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　心身型心理障碍的成因

人们在生活过程中所遭遇到的生活事件，以及不同的社会结构、不同的经济条件、不同的职业分工等对人的血压都会有明显的影响。例如，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的发病率高，这是由于不同的社会结构造成的；城市比农村高，是由于经济条件的差别造成的；脑力劳动者比体力劳动者高，以及在工作上要求紧张度比较高的职业如汽车司机、中小学教师等发病率也高，这是职业分工不同造成的；在失业和待业人员中高血压发病率特别地高，在美国黑人比白人发病率高，同样是黑人，生活在西方社会比生活在非洲本土发病率明显地高，这些差别是由于社会、经济地位不同造成的。动物实验表明，把一群棕鼠放在一个处于持续性相互争斗和争夺食物的笼子里，即制造所谓紧张心理社群环境，这样使大多数棕鼠发生高血压症。把一只猫放在一个特别的笼子里，里面有一个压杆，每当猫压一下杆就可得到喜受的食物，但同时又受一次电击。猫每一次都只好提心吊胆地压杆，又想得到食物，但又怕电击，始终处在矛盾的紧张的心理状态下，常常是干瞪眼不敢压杆，时间一长，就发生高血压症。

社会—文化因素对于人的心身健康之所以能产生影响，主要是因为它作为一种信息刺激，能激发人们的某种情绪体验。我们已经知道，在情绪活动的同时将会伴随系列复杂的体内生理、生化的变化，特别是植物神经系统功能改变。如果是正性的力量，能充分发挥机体的潜能。但如果是负性的、消极的情绪活动，虽然这种情绪活动在短暂的时间内可以动员机体内部的潜能，激发机体对恶劣环境刺激的适应性反应，但总的来说则会对机体产生有害的作用。例如在威胁性的危险情境下，会产生焦虑和愤怒的情绪，造成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皮质激素分泌的增加，从而使心率加快、血管收缩、血压升高、呼吸加深、胃肠蠕动减慢等。如果这种情绪反应是短暂的，情绪状态能很快恢复正常，这种体内的生理、生化变化也会随之复原，身体不会受到影响。反之，如果这种情绪反应受到压抑，得不到必要的宣泄，或持续时间过长，就会使人的整个心理状态失去平衡，受到影响的体内生理、生化变化不能恢复正常，结果就会造成神经系统活动尤其是植物神经功能的失调，持续下去还会导致身体器官的组织或机能的病变。各种心身疾病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以心血管系统为例，心理社会因素影响着人们的情绪，情绪变化又促使心血管疾病的产生。实验观察发现，甚至在并无真实事件出现的情况下，凡是能引起患者情绪波动的有关心理社会因素的谈话，如涉及工作中、婚姻上、家庭以及经济上的困难问题时，也都会引起患者心电图不同程度的改变。对一个心脏病患者来说，特别忌讳情绪活动的大起大落，否则可能引起突然的心律失常，甚至突然死亡。心脏病患者由于严重的情绪打击而突然死亡的病例是屡见不鲜的。恩格尔（Engel）对170例猝死资料的分析研究发现，猝死的诱因与情绪活动有关，其中不仅有由于悲伤或失败，也有由于得胜、亲友重聚、高兴过度而致死的。

心理医学家沃尔夫（Wolf）等人经过三十多年的研究，认为有一类躯体疾病，情绪因素在其中起着主要的作用。这些疾病的主要症状往往局限在由植物神经系统的某一器官或系统内。他们采用精细的科学实验的设计，用数量来表示研究的变量，强调有意识的心理因素对躯体生理过程的影响，并注意到中介机制的研究。沃尔夫曾对胃造瘘伴有胃粘膜疝症的患者进行观察，发现情绪愉快时，粘膜分泌和充血增加，胃壁蠕动增强；悲伤、自负和沮丧时，粘膜分泌和血管充盈都大为增加，运动亦有增强。因此，他们认为，心身症状正是伴随情绪状态的生理功能混乱的表现。在愤怒情绪状态下，血压升高本来是正常的生理过程，但如果这种愤怒受到压抑，长期不能发泄出来，变成了慢性的愤怒，患者情绪上的紧张不能平息，血压也降不下来，从而就可导致高血压症，而如果这种慢性的情绪紧张通过植物神经系统而刺激胃肠的平滑肌活动和胃液分泌活动，则这个系统也会出现相应的生理障碍。沃尔夫还认为情绪对器官的影响不仅取决于心理社会因素，而且也取决于遗传倾向，即所谓易感性素质和人格特征等。

人的行为类型或人格特征，之所以能对人体疾病，尤其是心身疾病有明显的影响，是因为患者的人格特征既可作为许多疾病的发病基础，又能改变许多疾病的过程，甚至往往比引起该病的病原学性质更能决定疾病的表现。这也是因为患者常常是依其人格来体验疾病并建立对紧张应激的反应形式。所以，同样的疾病发生在不同行为类型或人格特征的人身上，其病情表现、病程长短和转归的结果都可能非常不同。我们在研究各种心身疾病的病因、病程转归以及治疗、预防的时候，都不应忽视人格因素的作用。当疾病发生时，患者除了积极接受躯体治疗外，人们还应调整、平衡其心理—社会功能和行为对疾病的影响，以增强个体适应能力，方能防患于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