen Van Eijck）也从三重视角研究文化资本的代际再生产，指出学生的文化资本积累受父母文化资本积累的影响，如学生拥有的文化商品数量（客观化状态的文化资本）主要受父母文化财产的影响等。[44]之后，文化资本这一概念不断被纳入到教育获得研究中，并有学者研究文化资本与个体发展之间的相关性。
（三）文化资本与个体发展
西库雷尔（Cicourel）探讨了文化资本的分配状况，指出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文化资本的分配存在隐形的不平等现象，这种分配中的隐形不平等会造成后代之间的教育差异，而这种差异对个体未来的人生发展有很大影响。[45]保罗·迪马奇奥和约翰·摩尔（John Mohr）认为性别、婚姻选择、父亲的受教育程度、文化资本等变量可以纳入量化研究分析之中，用来考察文化资本对阶级形成的影响。[46]西斯维克（Chiswick）分析劳动市场中外来移民和本土工人工资之间的差异，他使用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进行分析，并得出收入差异源于文化因素的结论。[47]科斯坦萨（Costanza）和戴利（Daly）将文化资本视作人力资本不可或缺的部分，探讨了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技能知识和经验积累等对劳动能力与报酬的影响。[48]特雷尔·斯特雷霍恩（Terrell L.Strayhorn）研究了社会和文化两种资本对不同种族学生学业成就表现的作用，发现非洲裔和拉丁裔的男性在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并指出大学期间是积累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最佳阶段。[49]
（四）文化资本与社会问题
文化资本理论同样是分析中国社会现象（包括宏观教育问题）的工具。陆学艺[50]、许欣欣[51]用文化资本理论分析了教育对个体社会地位变化的重大影响，指出了学历与文凭在社会流动中的重要作用。杨东平调查教育水平与家庭背景之间的关系，运用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方法，揭示了当前中国的教育形势和困境。[52]强晓华和查晓虎[53]、刘芳[54]、陆慧[55]等研究了文化资本对高校毕业生就业过程中的积极影响，以及大学生就业选择与文化资本状况之间的关系，将文化资本概念引入了大学生就业选择研究中，探究了文化资本对大学生就业选择的影响，并为改善大学生文化资本积累提出了建议。周小李用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审视了女大学生就业难现象，指出女大学生就业难难在其文化资本与符号资本的双重弱势。文化资本弱势的原因在于女大学生在专业区隔与文凭等级中的不利处境，符号资本弱势则是男女两性符号系统权力作用的结果，资本弱势源自社会结构合谋。从而指出要从根本上解决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需要社会的结构性调整与变革。[56]此外，孙海波[57]、刘佳[58]等关注大学生考证热现象，从文化资本积累与转换视域探析大学生考证热，指出当前大学生考证热是文化资本积累的有效途径之一，而这种途径是试图通过教育投资来提升自身文化资本的博弈，它能够在就业过程中将文化资本转化成经济资本。在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影响下，研究者对一些现实针对性较强的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大大推动了文化资本理论与实际社会问题相结合研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