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会资本
（一）社会资本的理解
对于社会资本的定义，学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整体观之比较模糊。社会资本最早由莱达·汉尼芬（Lyda Hanifan）用来解释社会交往对教育和社群社会的重要性。其后，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首次正式对社会资本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将其与社会关系网络联系起来，将其应用到社会学领域，提出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这些资源同大家共同熟悉或认可的制度化关系的持久网络联系在一起。詹姆斯·科尔曼（James S.Coleman）将社会资本界定为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它由社会团体、社会网络和网络摄取构成。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Putnam）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组织特点，如信任、规范和网络等。[17]我国学者薛在兴认为社会资本是认同关系的工具性价值。认同关系既是一种关系，表明对方是自己的亲戚、朋友、家人、同事、熟人这样一些结构性特征，同时也表明对方对自己的认可和信任这样一些认知性特征。工具性价值有三层含义：一是认同关系必须在目的性行动中被使用才能成为行动者的社会资本；二是认同关系的社会资本意义在于能够给行动者带来实质利益，比如收入和地位，而不仅仅是情感的满足；三是价值量的大小既取决于认同关系的强度（关系人愿意提供帮助和信任行动者的程度），也取决于关系人掌握的资源的价值。[18]
（二）社会资本的测量
国外学者金伯利·洛克纳（Kimberly Lochner）等论述了社会资本的测量问题，他们从群体效率、群体认同、邻里和睦和群体竞争性四个方面测量社会资本。[19]詹妮·奥克斯（Jenny Onyx）和保罗·布伦（Paul Bullen）从公共参与、互惠、社会规范、信任和社会机构等维度来测量五组有代表性的群体的社会资本状况，其中能够解释社会资本的题项有36道，研究发现这些群体在不同的社会资本指标上都有显著性差异。[20]玛瑞亚·萨洛蒙（Maria Salomon）测量社会资本时用了五个指标，分别是：友好、归属感、社会信任、包容性和责任感。她的研究发现，商业组织通过发展员工的自信和社会资本状况，处理好他们与其他员工和管理人员之间的关系，不断强化他们的技能，能够获得更多的收益。[21]娜塔莎·马格森（Natasha R.Magson）等通过测量社会资本比较了其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她们为进行此项研究开发了一个社会资本和凝聚力的量表，将社会资本分为“家庭、同事、邻里的信任”“互惠”和“社会网络”三个观测维度。[22]
国内学者韦璞提出了三种社会资本测量方法，分别是：按概念层次划分的微观和宏观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按构成要素划分为结构型社会资本和认知型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以及前二者相结合的综合测量方法。[23]周娟也肯定了综合测量方法的优势。[24]在诸多国内文献中，论述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较为细致的是方然的《“社会资本”的中国本土化定量测量研究》。其研究综述了国内外不同的社会资本测量指标，并以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为基础建立了具体的符合中国本土化特色的社会资本测量指标体系，即社会网络、社会规范和社会信任。其中社会网络包括人际网络、社区网络和社团网络；社会规范包括人际交往规范和集体规范；社会信任包括人际信任、一般信任和政治信任。[25]
（三）社会资本与大学生
卡伦·萨恩斯（Karen P.Saenz）和茱莉·康伯斯（Julie P.Combs）在一项调查中将社会资本的理论框架分为学校环境、家庭和教师的支持，以及学生的自我认同和价值观。他们认为社会资本的不断积累会让学生更有可能完成学业。[26]凯瑟琳·斯托勒（Kathleen Stolle）认为，为有天赋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STEM）的黑人学生在入学之前建立暑期过渡学校，以培养其社会资本是很有必要的。这些暑期活动能够帮助学生在以后的STEM学习中获得更大的成功；研究借鉴了布迪厄的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社会资本的测量主要是个体的声望和社交网络的范围。[27]杰·惠特尼（Jean Whitney）等对一所学校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STEM）中有身体疾病的学生的学习共同体进行了研究，旨在了解这些共同体中的学生所学习到的社会资本，包括知识、技能、资源和社会支持。[28]穆斯塔法·科特（Mustafa KOÇ）和卡伦·安（Karen Ann）调查了计算机网络对土耳其大学生的社会资本的影响状况，他们对社会资本的测量主要包括孤独感、家庭关系网络、朋友关系网络和社会态度。[29]塞伦·普瑞斯特（Suellen Priest）以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和培训为例分析其与社会资本的关系，以及如何将社会资本放入到职业教育与培训之中，他们认为社会资本的测量应当包括人际网络、共同的价值观念和彼此之间的信任。[30]卡尔梅拉·马斯莱克（Karmela Aleksic-Maslac）和玛莎·麦格赞（Masha Magzan）认为通过信息和交流技术（ICT）能够有效地在高等教育阶段建立社会资本，还能在巩固现有的关系网络的基础上开展新的关系网络，更好地促进社会资本的建立，他们将社会资本归结为人际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31]约翰·奈特（John Knight）等认为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本的一部分，并分析了社会网络对学生进入高校的影响，认为学生能够通过社会网络平台获得朋友，为他们进入高等教育阶段提供机会和社会网络支持。[32]菲奥娜·布真（Fiona Budgen）等为刚刚进入大学的学生提供了一个运动教育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学生的留级率。这个项目重在培养学生的社会资本，即帮助在校学生培养社会性和大学性的人际关系，这些帮助大一学生的项目能够增加他们的社会资本。[33]托拜厄斯·布兰德勒（Tobias Brändle）等将社会资本看作是接受教育的一种特殊所得，并探究德国大学中传统学生与非传统学生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是否有所不同，他们依据布迪厄的社会资本理论将其看作是个体从组织中得到的物质或者是精神上的帮助。[34]罗克珊·莫斯凯蒂（Roxanne Moschetti）等研究了第一代上大学、非第一代上大学、工作阶层和白人男性之间的社会资本状况，认为大学生的社会资本主要是指在学校和社会中的关系网络，是能够提供社会地位所需要的支持和帮助的价值关系。同第一代上大学的学生相比，非第一代上大学的学生在大学之前所获得的社会网络使他们懂得如何寻求帮助，在社会资本拥有方面更有优势。[35]罗尼·塞莫（Ronnie Semo）以澳大利亚官方社会资本调查问卷为依据研究青年学生的社会资本状况，并分析了社会资本对青年学生的学业成就的影响。该社会资本调查问卷主要是测量学生的家庭、学校和团体组织的关系网络。[36]
国内有关社会资本与大学生关系的文献主要是论及社会资本与大学生就业或者是创业的关系。张晓英、张季红分析了完成学业的大学生对社会资本的选择，提出了大学毕业生的两种选择模式，并就社会资本模式选择的理论结构进行了分析，意在帮助学生实现在教育领域的目标。他们研究认为社会资本包括关系、规范、网络和社会交往。[37]李东霞探讨了社会资本与大学生就业的关系，从当前大学生的就业现状入手，分析了社会资本视角下社会规范、社会信任、社会网络对于大学生就业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38]与研究大学生就业视角不同，魏巍、李强则分析了社会资本拥有状况与大学生创业意愿之间的关系。他们从网络规模、网络差异性和人际信任来测量大学生的社会资本状况，通过对收集到的问卷进行数据分析，认为社会资本会对大学生创业意愿产生一定的正向显著影响。[39]陈华平也从创业的视角研究了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创业的功用，他从社会资本的功能出发认为社会资本为大学生提供了网络支持和信息的获得，大学生创业者的社会资本水平越高其创业绩效就会越好，二者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