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6 吴高福与初创期的武汉大学新闻教育
吴高福，湖北鄂州人。1938年8月8日，生于湖北省鄂城县(现为鄂州市)，1959年考入武汉大学汉语言文学系，毕业后留系任教。1983年受命筹建新闻学系，任副教授、教授，从事新闻传播学教学、科研，先后兼任总支书记兼副系主任、系主任，新闻学院院长等职，还兼任过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学科第一届、第二届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02年应湖南大学之邀，任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兼任院长。曾编著出版《新闻学论集》、《海峡两岸与新闻传播》、《新闻学基本原理》、《报业发展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文化产业论集》、《西方新闻思潮简论》等。
问:吴老师，您曾负责筹建武汉大学新闻系，又先后担任总支书记兼副系主任、系主任，请您谈谈当时的情况。
答: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改革开放，我国新闻事业发展很快，新闻人才缺口很大，于是教育部召开了专门会议，要求有条件的学校增办新闻专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武汉大学于1983年创办了新闻学系。记得有一天，刘道玉校长约我去他办公室，对我说学校决定要办新闻专业，让我来筹备，并嘱咐我要深入调查研究，尽快提出办学思路，拟定好教学计划和实施方案，调集人员，抓紧筹备工作。你们知道，武汉大学是一所百年老校，要论办学资源当然非常丰富。然而，80年代初期，包括武汉大学在内的无论哪个地方，就像是一个实力雄厚的巨大工程刚刚推开架子一样，并不是把什么都准备好了你只要按程序去办就行了，完全看你怎样去利用条件，创造条件，任何徘徊、等待，都有可能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当时就给了两间房子，其他的就得自己去干。于是，我四处去邀约仁人，亲自上门恳谈，很快就组成了包括我在内的九人队伍，又借了一辆板车，同几位同事一起到学校家具组拉了一些旧桌子、椅子，就这样把武汉大学新闻学系的牌子挂出来了。
问:当时教师力量这样薄弱，那你们怎么能招生呢?
答:不错，当时不仅教师不足，而且教学计划也不成熟，因此，当年并没有招生，正式招生是1984年，这样就有一年多时间继续做好筹备工作。当然，首先是师资队伍问题。在当时的情况下，人员还不可能随意流动、招聘，要想组织一支资历、水准都很高，结构又合理的师资队伍是不可能的。于是，一方面，我们尽可能地调入具有专业背景的人员充实教师队伍，比如说，曾在湖北潜江县广播站工作的罗以澄老师，在湖北《咸宁日报》工作的胡武老师，在《湖北日报》工作的苏承雪老师，都毕业于人民大学新闻系，我通过省委宣传部给他们所在单位做工作，先后将他们调入了武汉大学；还有著名报人、新闻理论学者何微先生，也是我带着刘道玉校长的亲笔信三次去西安诚请，后连同他的助手周永固老师一起调入武汉大学。何微老师在武大工作长达八年之久，为我们这个新建专业呕心沥血，倾注心力。他不仅亲自给学生授课、指导青年教师，而且还辛勤笔耕，从先秦以来的浩瀚典籍中，集录了大量关于传播方面的资料，并作了深入的中国古代传播思想的文化学研究。他的为人、治学态度及新闻教育理念、新闻理论、思想是我们新闻系的宝贵财富。另一方面，立足于自己培养，1983年9月我们选派了刘家林、肖友成两位优秀的青年讲师到人大新闻系分别进修新闻史论一年；另外，又分别从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应届毕业生中，选拔了夏琼、张昆、周光明、强月新、冉华、姚曦六位充实教师队伍。他们都是当年毕业学生中的佼佼者，充满着活力和锐气，一走上岗位就潜心钻研业务，认真体悟媒体。他们是新闻学专业的创建者，也是专业建设的中坚。应该说，到第一届学生进校时，我们已有了一支基本能胜任教学任务的教师队伍了。
问:吴老师，您刚才提到教学计划、办学思路问题，能不能给我们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答:谈到教学计划，那要特别感谢人大、复旦新闻系，是他们毫无保留地给了我们完整的教学计划。记得当时全国一些新办专业的同仁们聚在一起时，都说人大、复旦新闻系是全国新办专业创建时的两台母机，好多学校都是以他们的教学计划为蓝本的，遇到问题也是向他们请教、寻求帮助。
本来这套教学计划是可以直接套用的，因为他们的计划，不仅成熟而且已久经时间的检验。但是，我们并没有这样做，这是因为，我认为一个专业的教学计划，不仅仅能够反映出这个专业的性质、内容、培养目标以及方法、步骤；而且，它更能反映出这个专业的办学特色，甚至这个系的办学思想。这恰恰是我们新办专业首先要解决的最大、最重要的问题。在文科中，新闻专业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专业，一方面，它具有很强的学理性，它有自己的一整套基础理论、基本知识、方法及丰富的学术思想积淀，这同一般的文科专业是一样的；但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专业，要求着重对专业实践能力的培养。因此，这就要求我们既要读懂这个专业；又要思考自己想把这个专业办成一个什么样的专业。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我们就以人大、复旦的教学计划为蓝本，以制订我们自己的教学计划为抓手，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组织了三次全系教学计划和办学思想大讨论。每次讨论都邀请媒体的同志来参加，也要求全系教职工到媒体调查研究，并就如何实现学理和实践能力培养及专业办学特色问题进行思考。我自己就曾走访了20多家媒体，找他们社长、总编或部主任，问同样一个问题:你们需要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既可能了解到媒体对学生专业知识、知识结构和动手能力的期待；又可能了解到对学生包括政治思想、道德品格等方面素质的要求，这些走访使我受益匪浅。当然，我们更多的是师法人大、复旦。那个时候，我跑人大、复旦很勤，人大、复旦新闻系的领导、老师的确是诲人不倦、有求必应，总是十分真诚地回应我们提出的任何问题和要求。比如，人大的甘惜分、方汉奇、何梓华、成美、郑兴东等老师，都不止一次地给我谈过专业性质、特点等问题，甚至包括他们自己已开过的课程到底应如何教也详细介绍于我。何梓华老师当时是系主任，给我讲得更具体，如计划中课程设置的理由及课程间相互关系，四年中不同阶段曾经遇到过什么问题，如何建设实验室、资料室等，特别告诫我新闻学专业实践性很强，绝不能忽视对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并嘱咐我回学校一定要同教务处的同志解释清楚；否则，学生的教学实习的学时就很难保证。在复旦也曾多次去向宁树藩、丁淦林、李良荣等老师求教，他们都跟人大老师一样，一个个问题、一个个细节都毫无保留地向我介绍，丁淦林老师还特意给我谈了中国新闻教育发展情况。你们知道王中老师吗?我还要给你们说说我去向王中老师请益的情景。记得大约是1983年的夏秋之交，天气还很热，王中老师生病在家，当我去拜访他并告知武汉大学要办新闻系时，他特别、特别地高兴，虽躺在躺椅上不停地咳嗽，却谈兴大发，从下午两点多谈到五点多，谈着谈着他突然说今天不说了，你明天下午再来，就这样一连谈了三个下午。王中老师讲话十分直率，拿着一把蒲扇，从解放前讲到解放后，从新闻工作谈到新闻教育。其中许多都是他自己的亲历，包括什么是报纸、如何当记者、如何教学生等方面的问题。第三天当我告辞已走到门口，他还叫住我说:小吴，你们武汉大学要教出几个敢说真话的记者来。从人大、复旦这些老前辈那里，我们所获得的不仅仅是懂得如何去认识新闻专业，如何去办新闻专业，更重要的是从他们身上所感受到的那种专业情怀、教师风范，那种宽阔的胸襟和高度的责任感。他们是那样可亲、可敬，至今我都心存感激。
正是通过向媒体、人大、复旦新闻系学习和反复讨论，不仅制订了符合武汉大学定位和新闻专业要求的教学计划，更重要的是统一了办学思想和办学思路。这就是:第一，确立了“加强基础，注重实践，服务四化，面向未来”的十六字方针。就是说要始终坚持把学生的基础和素质教育放在重要位置上，不断强化学生的能力培养，使他们能成为为祖国为人民服务，跟踪时代，面向新世纪，功底扎实，博专兼顾，动手能力强，有相当适应能力和创造思维的人才。第二，形成了以专业必备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课程为主体，以与专业密切相关的基础学科课程和完善、补充专业知识结构需要的多学科课程为补充的课程体系。第三，设计了四年写作练习不断线，课堂实习、小实习、专业实习阶梯推进的教学实习体系方案。正是因为有了比较明晰的办学思想和办学思路，这就有可能使我们从一开始路子就走得比较正、比较稳，避免了走一些弯路，为专业建设和长远发展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
问:这以后，你们是不是发展得比较快?
答:那个时候，全国陆陆续续在增办新闻专业，的确有一种你追我赶的态势，不发展是不行的。但从总体上说，我们并没有急切地扩大规模，扩展外延，还是更注重走内涵发展之路，一步一步地走。我记得1985年我们增办了广播电视新闻专业，1986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获得新闻学硕士授予权，90年代初，我们才增办了广告学专业，直到1995年建院时，我们还是保持着三个专业的规模。
问:你们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曾遇到过什么问题和困难，又是怎么解决的?
答:我在武汉大学从系到院，从专业创建到学院获批新闻学博士点，前后差不多工作了十六、七年，要说问题和困难，那可以说时时事事都会遇到。比如说，房子不够，经费不足，等等。当然，当时也不是我们一家是这样，全国新办专业差不多都是这种境况，没有房子，没有钱，就无法建实验室、资料室；没有足够的房子、足够的钱，自然也就无法建更好一点的实验室、资料室。这些都是教学、科研的基本的物质保障条件。当时面对着这种境况，只能采取积极的态度，有时候只有把没有办法的“办法”当着“办法”来用。我记得新闻系牌子挂出来后，学校就着手考虑分阶段为我们建实验室，但是，我们却等不了。我们的新闻摄影课老师，倒是搞摄影的，可在新闻摄影领域还是一个新手。他要备课，连个暗房也没有，情急之下，我找人把我们办公室旁边的一个厕所给封了，为此招来了许多怨骂。这倒不太要紧，没想到后来却变成了一则笑话，说新闻系的摄影实验室是从厕所开始的。后来我想，当时在武汉大学多找两天，找一间房子应该没太大问题，也不至于现如今落下一个笑话，真是冤哉!不过，八九十年代，我国在高教方面投入不足，大家都还能勇于克难，积极想办法去解决问题。比如说，当初我们没有资料室，找到房子后发现一本书也没有，而武汉大学图书馆的书却十分富足，但又无调出的先例。于是，我们通过教务、科研部门甚至学校领导做工作，调来一大批图书，但多是人文、社科类，又派专人开列书单同图书馆同志一起去采购新闻类的图书，有些市面上已找不到的重要资料，我就去找人大何梓华老师，他又特批我们从人大资料室复印了一批资料。之后同台湾地区高校建立了联系，又得到李瞻、郑贞铭教授的积极帮助，赠送给我们一大批台湾出版的新闻传播类图书。后来有了专项经费，情况就好许多了。但开始时，如果不采取这种积极态度，想几年就建一个基本能满足教学科研需要的资料室那是不可能的。再比如说教材、科研成果就是搞出来了出版也是大问题。因为那时出版社是要收取出版费的。有件事至今难忘，我们广告系办起来后专业建设发展很快，但那时广告专业还是新兴专业，可用的教材也比较少，当时张金海老师任广告系系主任，他就组织力量，自编了一套广告学教材，经出版社和相关部门审评后认为质量不错，可是拿不出出版费来怎么办，于是张金海老师就自己借了十万元把教材出出来了，从根本上改变了上课无教材的状况，使教学质量得到了一定保证，至今我还慨赞不已。后来，学校有了一些自主办学的权限，我记得好像叫“成教”。办班的经费是可以提取一部分给老师作劳务费的。那时也是经费不足，科研成果无法出版，当时真是没办法，我就跟老师们商量，大家都认为提高教学、科研水准才是我们为之付出的期待，就这样从应分给大家的劳务费中克扣一部分出来，建立了一个科研出版基金，凡有科研成果经评审符合出版条件的可申请出版资助，从而有力地推进了科研发展。退下来后，我经常在想，武汉大学新闻学科发展得这么快，是得力于全体教职工能同心协力、锐意进取，能把建设新闻学科当着一种事业、一份责任，全身心的投入，甚至奉献。正是诸如“团队”、“责任”、“进取”、“创新”这些理念支撑着这支队伍，经不断内化也就成为我们的一种精神了。
其实，我说的困难，远不止这些，而且，这些也并非是最难之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办学的物质保障条件也会得到不断的改善。在我看来，新办专业最难之处、最大的挑战是如何不断提高专业、学科的层次、水准。一个专业、一个学科，人家最重要看的是:你能不能培养出优秀人才，有没有扎实的科研成果和一支好的教师队伍。一开始我们就非常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也始终为此而努力。
问:吴老师，那能不能请您先给我们讲讲学生培养问题。
答:学生培养是一个合力工程，从一定意义上讲，学校一切工作都应该主要是围绕着这个问题转的。而从专业和学科建设的角度看，那就是首先要抓好教学。以教学为本，应是我们的基本理念。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常常容易被忽略、放松，因为它实际上也是院系的日常工作。你说说，哪一学期不是这样，开了学就上课，考试完了就放假，习以为常了。因此，在办学的过程中，我们一方面始终注意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强化教学为本的思想，把教学工作放在院系工作的首位，建立研讨、听课、督导、教材选定等等这样一些制度规范，并逐渐形成把教好课当做是一种职业的本分，且要守住本分。另一方面，不断注重认识和处理好教学中的各种关系。比如说教与学就是一个对子，一种关系。从教的方面说，教师是主体，教师的教学态度、教学方法、教学内容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门课程的质量，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更新教学内容及提高含金量，是院系对教师持之以恒的要求。当然，我们看重的绝不仅仅只是每次课讲清、讲透了要求的知识点就行了，而是更强调教师在通过传授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的同时，应着重对学生思维能力的训练。知识浩如烟海并不断增生，课堂传授总是有限的，我们要让学生知道的不仅仅是这些知识，而是会看问题、想问题、分析问题，甚至善于把看到、想到的问题和各种分析联系起来，这就有可能达到媒体给我们提出的要求:“既上手快，又后劲足。”总之，要给予老师多一点的自主性、自由度。当然，我们也会经常听到学生、老师间或督导方面的各种意见，凡属于老师授课风格方面的问题，历来采取保护态度。因为我认为常常就是在这些风格各异、发挥自如中，有可能隐含着创造性因素，把课讲活了比死板更好。另外，我们的培养对象也是有特殊要求的，新闻工作本身就是要面对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我们在教学计划中为“完善、扩充专业知识结构需要的多学科课程”预留了一些空间，不同年级，不同阶段，先后曾给学生开过“中国古代诗词赏析”、“现当代文学”、“社会学”、“美学”、“中国传统文化概论”、“旅游地理”等课程，历届毕业生跟踪调查显示，认为对他们工作后是管用的。
再从学的方面说，当然学生应处于主体地位，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肯定、保护他们的个性很重要。凡每年入学的新生，我们都会强调:你们不仅仅是学生，更是专业的建设者。当学生有了这样一份责任感后，参与教学的积极性就会自觉焕发出来，就会形成师生自然、自觉的互动状态，言传身教、教学相长才有可能。教师热爱学生，学生敢于同老师讨论问题，几乎是我们院系中的一种风气。当然，我们武大的情况可能也特殊一点，当年创业时，我们的教师队伍差不多都是年轻人，20多岁，几乎同学生们滚在一起，师生关系十分融洽，以后就渐成风气，并慢慢成为一种传统。这两年我住在北京，回学校少，有时有些我教过的或者没教过的学生来看望，我常常通过他们能问到院里老师的情况，这就说明，学生毕业后同老师还有密切联系。在一个院系中，教与学、师与生，本应是相互融合体的，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种内在的驱动力，形成一种学而思的氛围。他们之间的融合度越高、互动越密切，就越有可能促进教学内容不断更新、不断丰富，就越有可能确保教学的实际水准。好学生绝不只是课堂上“教”出来的，而是“带”出来的。
问:在教学方面，还有对学生实践能力培养问题，你们在这方面又是怎么做的，采取了些什么措施?
答:教学实践是学生培养过程中的重要内容，我们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叫“四年不断线”。这就是说，从学生入校就开始培养“新闻意识”，或参加学校广播台、校报、地方小报的采编，或自办刊物，或部分课程的小实习等，这些基本上是制度性的要求。这期间，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长达四个月的专业实习，这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主渠道，是重点。关于这方面在我的记忆中有两点是非常明确的:第一，就是要为学生搭建较好的平台，建立稳定的实习基地。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湖北武汉的媒体，无论从数量或质量上论，在全国也算是数得上的，是建立实习基地的一种较好的选择。但是，我觉得这还不够，我们应该为学生建立更好的实习基地，有更多层次、更多样的选择。比如说，中央媒体，经济发达地区的一些媒体。这样我们就想到了北京和广东，刚好在京广线上，当时我还说过笑话，这叫“京广一线，中部开花，一肩挑两头”战略。不过说老实话，当时的确很难，我们毕竟是新办专业，没有知名度，要实习的还是首届学生，被接受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既然作了这样的抉择，为了学生，我们必须作最大的努力。为此，我们许多老师想尽了办法，分别到这三个地方的媒体去做工作，请求他们支持。对此，学校也非常重视、支持。记得我向刘道玉校长汇报了我们的想法及困难后，他非常高兴，充分肯定了我们提出的思路和实习方案，并对我说:正好过两天，我要去北京，你跟我一起去。就这样刘校长带我分别拜访了广播电影电视部、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后来他们都同意接收我们的实习生了，连同其他老师所做的工作，我们学生的实习点差不多覆盖了北京、武汉、广州、深圳的最主要的媒体。这么多年来，多多少少有些变化，但主要的实习基地是非常稳定的。第二，绝不能把专业实习仅仅只看成教学计划的一个环节，而应该把它看成教学的重要内容。如果只看成一个环节，就很容易轻忽、走过场。事实上，学生的实习，不只是验证、巩固已学的专业基本理论、基本知识，提高采写能力；而且，是再学习。比如说，他们所遇到各种各样的事件、问题，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和社会方方面面的问题，都会大大扩展在校学习的内容，我们要求学生在实践中学会想问题、分析问题，而不是简单地写几篇新闻稿。为此，我们不仅认真做好专业实习前的培训；每个地区的每个实习小组都有派专责指导老师，同实习生保持着密切联系；又建立了中期巡视制度；实习结束后，并不仅仅以发稿数量论成绩，还要求写分析问题式的小结或调查报告，连同发稿数量、质量一并评定成绩。实习工作结束后还会开一次总结大会，这不单单是为表彰，也是为下一届学生开的，请他们参加，好起到提前预热的作用。所有这些制度性安排，都是为确保专业实习取得实效。
问:吴老师，我想再问一下您在科研工作方面有什么理念，遇到过什么问题，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
答:理念那倒谈不上，问题却遇到不少。不过，教师要搞科研这个问题，我们倒不担心，因为我们的专业是办在武汉大学。武汉大学是百年老校，最年轻的专业也都相当有年头了，在他们那里老师发表论文就不说了，著作等身的也大有人在，这就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更何况在那个年头执行的评价体系标准，科研成果总是摆在实质性的重要位置上，连评职称也要看你在重点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有多少，出版著作有多少，所以，从专业创办之初老师都有很强的科研意识。问题在于作为专业、学科建设重要内容的“科研”，最重要的是科研水准。好的专业、学科是要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来支撑的。所以，从院系的工作角度来说，其重要的工作是要求老师们不断加强科研素养的培养，形成良好的科研氛围和环境，把目标指向高水准的科研成果产出，既要“挖塘”，更要“掘井”。科研是需要条件的，也需要合力。多年来，我们提倡协作精神、团队精神，支持老师们争取获得多类科研课题，进入学校、省、国家各种培养资助计划、人才工程系列，支持他们发表论文，出版著作。但我深知在当年那种特定相对比较困难阶段，作为新专业难处就会更多。因此，我们更多的是在老师中提倡不断树立“方法意识”、“站位意识”、“视野意识”，以提升队伍的科研素养，为科研提质、提速做好基础工作。
问:您能不能就这几种“意识”给我们讲具体一些。
答:我说的“方法意识”，指的就是要不断自觉注意并改进研究方法。在科学研究中，同样的问题，选取什么角度，运用什么样的方法，研究的结果常常会不一样，甚至会取得某种预想不到的突破性的成果。所以，要推动老师们注意研究方法。当年我们同美国朱谦教授合作，共同做中国文化观念变革问题研究，其主要着眼点就是为了学习研究方法。当时西方普遍运用的定量研究方法已开始传入我国，我们从中国社科院的一些研究报告上看到这些资料信息，但不知道怎样做，我们熟悉的是定性研究，刚好这一课题要采用定量研究分析，而且问卷样本量又很大，交叉分析的要求又很多。我同十来位青年教师，跑遍了武汉市和湖北许多地县市，虽然很辛苦，但我们课题组有一批老师学会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同时也加强了科研的“方法意识”。
所谓“站位意识”、“视野意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要能自觉地关注现实、不断跟踪把握学科前沿，其研究的视野要开阔，就一定能使自己进入一个新的研究境界，从而不断地捕捉到新的生长点。这样长年累月，就可能把研究路子越拓越宽，把问题越研究越深。在一定意义上讲，不断强化这些“意识”，比物质条件更重要，这些“意识”越自觉、越强，就越有可能获得水准较高的科研成果，就越有可能获得更多的物质条件支持。事实证明，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师们的科研成果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有快速的进步。当然，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老师们付出了许多。与此同时，我们也想些办法，适当搭建一些平台，以起到促进和引领作用。比如说，新生入校的第二年(即1985年)，在只知道“传播学”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们就通过外事处从美国请来西东大学的教授给我们讲授传播学，其意就在于帮助老师们拓展视野，早一点把眼光投向国外。不久，我们又组建了新闻研究所，请何微老师担任首任所长，以推动新闻学的研究，并多次以论文集的形式将老师们的研究成果结集出版。进入20世纪90年代，香港即将回归，大陆与台港澳交流、互动也多起来了，我们便请李卓钧老师同中国新闻社联系，得到他们的支持，又组建了台港澳新闻研究所，为一些老师拓展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当开放加大，国际交流越来越频繁，我们又极力推动中西比较研究，并在研究生中开设有关中西新闻比较研究的课程。到90年代后期，媒介生态发生了很大变化，新媒体的出现及传统媒体的生存成为突出的现实问题，由我牵头，又适时组建了媒体发展研究中心。我退下来后，请张金海老师出任这个中心的主任，后经他和他的团队的努力，终于建成了一个国家级的研究基地。其实，我说的这些，只是从院系工作角度来考量的。事实上，科研实实在在地要靠老师们自己做，在无课题经费的情况下，他们走过了一段艰辛的省吃俭用之路。到90年代中期，特别是建院后，我们的科学研究就在不断提高、提速，老师们都能比较自觉地寻找新的视角，扩展新的研究方向，“掘井”不疲，出现了非常可喜的科研景象，为科研的发展打下了很坚实的基础。
问:吴老师，看来您很注重基础建设，学科基础打得很牢实。师资队伍也是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而且您多次说你们是一支年轻的教师队伍，那么，你们又是怎样建设的呢?
答:基础不牢，大厦何以能立?其实，从一开始我就想要建一个比较好的学科，至少能同武汉大学相匹配，而不是简单地把一个系、一个院办起来就算了，因此，总是把重点放在学科建设上。学科建设内容参数很多，就院系而言，最主要是教学、科研、教师队伍三大块。我曾形象地比喻为“一体两翼”，教学为体、科研和教师队伍为两翼，体健翼强，学科才能振臂高飞。因此，我们自然会注重教师队伍的建设。前面我所说的年轻，并不是只针对教师年龄而言的，而是同专业创建联系在一起的。一个专业、学科的成熟，在我看来，至少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当然是一支年轻的队伍。不过话说回来，建系之初，的确是年龄意义上的年轻人占主体。武汉大学新闻专业这台大戏还真是他们唱起来的。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吧，那时手头不宽，搞调查在马路边吃烤红薯、热干面，到北京出差住地下室，那滋味又多有意味呀。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下，他们却还是那样生气勃勃，全身心投入，课堂上兴味盎然，课下师生相互切磋，形成了一种难得且又长远发生影响的良性师生关系。说句你们不要笑话的话，去年回学校见到他们，随口问了一句你们也快40出头了吧，他们笑着对我说:吴老师，我们都50多了。我只能说我真的老了。其实，在我的记忆里，他们总是那样一副活力四射的青春面容。我是不是扯远了?
问:没有、没有。看来，您对当年那些创业同仁和新闻学院真是充满了感情。
答:这叫情结。我们还是说正题吧，一支好的教师队伍，需要好的作风和长时间的历练。他们长期处于教学、科研第一线，不断在实践中饱受磨炼，打的底子是扎实的。当然，也需要合理的年龄、职称、学位结构和高水准的专业基础及能力。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陆陆续续地调进了一些年龄大些的中年人，并支持老师们晋升职称，到国外或校内外进修，攻读学位。不过，在八九十年代，全国所有新办专业同我们的感受可能是一样的，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那时晋升要指标，全国毕业的博士生就是人大、复旦培养的那几个，根本就到不了我们这里来，所以，我们的方针还是立足于自己培养，比较早的就着手于分期分批安排老师到国内、外进修，攻读学位。从1985年开始，就先后分别派石义彬老师到美国学习传播学，派张昆老师到人大攻读新闻学硕士学位，派王志杰老师到法国攻读传播学博士学位。到90年代中期，我们建院后，不仅队伍扩大了，而且教师队伍的年龄、职称、学位结构也相对比较合理了些。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准也有显著提升。这是一个爬坡的过程，也是老师们艰辛付出并不断历练的过程。从院系工作的角度说，也是我们最吃劲、最看重的事。因为，教师队伍优良素养和整体水准，决定着这个专业、学科的实际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讲，教师队伍建设同学科发展是同步的。
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除刚才说的以外，我们还注意了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避免近亲繁殖。所谓近亲繁殖指的是在需要充实教师队伍的时候，就选自己专业培养的人，这样逐年做下去，就容易在一个专业里都是“同门人”，甚至“几世同堂”。在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由于多种原因，曾经出现过这种情况。近亲繁殖最大的弊病在于容易形成学术观点、学术思想乃至学术路径趋同。我认为，如果说一支学术队伍，如果不能形成学术思想多元，学术研究样态的多样，就很难有更多的活力、更多的创造性。当然，我国历来有师徒传承之传统，而且，有些专业很特殊，培养的人很少，不师徒传承，一些独特的研究方向就可能消失，这种情况自然另作别论。而我们新闻专业既具有包容性，更具有开放性，更需要保持一支学术思想活跃、多元的教师队伍。因此我一直在工作中注意这个问题，除特殊需要外，原则上，在充实教师队伍的时候，尽量把选人的路子扩宽一些，避免“近亲繁殖”。第二，是避免学科背景过于单一化。毫无疑问，一个教师从事某个专业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首先应该具备这个专业高水平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技能，否则你教不了这个专业的学生。假如一个教师除了具备这个专业高水平理论、知识和技能外，还有多个学科背景，也就是说其知识结构比较合理、丰富，那么，就有可能更好地教好学生。不仅如此，教师自身知识结构的合理性、丰富性，更有利于教师学术研究视野的扩宽，研究视角的多样性及后发力的增生。老实说，当时我们也处于一个好的背景条件下，一方面，世界已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即信息时代，社会发展提出的问题更大、更多、更复杂，需要跨学科组织团队，去回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分析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可以说，这是时代、社会提出了客观要求；另一方面，我们也是新组建的一支教师队伍，而不像已办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老专业，教师队伍的结构调整难度很大，这就为我们组建一支知识结构相对合理的教师队伍提供了可能。因此，从建专业开始，我们就注意到教师队伍的知识结构问题，力避整个队伍学科背景过于单一，努力做到在教师队伍中，既有一部分本专业的专攻者，也有一部分具有多学科背景的教师。比如说，我已谈过筹建专业时我们一次性从复旦大学、本校其他院系选择了六位老师，就分别来自五个专业，其中，夏琼老师是新闻专业的，就继续专攻，后获得新闻学博士学位；张昆老师是历史学学士，后又取得新闻学硕士、政治学博士学位；强月薪老师是哲学专业出身，后取得新闻学博士学位；冉华和姚曦老师，分别来自汉语言文学和经济学专业，后都获得了传播学博士学位；而周光明老师是历史学学士，长期从事新闻史教学科研，后又学习历史文化学，取得了历史学博士学位。当然，教师知识结构的合理性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还不可能对此做出一个科学的界说，根据我多年的实践经验，大体上可以这样说，就新闻传播学科教师队伍整体的结构而言，学科专业的专攻者和多学科背景的教师都应该在整个教师队伍中各占一定的比例；就教师个人而言，应同他的专业和研究方向及其延展趋向联系起来。从而保证其知识结构的合理性。比如说，石义彬老师是从事传播学教学科研的，他具有传播学博士学位，又具有外语和哲学的学科背景；单波老师是搞理论方向的，他具有图书情报学和新闻学学科背景，又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而王瀚东老师长期从事广播电视方面的教学与科研，不仅有中文学科背景，而且获得了美学博士学位，这样的知识结构，就为他们教学、学术研究的深化、创新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总而言之，我认为，教师队伍建设既要注重年龄、职称、学位结构，也要注重知识结构问题，这对学科，尤其是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教师队伍建设也同样是一个合力工程，而且要不断跟踪时代和学科发展，形成新的理念，采取新的措施，持续地去做建设工作。我跟你们说呀，去年我回学校，见到石义彬院长，他除说到这几年学院发展情况外，还特别告诉我学院正在进行“两个一工程”，让这几年加入教师队伍的年轻人，一年到国外，一年到媒体。我听后高兴得不得了，这是一个多么有远见的举措，它不仅对当下，而且对长远的学科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这既避免了有可能出现的断层问题，又大大增添了教师队伍的后劲，你们说，我能不高兴吗。
问:吴老师，您对新闻学院真是充满了感情，为专业的创建、学院的发展做了好多工作。这两天又给我们讲了这么多，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答:有感情是真的。而新闻专业的创建和学科发展却全靠我们的教职工，请你们代我向他们致意，也谢谢你们。
(口述:吴高福 访问:刘建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