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经济的测量

国外对家庭经济测量指标进行系统表述的文献较少，多数都是将其与其他内容放在一起进行研究的。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梳理，我们能够间接地从不同的文献中找到相关的测量指标。德·佩尼拉（M.De Pernillo）等论述了患有癌症的儿童与他们的家庭经济收入状况之间的关系，研究使用了较为全面的测量指标来评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包括收入的多少、家庭成员就业人数、住房状况、交通及通信工具的类型、受教育的水平，以及每月用于食物、娱乐休闲的费用。^[3]玛赫德·哈什米（Mahdi Hashemi）等比较了不同家庭经济状况和父母的支持对他们孩子的体育锻炼的影响，研究选取了两个不同发达程度的地区进行抽样测试，采用的测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主要是家庭的经济收入和家庭成员的文化水平。^[4]安吉拉·唐金（Angela Donkin）等分析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的影响，研究通过对收集到的0～3岁儿童的数据的分析发现，社会经济地位（SES）越低的家庭的孩子越有可能发胖，这些家庭在巨大的压力下更难拥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这对孩子造成了消极的影响。研究采用家庭收入作为衡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5]

国内学者罗菊花等从家庭消费的角度对家庭经济指标体系进行了细致的论述，他们探讨了可用于评价家庭经济状况的指标，以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为基础，采用中位数定权的方法，得到每个家庭耐用消费品的得分，并以此分类，然后用家庭人均年收入做参考对分类进行调整，最后得到家庭经济状况的分类指标。^[6]此外，其他国内学者也不同程度地论述了家庭经济水平的测量指标，为我们建立更加完善的指标体系提供了重要借鉴。罗云等以家庭环境因素为中介变量，分析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学习倦怠的影响，他们采用了年收入、父母职业类型和受教育水平三个指标作为测量家庭经济水平的依据。^[7]王殿春等^[8]和周蜀溪^[9]使用相同的家庭经济状况调查问卷测量家庭经济水平，其家庭经济状况问卷共计六个方面，包括住房状况、家庭耐用消费品、食品消费、营养状况、零用钱消费和整体经济状况。李勇等分析了父母职业、文化程度和家庭经济状况对学生学习成绩的影响，他们对家庭经济状况的测量涉及家庭月收入和家庭居住条件两个方面。^[10]周芳研究了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发生率，大学生自杀意念在性别、年级、本专科、家庭类型、是否独生子女上没有显著性差异，在家庭经济收入上有显著性差异，其在对家庭经济水平的测量上使用家庭人均年收入指标。^[11]吴梅丽等研究了家庭经济状况对大学新生心理的影响，家庭经济水平测量指标为“家庭月收入”。^[12]阎秀丽等^[13]和秦云等^[14]分别在分析家庭经济水平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和家庭经济状况对于青少年学生阅读的影响研究中，采取了与吴梅丽等相同的测量方法。我国台湾学者研究了家庭经济地位和学校因素对单亲父亲家庭的孩子抑郁症状的影响，发现单亲父亲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一般更低，这样环境下的孩子得抑郁症的风险更高，研究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划分为高低两类，并以是否有资格申请政府的救济作为分组的依据。^[15]孙涛等提出了我国家庭经济状况调查的重要指标，分别是家庭人口、家庭成员全部收入、家庭需要供养的子女、非工资性收入、资产（房产、土地等）、家庭基本支出状况和特殊情况的说明（失业、重病、残疾、意外灾难等）等。^[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