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执行：信息经济学视角下的补偿政策
作为补偿政策的主体之一，受助学生在政策执行这一动态过程中，反映最多的是关于贫困生评定的公平性问题以及补偿资源分配与贫困生家庭经济状况之间一致性等问题。
S9：我家庭的经济状况一直不太好，妈妈今年58岁，爸爸今年65岁，他们一方面是年纪比较大了，另一方面是身体一直不太好，所以家里面的负担会比较大。况且我和我弟弟都在读书，由于父母双方的亲戚比较少，所以能够资助我和弟弟读书、生活的帮助力量比较小。由于爸爸的身体状况和家庭其他方面的原因，我家庭的经济状况一直处于比较差的状态。主要收入来源现在是我妈打工的收入，我爸因为年纪比较大，下岗在家，加上身体不好，就不容易找到工作。妈妈现在是做清洁工，一般（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是按照天数来计算的。我现在获得的补偿是一般贫困的国家助学金，每年2500元。但是我知道还有一些同学家里也确实贫困，但是因为名额不够，所以连一般贫困都没评上。
S5：我的家庭经济状况就不太好，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生活在农村里面嘛，家里面爸妈身体也不太好，主要收入来源一般都是靠家里务农收获得到的。家里除了我以外还有弟弟和妹妹都在上学，（我们）在学校读书的费用就占了（家庭）生活开支的一大部分，再加上爸爸身体有病，患有胸积水和关节炎各种劳累积累下来的疾病，妈妈患有肾结石和腰椎间盘突出，就基本上不能干重活。反正我父母他们两个就是硬撑着，为了支持我们三个读书就硬撑着，不能干重活还是要去干。但是，因为在家乡那边没有像这边沿海地区可观的经济收入嘛，更多的还是靠种地，有时就在附近村庄给别人打零工获得点收入，所以家庭经济状况还是不太乐观。家里年收入这个具体也……不好算吧，我觉得就像爸爸他如果有时候做零工的话，就是一个月千来块，然后除去一些成本什么的，一个月大概就五六百，五六百再乘以12个月，（一年）不到1万吧。我现在接受的补偿是那个2500元一年的国家助学金。
根据国家助学金政策的有关标准，考虑到不同家庭经济弱势本科生的困难程度有所不同，因此A校的国家助学金也是分成不同的等级：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前者简称特困生，后者简称一般困难学生。特困生和一般困难学生的补偿金额有所区别，特困生每年补助4000元，一般困难学生则每年补助2500元。特困生的名额要少于一般贫困生，因而特困生名额一般优先给予来自单亲家庭或者家庭成员有残疾的学生，对于一般家庭，即便再困难也只能给予一般困难的名额。学校是以硬性标准来评定贫困生的等级的，而不是实际的家庭经济状况。
S12：我家本来经济状况还可以，爸爸妈妈是搞养殖业，养鱼的，但是从前年开始家里亏了很多钱，欠了很多债。还有一个妹妹在上高中，姐姐大学毕业不久，但是她自己创业没成功，也欠了很多钱。所以我就申报了补助，每年2500块钱。
S6：大学入学的时候会填写一份家庭情况调查表，然后学校会评定你进入哪个贫困等级。大学四年都用这一份，这份调查表没有真正做到与时俱进，因为有些家庭的困难是暂时的，而不是长久的，但是却可以大学四年都得到资助；也有一部分同学家庭条件在大学期间可能突然变得不好，天灾人祸什么的，这样这些同学得到的帮助就很少了。
学生的经济困难状况不一定是一成不变的，同一学生在不同时期的经济困难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也有部分家庭情况良好的学生因为一些突发的事故而陷入窘境，因学生数量众多，学校无法动态地掌握学生的家庭经济变化状况。
S7：其实我当初报这个的时候就挣扎了很久，因为我不了解班上其他同学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有可能出现这样两种情况：我不申请，而经济条件比我要好的同学申请了；我申请了，而经济条件不如我的同学却没有申请。所以很纠结，不确定到底报不报得上。
S1：评定的话，首先要自己申请，然后全班公投。这个环节其实也挺表面的，因为各个寝室之间交流不多，都比较独立，所以其实大家对彼此的实际情况了解得也不多，所以，在投票的时候就看跟谁的关系比较好一点就投谁了。老师也很难一一去核实。
由于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家庭经济收入难以非常精确地计算，经济困难学生的评定也没有量化的评判标准，在不同的学生心中，对经济困难的理解也不完全一致，他们虽然清楚自己的家庭经济状况，但却无法掌握自己所处环境中的整体状况，形式上公平民主的评选也因彼此缺乏深入了解而失去其公平实质，导致实践中的经济困难名额分配与实际情况并不完全匹配。
S10：这个政策好是好，但是也还是有执行得不好的地方，像我们班上的同学家里条件都很好，全班就我一个人申请这个补助，其他同学都不申请，补助名额多了。但是我们宿舍有个同学家里是贵州山区的，父母在家种地，他还有个弟弟也在上中学，家里条件真的很苦的，可是因为他们班有十来个新疆学生，新疆同学是优先的，所以，他就申请不到这个补助的名额了，因为每个班名额只有那么多。
S15：这个名额分配不合理，有些学院，像音乐学院、美术学院这些院的学生本来家里条件就比较好，学校根据学生人数按比例分配给他们院里的补偿名额经常都浪费了，有钱都发不出去；而像我其他学院的一个同学，他们班评这个助学金的时候，名额有限，但是他们申请的人特别多，所以就要进行竞选，由同学来投票，可能他平时也比较内向，投他票的同学比较少，所以他就没评上了。我们班的情况是大家觉得这个不好意思，觉得如果申请的话有面子上的问题，所以我们班往往是名额多了。
在补偿金额一定的情况下，政府和学校对学生补偿名额的确定都是采取一种简单易行的方法，按贫困学生的平均比例来下拨补偿金，无法满足现实中所有贫困学生的需要。而在具体补偿资源分配的时候，学校根据对贫困生的资格审核来确定受助对象，高校调查贫困生家庭经济情况需付出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因此，高校只能根据各个学院的学生总体人数，依据一定比例，大概估算各个学院的贫困生人数，再由学院根据这一方法具体分配到各个年级、各个班级，再具体到个人。这样就导致一些学院名额不够，一些学院名额有余，没有充分发挥补偿的作用。
微观信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当两方当事人之间所拥有的信息不对等时，怎样寻找一种条约和规章来规范两边当事人的经济行为。如交易一方没有办法观察和监测对方行动的一切信息，或者获得这些信息需要付出昂贵的代价，这时交易的双边当事人就处于一种信息不对称的状况。[46]同样的，在高校学生资助工作中，学生和学校作为不同的主体，也普遍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如上面所述情况，虽然学生对于自身家庭经济状况的了解很充分，处于信息的优势方，但是因为贫困生人数较多，分布较广，家庭收入水平的确定难以把握等原因，导致学校无法全面地掌握所有贫困生的实际经济状况。学校如果一一去详细了解每位学生的具体家庭经济状况，那将要付出非常高昂的成本。实际上，由于多方因素，将来自各地的学生家庭经济状况进行摸底排序也是难以实现的。因此，在贫困生的认定和等级评定中，学校只好根据一些既定的规则来相对有效地执行资助工作。这一切，皆因学校和学生之间存在着的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会造成学校和学生双方之间的利益失衡，影响公平公正等原则和国家助学金这一资源配置的效率，其典型表现有“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一）逆向选择
S2：我家里经济条件一般，我爸是电器修理员，我妈就在家里开个小店。家里每个月的收入不是很清楚，因为是农村户口可以申请国家补助，所以我就报了名。其实我也就是试试看嘛，因为我们班有新疆来的同学，（他们）因为是少数民族所以基本上都能评上补助，但其实并不是每个新疆来的同学家里条件都不好，（他们中）有些同学花钱比我们还要厉害。所以，我看爸妈挣钱也辛苦，就想减轻他们一些负担，现在每年也能获得2500元的国家补助。
S13：申请的话，就是自己提交申请，交一张有村委会盖章、镇政府盖章的贫困证明。村委会的话基本上都会盖的，都是熟人嘛，抬头不见低头见；镇政府其实对具体情况也不清楚，但是像这种学生申请补助什么的，基本上拿过去也都会给你盖的。
S8：其实当初填写这个补助申请表格，纯粹就是那个时候有名额嘛，填的时候也填得很简短，后来排序排到最后一名，名额多就给我了，名额不够的话，其实也没关系的。
按照现在补偿的申请规则，学生只要填写申请表格和提供家庭经济情况的证明就可能得到补偿，不需要付出其他的成本；而学生户籍所在地的民政部门从地方利益出发，或者因为一些熟人关系，也不会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对这些开证明的学生情况做详细调查，只要学生有需要，一般都会给贫困证明盖章，致使一些非贫困的学生也变成了贫困生，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学校评定工作的难度，降低了真正家庭经济弱势的学生获得补偿的概率。
1970年美国经济学家阿克洛夫（G.Akerlof）提出的旧车市场模型为逆向选择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旧车市场也就是人们平时所说的“柠檬”市场。旧车市场上，逆向选择的问题主要来自于买者和卖者关于旧车质量信息的不对称。本来旧车市场中存在着质量好的和质量一般以及质量不好的二手车，卖车者很清楚这些信息，而买方对此并不是很清楚。对于买方来说，他最多愿意支付这些旧车的平均质量的价格，而卖车者是不会以这个价格出售质量好的二手车的。长此以往，质量好的这些车反而卖不出去，卖出去的都是质量一般和质量不好的二手车，这与正常的优胜劣汰的市场交易原则是背道而驰的，这就是经济学中所讲的逆向选择。[47]
将逆向选择这一理论推广到其他领域，则指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所造成的市场资源配置扭曲的现象，使得那些最有可能造成不利（逆向）结果的交易对象，经常被搜寻到，交易最踊跃。在贫困生资助体系中，高校无法确切得知每个家庭经济弱势学生详细具体而动态的家庭经济困难情况，学生与高校两者所拥有的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可能结果是不那么贫困或者非贫困的学生占据了补偿的名额，而相对来说更困难的学生获得的补偿却要少，以至于有些贫困学生根本没有得到任何资助，造成逆向选择。从访谈材料看，出现了几种情况：家庭经济条件尚可的学生去申报国家补助而被评上了，家庭真正困难的学生却因名额不够没能享受到补偿；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获得一般贫困的补偿金额，而家庭条件一般的学生却享受着特别困难的补助资源。
S6：我爸爸在我很小的时候就不在了，是妈妈一个人在家种地、帮别人打零工供我读书。虽然说现在国家每年可以补助4000块钱一年的伙食费，但是因为家里收入很少，我每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对家里来说压力还是很大的。我知道有助学贷款啊，但是我妈宁愿省吃俭用，找亲戚借，也不想我去申请贷款。她说到时候一样要还的，还有各种各样的规定，借和还都不自由，还是不欠政府的钱心里踏实。
S2：不还助学贷款可能有这两种情况，一种是贷款的这些学生大多家里经济不宽裕，特别是那些来自边远地区、贫困山区的毕业生，他们一时难以找到工作或难以找到理想的工作；即便找到了，因为本来家庭经济就不好，他们就要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和经济压力，这样一来就导致他们难以及时偿还贷款；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个人的信用问题，工作后有钱了却不想偿还，就是失信、违约的情况。
S5：政府和银行、学校给你提供这么一个贷款，是社会对你的一种帮助；再说，有借有还，当时你既然去借了，就要偿还，而且银行还不（向你）收利息手续费的，做人要凭良心，不能忘恩负义，想着反正我也已经读完了，不还钱也不能把我怎么样，有这样想法的人太不应该了。
S12：当初借款的时候已经签好协议的了，既然你已经毕业了，即使你没有找到工作，但是你还是可以通过一些打工的方式，可以靠着自己的能力来偿还这笔钱了。因为助学贷款也不会让你一次性还完，我觉得这个还是跟个人自身对这件事的态度、他自身的品行有更多的关系。
同样，由于高校、政府、银行和学生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也会导致逆向选择的发生。在助学贷款项目办理过程中，银行和学生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得银行在放贷前没法详细了解每个助学贷款申请者的具体经济情况，而一般以学校对贫困生的认定结果为衡量标准，决定贷款发放情况，而从前面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学校对数量众多的学生的经济情况的了解也是非常有限的。此时的银行所获得的信息就不是那么全面和准确了，无法识别每位学生详细的风险类型，只可根据已有的信息来推断学生整体的还贷能力和意愿。某些家庭条件并不那么困难，但是富有超前消费意识的学生积极申请贴息贷款；相反，有些家里经济状况很差而无力负担学费和生活费的家庭，因为传统思想的束缚还不愿意去银行申请助学贷款，这样一来，本来是为帮助贫困学生的政府贴息的贷款政策没有帮到那些最需要帮助的学生，而让那些经济条件尚好的学生得到了优惠，那些寻求助学贷款最踊跃者，往往是最有可能拖欠贷款的人，鉴于贷款追讨的高成本，作为经济人的银行从降低风险的角度考虑，必然会采取相应措施，做出惜贷的反应。而当其他一些确实有贷款需求的学生来申请时，可能遭到银行的拒绝，而使原本贫困的家庭遭遇更加艰难的处境。
（二）道德风险
S9：我有一个同学的室友原来大一的时候申请了国家助学金，但是他却一点都不懂得珍惜，经常课也不去上，就天天窝在宿舍打游戏，就是不思进取的那种。
S3：我们班有个同学去年申请了助学贷款和生活补助，其实看他平时的消费，感觉他们家也并没那么穷，电脑什么的都有。后来，发了补助后，我们的补助是一年分两次发放的，每学期期末发一次，然后他就给自己买了个喜欢的手机。
S6：其他同学接触得不多，但是我知道我们班有一位特困生，她家里所在的那个地方就是蛮贫穷的。但是十一放假的时候她就去旅游了，然后在她宿舍，可以看到她笔记本电脑什么的也都是齐备的，衣服什么的好像买的也很多啊。当然我也不是有什么意见。
在补助下发给学生后，学校对补助金的用途缺乏有效的监督，国家助学金的价值在于帮助贫困学子解决生活中的困难，让他们能顺利地完成学业，而不是为了给学生吃喝玩乐，也不是要满足其虚荣心，铺张浪费，甚至用于购买相对昂贵的物品。在信息经济学中，我们称这种情况为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道德风险行为。道德风险又称败德行为，最早产生于保险市场。在保险市场上，投保人在没有投保的情况下发生的损失要全部自负，而在投保后，由于损失将由保险公司承担，因此可能会出现不如投保之前尽责甚至采取一些不道德的行为，当然这些行为是隐蔽的、保险公司无法监测到的。不仅仅在保险市场上，日常生活中的道德风险也随处可见。在高校贫困生资助工作中，有些学生获得补偿金后，学校也没有办法监察这笔钱的详细使用情况，学生是将其用作生活费、上缴学费、补贴家用，还是用来添置奢侈品，或者用这笔钱去从事其他活动，再或者不遵守纪律、不认真学习等，这些道德风险问题的存在使得高校贫困生资助偏离了国家家庭经济弱势本科生补偿政策的初衷。[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