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3 新中国理论新闻学奠基人王中
王中(1914—1994)，原名单勣，山东高密人，1914年6月17日出身于一个地主家庭，从幼年开始接受了良好的文化教育。我国著名的新闻学家、杰出的新闻教育家。
他青年参时代加革命，于20世纪40年代末投身新闻教育事业，从此开始了长期的新闻教学与研究工作。在实践活动中，王中深感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迫切需要新闻理论的支撑，因此他致力于探索新闻发展的规律，研究新闻理论。王中一生勤于思考，敏于实践，对真理执著追求。50年代的他，满怀着理想，视野开阔，思想丰富，很早便提出了报刊的“商品性”等观念，在当时的新闻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1956年，他经过认真调研之后编写的《新闻学原理大纲》，为我国新闻学向系统化、科学化发展作出了贡献。虽然在“反右”斗争及“文化大革命”这样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历经磨难，但豁达、乐观的心胸以及对真理坚贞不渝的信仰让他坚持渡过了长达22年的艰难岁月。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王中重返讲台，终于得以继续他被迫中断的新闻理论研究，使其新闻理论观点得以深化和完善，他为此奉献了自己的余生。王中对新闻理论的探索及研究对后世的新闻理论建设影响重大，被称为新中国理论新闻学的奠基人。
1.从投身革命到任教华东新闻学院
1932年9月至1935年7月，王中在济南山东省高级中学读书。当时的中国内外交困:军阀割据，国共内战，日本侵占东三省。那时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敢于公然揭露国民党教师，称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也因此被校方关过禁闭。1935年9月王中考入在青岛的国立山东大学外文系，作为一名爱国知识青年，他积极参加了随后爆发的“一二·九”学生运动；随着民族危亡的加剧，又于1936年参加了抗日民族先锋队。1937年7月，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王中毅然投笔从戎，投身于抗日革命战争中。1937年7月至1938年2月，他在青岛和高密组织抗日游击队，并于193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支部书记，那一年他24岁。1938年3月，他为自己改名字为王中，对于这个名字，他说“笔画少好认，干脆利落”。
王中曾在方毅、谷牧等同志领导下从事抗日救亡宣传和兵运工作。由于他是文人出身，不久便让他做报纸。他开始与谷牧一起办油印小报《火线下》，1940年转移到山东抗日根据地，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主办的《大众月刊》编委，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日报》编辑、编委、通联部副部长、编辑部主任，新华社山东总分社编辑部主任，滨海《农民报》、鲁中区《鲁中日报》总编辑，中共济南市委机关报《新民主报》编辑部主任等职。直至解放后王中来到上海，此前有十余年时间他都从事着党报实践活动，具有十分丰富的办报经验，这为他此后的新闻理论研究，尤其是党报理论研究，奠定了相当的基础。王中不肯墨守成规，他爱琢磨，好革新，在解放区办报时他就曾根据群众的需要做过一些改革，受到过表扬。后来，王中一离开老区，就觉得当时城市里的众多报纸还是“老一套”，需要改革。
1948年，中共中央华东局为适应新解放区需要大批新闻干部的要求，于11月在山东济南创办了济南新闻学校，恽逸群任校长，当时担任济南《新民主报》编辑主任的王中兼任该校教师，讲授新闻学理论课。
三大战役结束后，解放军即将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考虑到江南解放后需要大批新闻干部，决定在上海创办一所新闻学校，由恽逸群、王中、宋军等筹备。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王中随军南下，任上海市军管会新闻出版处新闻室军代表，参加新闻系统接管工作。7月，上海华东新闻学院正式成立，恽逸群任院长，王中任教务主任。教师、职工还有许铭、余家宏、李人揖、周竹轩、杜月村、谢叔良等。因恽逸群担任解放日报社社长，工作十分繁忙，学院的教务工作全由王中具体主持。
王中在主持华东新闻学院的教务工作时，强调打破旧的闭门教学、单纯向学生灌输书本知识的教学模式，主张教学应当理论联系实际。在制订教学计划时，既有必要的课堂教学，也安排师生下工厂、农村参加劳动。要求学生既要在校内吸收新闻专业知识，也组织学生到新闻单位参加实际新闻工作；对学生既要给他们传授知识技术，又要组织他们参加政治学习，注意改造思想、提高觉悟，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2.主持复旦新闻系锐意改革
1950年，时任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的陈望道看中了王中，点名把他调进复旦新闻系。王中于当年8月到复旦新闻系担任教授后，讲过一个学期的“新闻学概论”课，此后从1951年至1955年没有讲过新闻课程，作为新闻系代理主任也没有抓具体工作。这段时期他的主要职务是复旦副教务长、校党委统战部长。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号召全党学习科学知识。一个“向科学进军”的热潮在全国迅速出现，复旦校园里也洋溢着研究气氛。在这种形势下，王中回到新闻系，开始主持系务。但是，当时新闻系面临着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
其一，如何从“学苏联”造成的沉闷局面中解脱出来?为“全面学习苏联”，复旦新闻系1952年取消学分制改用学年制，并开始大量精简合并新闻专业课程，把原来的多门专业课程，合并为一门“新闻工作理论与实践”。1954—1955年，新闻系参照苏联的教学计划组织教学，采用苏联的新闻学教学大纲与教材，还请了苏联专家来作学术报告。当时，苏联的新闻理论教材，基本内容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有关新闻工作的语录，以及联共(布)有关新闻工作的决议；新闻事业史教材，基本上和联共(布)党史没有什么区别；新闻写作教材，基本上把文学写作和新闻写作混为一谈。这种脱离实际的枯燥内容、僵硬形式，不受师生欢迎，也让王中很不满意。有一次学校请了苏联专家到新闻系讲课，王中对教师们说:不要听他的，苏联报刊史的路子太狭，我们不能照搬他们的做法，要总结我们自己的办报经验。他还批评苏联报刊史教材，说那种一个党报接着一个党报的介绍，就是报刊史吗?
其二，如何跟上新闻改革的形势?1956年，以《人民日报》改版为代表的新闻改革步伐开始加快。王中主张:报社一有动作，新闻系教师就要能对它做理论分析，并预见它的发展趋向。而当时新闻系的科研尚停留在一般性的评报上，远远达不到这种要求。
其三，如何提高师资水平?50年代初，新闻系的青年教师工作与学习热情很高，但缺乏实践经验，研究理论的信心不足，不知从何着手。
为解决以上问题，王中一一采取了行动。在王中主持下，新闻系全面恢复了“新闻学概论”、“新闻编辑”、“新闻专题”、“新闻摄影”等课程，他亲自为高年级本科生讲授“新闻学原理”、“评论写作”、“新闻专题”课程。为了开阔学科的视野与范围，王中还请老教授汪英宾、舒宗侨、储玉坤为青年教师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新闻学理论。
王中找一些中青年教师商量，以新闻系资料室为主体，组织力量，于1956年3月到1957年6月，在新闻系出版了内部发行的季刊《新闻学译丛》，这是国内第一家新闻学译文刊物。它除了介绍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工人党进步报刊工作经验外，还专门辟出“资本主义国家新闻事业”一栏，大量介绍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的新闻事业、新闻理论发展情况，还对新闻价值、读者兴趣、报刊职能等基本理论编发了若干专题。该刊在我国首次刊登了介绍“群众心理交通”(即“大众传播”)的文章。
1956年5月，王中还主持在新闻系举办了“中国报刊史料展览会”，这在1949年后的国内还是首创，展品有复旦新闻系珍藏的，有上海图书馆借来的，还有复旦中文系教授乐嗣炳收藏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地下党领导工会组织秘密出版的工人小报和传单，十分珍贵。
在此期间，王中布置新闻系全体青年教师每人写一篇论文，题目是“党和党的宣传工作”。论文要求阐述党和党的宣传工作的关系，党的各种宣传工具所具有的特点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以及如何按照各种工具的特点去发挥作用。
《人民日报》改版后，王中于1956年7月至8月中旬，率领余家宏、郑北渭、朱振华、张四维、居欣如等人参加的复旦新闻系教师团去无锡《工人生活报》、南京《新华日报》、济南《大众日报》、青岛《青岛日报》考察这次新闻改革的成就与问题，以便展开下一步的新闻理论教学与研究工作。他每到一处都仔细听取报纸工作者的经验和工作中的苦衷，然后加以思考、概括。在这些报社的座谈会上，他也发言阐述了自己的新闻观点。返沪后，他撰写了《新闻学原理大纲(初稿)》，并据此开始讲授“新闻学原理”课程。
1956年4月，中共中央确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党的科学和文化工作的方针。5月，刘少奇分别同新华社、中央广播事业局负责人谈话，发表了对于新闻工作的重要意见。7月1日，《人民日报》改版。这些，对王中研究新闻理论都有极大的鼓舞与推动作用。他的理论兴趣日益浓厚。他把研究新闻理论，作为新闻系教学改革、联系实际、培养师资及其他多项工作的中心环节。
王中在这段时期的新闻理论研究中，提出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新观点。
(1)报纸的“两重性”。
1957年1月22日，在解放日报业务学习座谈会上，王中说:“报纸有两重性:一重是宣传工具，一重是商品，而且是在商品性的基础上发挥宣传工具的作用。商品就是要使人买后有用，改进报纸工作，主要是解决如何把报纸变成为群众所需要的东西。”[41]同年3月11日，他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讲课时又解释说，商品性是指报纸的流通方式，报纸是以商品形式流向读者，它不同于标语、口号、传单等宣传品。
王中先后对“两重性”有过多种解释:如A性、B性的结合，A性指报纸向人们提供新闻的性能，B性指作为政党宣传工具的性能；党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党报是党的宣传机关，也是党所领导的企业，等等。他还曾把自己说的“要在商业性的基础上发挥宣传工具的作用”，改为“必须结合人民大众的所需要的内容和喜闻乐见的形式，才能发挥政治斗争作用”。
他讲商品性时，没有强调获取利润。他说:“商品不能用赚钱不赚钱作为标志”，“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的需要，为人民服务”。
(2)新闻事业是社会产物。
王中把新闻事业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考察，认为新闻事业的产生与发展，同社会需要与社会条件有着密切关系。他认为，社会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由于人们对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需要产生了新闻事业，它要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要适应社会需要。“新闻事业是社会产物包括了新闻是阶级斗争工具的含义”，这是因为社会需要新闻，不同的党派便以自己的观点和政治目的通过新闻事业影响读者，新闻事业的党派性也由此产生。这是王中当时讲得最多的一个观点，后来人们称之为“社会需要论”。[42]
(3)办报要根据读者需要。
这是王中讲得最多的一个观点，后来人们称之为“读者需要论”。1956年8月4日，王中在南京《新华日报》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中提出了这一理论。他说:“报纸要根据读者的需要，只把报纸当作党的宣传武器，不把它当成读者要花5分钱购买的一种商品，报纸必然不会受到读者欢迎的。”[43]1956年8月10日，在《大众日报》编辑部全体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他再次阐释了“报纸和读者的关系”，认为报纸赖以存在的基础是“供给读者消息，让读者在报纸上说话”。[44]王中对此观点还做过一些论述:资产阶级新闻学把群众作为“顾客”，无产阶级新闻学把群众作为报纸的主人；资产阶级报纸寻求读者不健康的兴趣，无产阶级报刊发展读者正当的兴趣和高尚的情操；办报人要有读者观念，报纸要根据读者需要来办；报纸应该进行读者调查，研究读者心理。
(4)按经济区办报。
这是王中于1956年作过一些调查研究后提出来的。他认为，人们的经济、文化等生活都是以交通、文化、经济中心的城市来联络周围地区的，例如苏南一些城镇的居民就要看上海的报纸来获取更多的信息。报纸在中心城市出版，发行到周围农村与集镇，传播消息快，内容丰富，更贴近群众生活。因此要按经济区域办报、要以大城市为中心办报。他的这种想法，在学生中和南京、济南、青岛等地报社讲过，还向有关方面负责人提出过。
(5)重视新闻学研究。
王中反对“新闻无学”的观点，在他写的《新闻学原理大纲》中，第一讲就是“新闻学的形成、发展及其范围”。他认为，“新闻学是由新闻事业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第一个办报的人自然不会学新闻学，也讲不出多少道理，以后办报的人多了并且不断总结经验，上升成为理论，就形成了对于实践有指导意义的新闻学。新闻学包括历史、理论、应用三个部分，而“以社会诸条件对新闻事业的决定作用为研究重点”。在报社、广播电台的讲话与讲课中，王中强调要把研究办报和研究看报结合起来。
余家宏、丁淦林在《王中研究新闻学的经过与贡献》一文中评论说，王中研究新闻理论，显然只是为了适应当年客观形势的需要。他们认为，同样明显的是，王中的新闻理论观点有着反映当年客观形势的时代烙印。王中同其他教师有着类似的思维习惯，他在研究新闻理论时，从拟订大纲入手，表现了由理论原则到工作实务、由远到近的特点。但是，他毕竟有多年的革命新闻工作经验，到学校任教后仍保持同新闻界的联系，因此他能够敏锐地抓住实际工作中的重要问题，提到理论高度加以分析。
3.历经磨难的22年艰辛岁月
1957年初的一天晚上，复旦新闻系的学生突然接到学校的通知，要到解放日报社听王中的报告，还专门派了两辆卡车，把1955级的一百余人从学校送到汉口路的解放日报社。当晚，同学们感到奇怪，因为王中报告的主要内容与平时讲的“新闻学原理”并没有什么差别；在场的听众，除了个别新闻界人士外，也只有听过这课的学生们，为什么要跑到解放日报社来听呢?后来大家才知道，这一年，政治风云变幻，“反右”斗争扩大，王中不幸在被批判之列，这次报告进行了录音，即是为了“引蛇出洞”，得到王中“反动”的“证据”。紧接着，一场批判王中的浪潮铺天盖地席卷而来。
1957年6月16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发表《办报要有立场》的社论，指名道姓地批判王中的学术观点是“资产阶级”的。一夜之间，王中成了全国新闻界最大的“右派”。当时王中立即写了反驳文章《评论文写作和新闻学上的几个问题——评〈解放日报〉1957年6月16日社论》。文章说:“该社论也对我本人的新闻学提出了不同意见，作出了我‘否认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否认报纸有阶级性’的论断。”王中尖锐指出:“很可惜，这篇文章没有写好，论证问题的方法很不科学”，“文章只有几个结论，理由没有讲明白，没有说服力”。从社论的文风到理论观点，一路反驳，既有说服力，又尖锐辛辣。不过，这种文章在当时是不可能被发表的。王中一直保存着文章的底稿，直至23年后，才发表在《复旦学报》1980年第1期上。
随着反右斗争的开展，王中的新闻理论被说成反党理论。他曾奉命赴北京参加第二次新闻工作座谈会，会上被专门批判。但王中对强加给他的种种罪名，据理一一给予驳斥，使批判无法进行下去。1957年8月12日新华社电讯称:“党内右派分子，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在今天举行的北京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对他的反党言论继续抵赖，他的恶劣态度受到了与会同志的一致斥责。”会议“决定让他回到上海做交代”。尽管北京批斗的火力很猛，他仍对上海报界和复旦师生存着“幻想”，以为返沪后会获得“谅解”。谁知他刚下火车，就见到“打倒王中，批臭其反动理论”的大横幅，而此起彼落的口号声，正是来自复旦的师生代表。批判会上说他反党，王中慨叹:“我是共产党员，难道自己反自己不是?”接下去的批判更多、更猛烈，1958年4月人民日报社办的《新闻战线》还发了一篇文章叫《大家都来批判王中》。
王中也反思过自己的做法，他写过检讨，但是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的新闻理论是错的。在上海召开的对他的一次批判会上，批判者无法驳倒他的观点，有人就以势压人，提出要给王中戴上右派帽子。他毫无畏惧地说:“戴上就戴上吧!”“帽子的口径大小、分寸，是不是那么恰当?……我自己没有错，都是正确的。”
1958年年初，王中被开除党籍，撤销了原本的复旦大学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副教务长、新闻系主任等一切职务，从原来的三级教授降为行政十五级，还加“留用察看”。
1960年9月，王中得以“摘帽”后，曾向当时新闻系教师支部提出过重新入党的要求，但没被理会；他的职务和待遇也没有恢复。之后，他被调到新闻史教研组工作。
在新闻史教研组，王中阅读了一些近代报刊，较为细致地研究了数家资产阶级革命派报纸，并与资产阶级改良派报纸做了对比分析。1962—1963年，他开始了对清末民初“竖三民”即《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的研究，撰写了5万字的长文，并于1963年5月在新闻系做了相应的学术报告。复旦新闻学院教授宁树藩评价说，王中的研究在新闻史研究方法上有了突破，此前，新闻史学的研究更注意评述所宣传的思想、观点及其作用与意义，而对于新闻学科应着重解释的宣传经验、宣传规律却无动于衷，也就是一味跟着政治史、思想史研究路子走，而丧失学科的特色。王中则不然，他在开始查阅报纸之后不久，就确定以“苏报案”后的“竖三民”宣传策略变化作主要研究目标，写出上海革命报纸如何应对当时形势进行曲折多变的迂回宣传，令人耳目一新。
4.复出后深化新闻理论研究
“文革”结束之后，不少人多次找组织要求为王中平反，有的领导却认为王中是被报纸点过名的，得等等再说。1978年，王中收到老革命家、新闻工作者、新闻教育家，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创办者之一、首任系主任安岗从北京的来信，说中央对右派政策将有重大改变，有可能平反，王中看了后很高兴。安岗给中宣部写信说:王中在“反右”前后没有任何反党言论，而且他的理论观点也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复旦大学原党委书记、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杨西光签字证明:“完全同意安岗同志意见。”
1979年1月，王中得到平反，被恢复党籍、职称、职务和待遇，再次出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并主持创立复旦大学分校，担任校长。
1981年6月，王中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文学分科评议组成员，成为我国新闻学界参加该评议组的第一人。随后被评定为博士生导师，1984年招收了两名博士生，这也是我国最早的一批博士生。他还担任上海市新闻学会副会长、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副会长等学术职务。同年，他力主创办了《新闻大学》杂志，并带头撰稿，杂志的第1期至第5期，每期都有他的一篇理论研究文章。
王中再度活跃在教学与研究的岗位上。他除了担负着繁重的行政工作，还要指导硕士生、博士生，为研究生讲新闻理论课，并撰写了多篇论文。
他一如既往，为了适应教学需要，从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着手研究，有深化过去观点的，也有开拓新领域的，但对新闻工作实践的论述不如20世纪50年代多。这是因为他和新闻业界隔绝了20多年，加上世事变迁，他在新闻界的老朋友们不少已退休，有的已去世；他自己也年事渐高、身体欠佳，不能像昔日那样外出调查。
在先后撰写的《论新闻》、《论传播工具》、《论宣传》、《新闻学的第二课题》、《论新闻事业的阶级性》等一系列论文中，王中深化和提出的新闻观点大致有如下一些:
1)新闻的阶级性问题
同20世纪50年代一样，王中把新闻活动、新闻事业、新闻报道等，作为社会现象来研究，认为这些都是由客观存在、社会条件以及人类需求来决定的。从这种基本认识出发，王中认为，原始社会就有新闻传播活动，但它没有阶级性。阶级出现后，新闻事业被用作阶级斗争的工具，它才具有阶级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各自运用新闻事业为自己的阶级利益服务。但是，新闻事业阶级性的表现是复杂的，资产阶级报纸有的明确宣布自己的政治宗旨，有的则竭力把“赚钱”同宣传政治主张结合起来，有的甚至也会为了扩大销路而刊登某些不利于本阶级的新闻。无产阶级报纸也不是任何场合都公开声明自己的阶级性、党派性，而是要视具体环境、不同读者对象而定。而新闻报道，也需要具体分析。“新闻报道是事实的反映，是人的意识活动，并非社会意识。它可以附有社会意识，也可以不附有社会意识，因此，并非全有阶级性。”[45]重大的政治新闻当然具有阶级性，而有些新闻，如有关自然现象的新闻，部分科技、文化、体育新闻等，都不必人工贴上阶级性的标签。
2)新闻的定义
王中分析了中外人士对“新闻”这个词的理解和定义，分析了新闻活动产生、发展的历史条件与物质基础，认为社会的客观存在决定了人类的新闻活动。人类从原始社会开始，为了彼此联系，就需要有传递信息的新闻活动。以后，随着生产方式、社会结构的变更与进步，人际关系更为密切，人们更为关心外界变动的情况，对于新闻的需要因而也更为迫切。可以说:“关系决定需要，变动决定新闻。”据此，王中提出新闻的定义是:“新闻是新近变动的事实的传布。”王中进一步提出，在实际生活中存在着两个“新闻”概念，上述定义只是其中之一，即“是作为社会现象的新闻活动，不计传播的方式；而另一个专指通过大众传播工具所传播的新闻”[46]。新闻学术界讨论的新闻价值、新闻的性质等课题，实际上涉及的是后者，它所要解决的是传媒要选择什么样的事实以及如何选择的问题，王中称之为“新闻学的第二课题”。然而，除了《新闻学的第二课题》这篇论文外，王中在使用“新闻”这个概念时，往往是不加区分的，有时单指前者或后者。
3)新闻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王中认为，新闻是事实，意识形态是观念，“只有特定形式的观念，没有事实，那不能构成新闻，只能是评论或学术论文。然而没有观念，只有事实的新闻却是存在的。在有一定观念的新闻中，新闻中的事实和观念是可以分离的，它不像意识形态那样，去掉了观念，什么也没有了。新闻中，读者可以去掉观点，留下事实”[47]。
4)宣传学
宣传学是王中在20世纪80年代研究的一个新课题。他论述了宣传与政党的关系、宣传的性质、宣传的方法、政党宣传成败的关键等问题，提出“新闻工作者要懂得宣传学”[48]，因为“既要提供新闻，又要进行宣传，这是报纸的两功能”[49]。他继续用“张德功”为笔名，撰写了《宣传艺术的魅力》一文，介绍莎士比亚的剧本《裘力斯·恺撒》中安东尼和勃鲁托斯的辩论，分析这两个剧中人的演说词的宣传鼓动艺术。
除此之外，王中也继续了他在20世纪50年代就很感兴趣的传播学研究教学。打倒“四人帮”后复旦新闻系经他手第一次招收的三名研究生，都是外文系毕业的，一律专攻当时十分新鲜的“传播学”。1978年，在王中的建议下，复旦新闻系开设了介绍传播学的课程，还出版了不定期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
“文革”结束后不久，极“左”思想仍环绕在学术界，有些学者搞科学研究不实事求是，而是靠摸政治风向，迎合领导意图，搞政治标签等。王中对此十分痛恨，针对这些怪现象，他先后发表了《谈谈研究生的科学研究》、《谈谈新闻学的科学研究》、《新闻学研究中的三个问题》等论文，严正批驳了这股学术不正之风。
平反之后，王中体力渐衰。80年代初他有一次去北京，自称是“自带遗体来向大家告别”。自1985年起，王中的脑萎缩病情渐渐表现出来，尽管他学术研究的兴趣正浓，但已力不从心。80年代后期，他不得不放下研究工作，卧床养病。有一段时间，他几乎没法说话，只能瞪着眼睛在一旁听大家发言。据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甘惜分回忆，1988年他去王中家里探望时，“见他痴然坐在沙发上，精神疲惫，说话困难”[50]。
1989年，在复旦新闻系60周年系庆的时候，王中是庆祝会上的中心人物。他坐着轮椅来参加会议，大家要求他讲讲话。麦克风送到他面前，与会众人静静期待着。王中战战兢兢用沙哑的声音只讲了一句:“我还活着，这是一大胜利!”
1993年秋，复旦新闻学院教授宁树藩前去探访王中，带去了刚收到的1993年第2期《新闻研究资料》，内载有蔡铭泽写的《新闻界的反右斗争》一文。文中讲到王中当年参加北京新闻界召开的右派批判会的表现。宁树藩把其中的一段读给王中听:“奇怪的是被批判者为了顺利‘过关’，往往自我丑化，对所揭发的问题，无论有无一概承认。一直不承认‘错误’的只有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开始，王中一直在静静地听，当宁读到“只有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时，王中忽然嚎啕大哭。宁树藩“毫无思想准备，一下子惊呆了”。[51]
1993年4月24日，上海新闻界的知名人士和王中的老同事、弟子代表共150余人在复旦大学5102演讲厅，举行了王中从事新闻工作55周年暨80华诞庆贺会，并举行新闻改革理论研讨会。
1994年10月8日下午3时50分，王中在上海病逝，享年80岁。
(撰稿人 刘 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