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历史，引领未来
张 昆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没有比今天信息时代更能说明传播重要性的历史阶段了。信息传播作为维系社会共同体的黏合剂，将分散的个体聚合成彼此相依、不可须臾分离的有机体。信息弥漫于人类生活的全部空间，渗透到社会系统的每个角落、各个层面。它就像空气，影响到人类的呼吸，丰富着人类的思想，引导着人类的行为。在社会系统的延续发展中，传播不仅在守望着社会、传承着文化、维系着社群，而且其本身就构成了人类生存的环境。作为人类环境的信息传播，不仅制约着人类的思维空间及其生存与发展的物理空间，而且决定了人类的精神境界。传播与社会同生共存，是历史进化的铁则。
一、新闻教育是新闻业的孵化器
正如无法想象一个没有传播的社会，我们同样也无法想象一个没有新闻传播教育的传播业。新闻传播从自发的社会活动演变成一项根系发达、枝繁叶茂的社会事业，除了社会需求的拉动，传播技术的支撑之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一批批具有专业技能和职业理想的传媒人的涌入。人自始至终都是传播的主体，是人类社会及其传播历史的主人。在传播本身进化的历史上，传媒人始终是决定性的因素。但是，传媒人不可能在真空中成长起来，传媒人的成长不仅需要空气、水分和阳光，更需要导师的教导与引领，就像医生、历史学家、天文学家一样。
信息传播作为一项社会职业，在西方社会，其早期历史上的行吟诗人，可以说是最早的传媒人和历史学家。在荷马史诗中，既有历史故事的陈述，也有最近新闻的报道。罗马帝国时期手抄新闻作者的新闻职业特征已经十分鲜明。在中国，新闻传播的早期历史最早则可以追溯到周朝，其宫廷中的史官，就承担着记录新闻和历史的职责。蔡元培先生主张，新闻与历史同源，他在为徐宝璜《新闻学》所作的序言中说:“余惟新闻者，史之流裔耳。古之人君，左史记言，右史记事，非犹今日新闻中记某某之谈话若行动呼?”当然，他也深知新闻之与史又有差异:“两者虽记以往之事，史所记不嫌其旧，而新闻所记愈新愈善，其异一；作史者可穷年累月以成之，而新闻则成之于俄顷，其异二；史者纯粹著述之业，而新闻则有营业性质，其异三；是以我国虽有史学，而不足以包新闻学。”[1]在专业史官之外，朝廷还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2]。更有甚者，中国古制还规定:“从十月尽正月止……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民间求诗。”“故王者不出户牖，尽知天下所苦。”[3]新闻传播由来已久，在东西方古代史上都可以得到印证。
万物皆有史，皆有其从来。英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在《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一文中指出:“每个普通人，同你我一样，记忆种种说过做过的事情，并且只要没有睡着也一定是这样做的。假定这位‘普通先生’早晨醒来而记不起任何说过做过的事情，那他真要成为一个失去心灵的人了。……正常地说来，这位‘普通先生’的记忆力，当他早晨醒来，便伸入过去的时间领域和遥远的空间领域，并且立刻重新创造他努力的小天地，仿佛把昨天说过做过的种种事情联系起来。没有这种历史知识，这种说过做过事情的记忆，他的今日便要漫无目的，他的明日也要失去意义。”[4]新闻传播源远流长，新闻传播教育也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虽然我们还无法找到教育史上资料，来清晰说明古代社会如何培养职业新闻人。但是一个普通人，要成为能够记录与传播事实，胜任采访、写作、编纂的传播者，显然是需要一个复杂的学习或培训过程的。现有的证据表明，古代罗马最早第一批手书新闻采写者多是奴隶出身，作为奴隶主的会说话的工具，他们必须得到系统的技能训练才能进入职业角色；这种培训多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进行，在工作中学习。而中国古代的史官，多具有家族传统，子承父业或者兄终弟及是职业技能培训的主要途径。春秋时期的襄公二十五年，齐国的崔杼杀了国君，“大史书曰:崔杼杀其君。崔氏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5]。另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太史令司马迁，就有家学渊源，他的父亲司马谈也担任过太史令。
关于古代新闻传播教育，因历史久远，资料淹没无闻，很难勾勒其全貌。可以肯定的是，古代社会有传播活动，有职业传播人，但是没有社会化的职业传播教育，这和其他行业十分相似。我们对古代传播的描述，更多的是根据片段材料的拼合，其间有很多想象的成分。虽然历史学家也需要想象力，但是绝不能过于依赖想象，更不能陷入想象的泥坑而不能自拔。应该说，对古代传播及传播技能的培养情况，我们确实所知有限。这一方面是历史本身的原因，时代的长河滚滚向前，大浪淘沙，能够沉淀下来的，自然只是少数有分量的重量级的存在物。另一方面则是人们历史意识的缺失，没有及时地记录或保存相关的文献，或者是记录了，而因为种种原因而泯灭，从而给今人认识传播教育历史造成了困扰。
二、历史是新闻教育的起点
今天我们处在一个发达的信息社会，而支撑、维系这个社会的就是信息传播系统。这一系统直接源自于欧洲文艺复兴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的需求。当信息传播与工业社会彼此互动，从而加速了社会历史的进程时，近代的新闻传播教育便应运而生了。在20世纪初，从美洲大陆到欧洲大陆，在不同的国家相继出现了大学新闻教育，并且形成了不同的传媒人才培养模式，而这些模式又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所借鉴、乃至吸收。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我们一般把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视为中国新闻教育的开端。从此，一系列标志性的事件，逐渐拉开了中国现代新闻教育的序幕。1922年，厦门大学成立了新闻学部(于1926年停办)。1924年，燕京大学新闻系成立，不久就因其先进的教学理念和高质量的人才培养，确立了在民国新闻教育中的地位，被视为民初中国大学新闻教育的“最优秀者”。1926年9月，复旦大学首次以新闻系名义正式招生。3年后，复旦大学正式成立新闻系，其首任系主任为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的谢六逸教授。1936年，南京大学前身金陵大学创立“电影与播音专修科”，成为中国高等电影广播教育的源头。1946年，暨南大学新闻学系在上海成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大学于1955年成立新闻学系，由此新中国高等新闻教育事业开始发展起来。
截至2015年年底，全国681所大学开设新闻与传播类专业。而“985”、“211”大学中开设新闻与传播类专业的比例高达55.9%。这些学校拥有新闻与传播类专业教师6912人(其中硕士以上2943人)。设有1244个本科专业点，其中新闻326个，广电234个，广告378个，传播学71个，编辑出版82个，网络与新媒体140个，数字出版13个。其本科生在校学生总规模达22.5691万人。在此之外，还设有新闻与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点15个，一级学科硕士点75个，二级学科博士点3个，二级学科硕士点13个。[6]真可谓洋洋洒洒，蔚为大观。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界不仅已然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因为其大量的专业人才培养和定向输出，成为支撑当代新闻传播体系的重要支柱。
作为一名新闻传播教育者，面对着全球化、数字技术发展和社会转型带来的挑战，面对着无所不至的信息和无所不能的传播，面对着学校所能与社会所需的差距，不仅深感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而且逐渐地失去了方向感。如何才能胜任新闻传播教育的天职，怎样才能满足社会的期待?虽然我们可以从许多渠道获得不少的知识资源和理论资源，诸如传播学研究、新闻学研究、传播法学研究、传媒经济研究、新闻传播实务研究、新媒体研究、品牌传播研究等，来引领我们的思维，相关的研究成果也是汗牛充栋；但是对于传媒教育能够起到本质性资鉴作用的新闻传播教育历史资源的发掘和累积，基本上还是付之阙如。如果说过去没有这方面的研究，没有进行这方面的开发，是因为认识方面的原因，或者是新闻传播发展的程度还不够；那么，今天则完全不同。新闻传播与传媒教育的发展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我们有足够的物质资源和工具条件，来做我们的前人想做而没有做的工作。我们不能再任由这些历史资源随水漂流，湮没无闻。置身于新闻传播教育这个以培养历史记录者为天职的行业，我们在关注自然与社会变迁的同时，也应该关注、记录自身的历史，千万不能让我们的后人也重复我们今天的遗憾。
三、时代呼唤《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
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从现在开始，编纂一本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是解决新闻传播教育当前问题，满足社会的期待的可靠途径。所谓年鉴是以年为时间单位，全面、系统、真实地记录上年度特定领域新发展、新变化、新成就、新问题，有文字、有图片、有表格，有文献目录，有统计数据，有名著解读，有人物研究，有事件解析，有个案解剖，有全局纵览，有政策分析，具有数据权威、及时反应、连续出版的特点，兼具工具性、学术性和政策性。年鉴这种出版物，最早出现于欧洲，英国科学家培根在其《大著作》中，就引用了外国年鉴中有关天体运动的材料。事实表明，至少在13世纪中叶欧洲就已经有了类似年鉴的出版物。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年鉴编纂出版遍地开花。大到全球政治经济，小到一个地区、一个城市、一个单位；宏观者如综合年鉴，全面记录特定地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发展变化，微观者仅涉及一个个具体的领域，如军事、卫生、体育、传媒等。在当代中国，年鉴的编纂出版空前繁荣。仅在经济领域，就有经济贸易、人口普查、宏观经济、能源电力、金融保险、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年鉴。在新闻传播领域，除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版的《中国新闻年鉴》外，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在2016年又由推出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年鉴》。前者主要服务新闻传播业界，后者则重在新闻学术。这两本年鉴都与新闻传播教育有一定的联系，涉及新闻传播教育的某些内容，但不能完全涵盖新闻传播教育，也不能全面地满足新闻传播教育界的期待。于是编纂一本《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全面、系统、客观、连续地记录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新发展、新变化、新问题、新成就、新经验，记录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当代历史，维护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文脉，为后人研究今天的新闻传播教育留下宝贵的第一手文献，是时代的要求，也是业界的期待。但是，这部《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在内容建构方面，还必须与《中国新闻年鉴》、《中国新闻传播学年鉴》有所区隔，以避免内容的重复和资源的浪费。
正是基于这一认知，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委员会决定承担起这一历史的责任。在经过多次周密论证，反复讨论后，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委员会组成了年鉴编委会，拿出了《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2016)》编纂大纲和具体篇目。从2015年5月到2016年7月，编委会动员了一百多人参与编写，经编辑部审定，最终完成的样稿近150万字。在编委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又广泛听取委员们意见，在此基础上编辑部对文稿又进行了修改、精简，最终定稿。今天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2016)》是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委员会全体同仁共同努力的成果，也是中国第一本以新闻传播教育为主体的年鉴。
我们期待着《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2016)》的出版，能够在服务中国新闻传播教育、促进新闻传播学术发展方面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其一，通过这本大型年鉴能够汇集、记录、保存大量的与新闻传播教育有关的数据、文献，年复一年地坚持下去，一本接着一本地出版下来，积沙成塔。它就是一部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历史资料长编，其保存历史之功，不言自明。对于后来者认识今天的历史，是莫大的帮助。其二，这本年鉴因为全面地呈现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实况，各大学院、各种流派、各种风格、各种模式、各种理念，尽展所长，对于每个新闻传播教育者，每个新闻学院院长、新闻系主任，在其决定本院(系)的办学方针、发展战略、路径选择时，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是一种不可替代的学习、借鉴资源。其三，我们今天正处于一个转型的时代，全球化进程、社会转型、媒介转型不仅影响到社会的运行，更是直接影响到新闻传播教育。时空的压缩，使得新闻传播教育的环境顷刻间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其服务的传播业界发生了变化、业界对传播专业人才的需求也发生了变化。可是，新闻传播教育界本身的办学格局一如旧制，培养模式、课程体系、人才规格、办学理念、研究方向等，与社会变化和行业需求完全脱节。如何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需求从历史中，从同行的成功的经验中获取智慧，而本年鉴正好可以满足这一需求。其四，本年鉴对于教育新政策、业界新动向、政治新变化的深入解读，对于新闻传播教育者，对于新闻院系的领导人也会有一定的帮助。
四、《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2016)》构思
为了满足新闻传播教育发展的客观需求，我们希望这部年鉴既要全方位覆盖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全部要素，又要突出重点，聚焦当下学界、业界关注的问题；既要有全面的综述性归纳，又要有深入的个案分析；既要有扎扎实实的统计数据和量化分析，又要有深刻的定性研究；既要立足国内新发展、新经验，又要兼顾国际和境外，注重新闻教育的他山之石；既要深入分析顶尖高校一流新闻院系的经验，又要关注一般院校面临的问题和苦恼；既要全面梳理新闻传播教育的完整人才链，又要突出本科和研究生的重要地位等。所有这些考虑，成了我们构思这部年鉴的出发点。
《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2016)》由三个大的板块组成。第一板块总论篇，分两个部分，一是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简史。这一部分，简明扼要地勾勒了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历史，从萌芽、生长、开花乃至结果，线索分明，脉络清晰。第二部分是不同类别的新闻传播教育发展综述，从九个方面分别综述了外语院校、民族院校、工科院校、体育院校、师范院校、农林院校、军事院校、兵团院校以及独立学院新闻传播教育发展演化的历史及现状。这一板块总的基调是历史回顾，解决过去的遗留问题，梳理不同类型的高校新闻传播教育从无到有、由昨到今的脉络。
第二板块是平台与人物篇。这一板块由五个部分的内容组成。第一部分是新闻传播教育界行业组织与专业学会介绍，分别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全国新闻与传播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新闻史学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委员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广告专业委员会、中国高等教育公共关系教育委员会、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传播学分会、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史专业委员会的沿革、性质、职能及其活动做了全面的梳理和分析。第二部分就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十五所新闻传播学院，包括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就其历史沿革、办学理念、培养模式、课程体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做了比较全面的梳理。第三部分研究生教育和博士后流动站。在这部分综述了全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点、硕士点设点情况、招生情况，介绍各一级学科博士点、二级学科博士点、跨学科博士点的办学情况及其特色；同时综述了全国现有的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的运行情况，各主要站点的特色等。第四个部分为教育家研究，这可以说是本年鉴的亮点。它不仅包括对七位已故新闻教育家，如陈望道、谢六逸、王中、安岗、顾执中、罗列、马星野，还对十位不在院长、主任岗位的老院长、主任做了口述史的研究。如此集中地对这些影响中国新闻传播史的教育家的教育理念及其办学实践的探索，在国内学界还是第一次。第五个部分是新闻传播学教授名录，《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2016)》共收录了110多名教授，虽然每个教授只有数百字篇幅，但基本上勾勒了其学术轮廓和个性特征。
第三个板块是成果与政策。这个板块也由五个部分组成。第一个部分包括专业、课程、教材、实验室建设、教学成果奖和各级名师奖。第二个部分是各类学生竞赛。第三个部分是专业与学科评估，主要是本科专业评估、专业硕士评估和博士点评估，重点是由国家学位中心进行的一级学科评估。第四个部分是科学研究与学术交流。这部分为与既有的《中国新闻传播学年鉴·2015》相区隔，对各类项目课题只做了统计意义上的梳理，对于学术研究成果、学术会议的综述、介绍也仅限于新闻传播教育领域。第五个部分是收录了与新闻传播教育紧密相关的重要文件和权威的专业统计数据。
这部《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2016)》虽然凝聚了编者和作者的心血，虽然编委会做了大量的工作，群策群力，集思广益，但是毕竟是第一次尝试，没有陈规可循，没有经验借鉴，必然会留下不少的瑕疵和遗憾。譬如，因为参与者众，年鉴前后行文的风格难以完全统一；不同章节之间，同一主体的内容因为分属于不同的作者，而每位作者都力求小而全，难免会出现重复；有些章节的内容出自本单位的作者，有些作者是事主的学生，与对象的距离相对近了些，在中立性方面不一定能够做得令人满意；在体系结构方面，因为顶层设计不够完善，有些应该覆盖到的地方还没有覆盖到，例如台港澳地区，2016年版就没有涉及；个别篇章行文不够规范，有的过于简练有的又过于铺陈，以致部分章节缺乏必要铺垫，或显得较为冗长。虽然问题不少，但是作为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本新闻传播教育年鉴，其开拓建树之功，也是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
作为编者我们深信，《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2016)》作为一本具有资料性、权威性、政策性、及时性的信息密集型工具书是应时而生的，它应该会在中国当代新闻传播教育史上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但是我们深知，以我们现有的力量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段内，完成如此规模的工作量，还需做大量的整合工作，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是免不了的。我们能力有限，但是有自知之明。好在这本年鉴会继续出版下去，2016年版存在的遗憾，应该会在2017年得到解决，随着2018年、2019年版的相继推出，我们相信，《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一定会趋于成熟，臻于至善。
【注释】
[1]徐宝璜:《新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序言。
[2](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
[3](春秋)左丘明:《春秋公羊传》。
[4][英]卡尔·贝克尔:《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转引自张耕华:《历史哲学引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3～154页。
[5](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
[6]本数据系中国教育部新闻传播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2015年年底的统计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