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7 马星野新闻教育思想与实践
马星野(1909—1991)，浙江平阳人，原名允伟，1934年毕业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1934—1937年，马星野在“中央政治学校”(以下简称“政校”)及政校新闻学系的早期教育实践中初试其新闻专业主义思想，将其接受、认可并内化为自身教育理念的密苏里专业主义新闻教育模式以“模仿”的方式植入政校及政校新闻学系早期的新闻教育实践中，通过选拔优质生源、设置系统开放的课程、配备专业的师资队伍以及贯彻“做中学”的教育方针等，不断探索并积累经验，为其具有“马氏风格”的新闻人特征的不断发展、成熟和定型创造条件，打下基础，并一体推动了民国新闻教育及新闻事业专业化的进程。
1.缘起
近代中国新闻事业发端于19世纪初，随后在不断的实践中得到稳步发展。而这个发展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其从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从业现象演化为一种社会公认的职业和行业，进而步入专业化的进程。实际上，这个过程并不是割裂的，而是自然和连贯的，它既源于新闻事业发展的自我需要，也因应了社会和时代对新闻事业发展提出的客观要求。
有学者认为:“民国初年开始出现职业记者……随着后继者的增加，职业记者作为一个群体得到关注。”“近代中国职业报人的出现，以民国初年黄远生为一标志性开端。”[70]随后，徐宝璜、邵飘萍、戈公振、任白涛等在各自的新闻学著作中都对“报业——作为一个职业组织，作了较为全面的描述、研究和归纳”[71]。尽管有学者认为，“许多中国报人试图为其自身建立职业化模式时，实际上所构建的只是一种类似观念的东西”[72]，但是这种职业化现象的客观存在，同样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学术研究价值。与此同时，由于“专业主义的基础首先是有一个独立的职业或行业”[73]，而“专业主义是一个职业专业化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74]，因此这种职业化的实践和思想，至少为民国新闻职业向专业的演化提供了专业主义理念架构的基础和可能。
探讨民国新闻业的职业化实践和思想以及其对中国新闻业专业化进程的影响，就民国新闻史研究而言，是一个宏观的时代命题。本节以马星野新闻教育思想和政校新闻学系早期教育实践作为分析样本，希望能够通过一种微观的学术视角，更为准确探寻宏观时代背景下民国新闻人在职业化和专业化问题上所具有的共性和特征，并希冀借此对民国新闻史的宏观问题研究形成一个新的思路和方法。
2.实践样本选择的理由
1928年5月，马星野毕业于“中央党务学校”；1931年由政校“保送美国密苏里大学研究新闻”，为“国立大学派遣留学生往国外研究新闻之开始”[75]；1934年7月，马星野回到政校教授“新闻学科目”，并由此成为国民党体制内新闻人；1935年9月，马星野奉命筹建政校新闻学系，在该系任教，并由此断续主长系务达14年之久。
1934—1948年间，马星野“把现代化的新闻教育制度与方法，比较成套地引进中国来”[76]，开民国时期国立大学新闻学系之先河，桃李满园。由于他长期致力于新闻教育实践，被台湾地区新闻业学两界尊称为“新闻教育的拓荒者”[77]和“新闻教育的传教士”[78]。同时也由于他长期致力于新闻事业实践、新闻行政管理、新闻学理论研究等工作，也被台湾地区新闻业学两界尊称为“一代新闻宗师”[79]、“新闻事业发展史上跨时代的领袖人物”[80]、“新闻业学两界的标兵”[81]。1984年4月，马星野获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杰出新闻事业终生服务最高荣誉奖章”。
在马星野丰富的新闻事业生涯中，对于专业化的新闻教育理念的构建和实践是其遂行具有自身特色的新闻专业主义思想的重要指标之一，也是马星野推动民国新闻事业专业化进程最具影响力的贡献。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发源于马星野在密苏里新闻学院所接受的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教育，初试于其在政校新闻学系早期的教育实践，发展于其对于民国新闻记者从业道德和职业信念的思考和阐扬，成熟于其在为理想与现实之间“恰到好处”的平衡而奋斗的过程中，最终内化定格于其具有中国传统道德特征、鲜明时代特色和个人风格的中国式的新闻专业主义理想之上。
这也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化的进程。囿于篇幅，本节选取了“政校新闻学系早期新闻教育实践”这一阶段，也就是1934—1937年，即从政校开设“新闻学科目”并由马星野任教到政校新闻学系因抗战爆发而西迁之前的一段时期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从政校新闻学系的创办，到第一届新闻学系学生毕业，是一个相对稳定，并且完整的教育过程。这是马星野专业主义新闻教育理念由内在的认同到外在的初试的转折阶段，也是其以后思想日益发展、成熟，并再次内化定格的重要基础。因此，以此作为研究样本，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
3.马星野新闻教育实践的初试
现代的系统的新闻学教育是新闻专业化的重要指标之一。“马星野认为当时设立新闻系，培育新闻人才，因为国家发展影响最普及、时间上最快奏效的，莫过于做新闻事业。……报纸作为传播媒体，是国家发展的推手，而办好一份报纸则需要有优秀的新闻记者，新闻才能专业化，媒体组织才能够健全。”[82]在1934—1937年间，马星野将自己已经认同内化的密苏里专业主义新闻教育理念外化为在政校新闻学系从初创到第一届学生毕业这一阶段的教育实践中，以较为成功的初试为以后的新闻专业主义教育思想和实践的成熟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并对推动民国新闻教育的职业化、专业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民国早期新闻学教育概况
一般认为，中国近代的新闻学研究与新闻教育始于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该会的会长虽然是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但其实际的主持人则是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徐宝璜。之后，中国的新闻校(系)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在1920—1929年间，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南方大学、沪江大学、大夏大学、光华大学、复旦大学，北京的平民大学、民国大学、国际大学、燕京大学以及东南沿海的厦门大学等纷纷成立新闻(学)系、报学系、报学科等新闻教育机构。同时，在广州和上海还分别成立了中国新闻学校和民治新闻学院等新闻专科学校(院)。[83]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新闻教育单位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均为私立大学；二是其主持人大多具有在西方尤其是美国学习新闻学的背景，或者直接就是西方人。比如，除了前面提到的徐宝璜以外，还有汪英宾(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梁士纯(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以及美国人白瑞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等。因此，有学者认为，“现代的新闻教育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才从美国移植到中国”[84]。
2)马星野与政校新闻学系早期教育实践
与前述特点之一不同，民国国立大学系统的新闻学教育，是从政校新闻学系的建立开始的；与前述特点之二相同，马星野也是有着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教育背景的新闻教育者。因此，在民国新闻教育职业化、专业化的大背景下，马星野的新闻教育理念和实践在专业主义方面初步显示出了其与时代共有的特性和自身独有的特征。
(1)遴选优质的生源。1934年5月，马星野在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得新闻学士学位”后回国。据马星野回忆，1934年7月，刚刚回国的他即被当时兼任政校校长的蒋介石召见，并令其在政校从事新闻教育，训练新闻记者。随即，9月，政校于“外交系开设‘新闻学’选修科目……第二学期改为外交、政治、法律和经济四个系的共同选修”[85]。据政校新闻学系一期毕业生彭河清回忆，由于新闻学“是一门新鲜学问，相当吸引人，一、二年级同学选修这门课的不少”，人数有三四十位。[86]
1935年9月，国民党中央常会决议在政校设立新闻学系，马星野负责筹建工作。11月间，政校教务处通知该校国文、英文达到一定水准而志愿改入新闻学系的同学先行登记。实际上，在新闻学系正式成立之后，由于当时政校要求是该校读完二年级的学生才有资格转入新闻学系，所以政校新闻学系一期学生是由“三年级的同学(大学部第六期)转入”[87]的。因此，作为政校新闻学系首批学生，这批“半路出家者”全部从政校大学部第六期的108人中选出，共有11人，分别为:来自法律系的邵德润、曹圣芬，教育系的王汉中、钱震，外交系的马志铄，财政系的彭河清、吕渭祯、朱沛人，行政系的赵炳烺、黄寿鹏、储玉坤。而在当时的政校，这批同学均是学习成绩较好，中、英文根底不错的学生。新闻学系初办之时，曾先后由政校教务主任程天放和刘振东兼任系主任的名义，而实际负责系务的则是马星野。
由此可见，在最初一批新闻系学生的选拔上，政校和马星野是非常慎重和有前瞻的。挑选好的生源，为政校新闻学系的专业化教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对这批学生提出中英文俱佳的要求，体现出马星野即将依照密苏里教育模式培养和训练政校新闻人才的理念。
(2)打造优秀的师资队伍。在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下，配备优秀的新闻教育师资是马星野面临的最大难题。马星野“对老师人选的物色非常重视，尤其对当时战时首都的名报人，都请来讲课”[88]。根据政校新闻学系学生彭河清、曹圣芬、吴俊才、袁尘影、葛思恩等人的回忆，这一时期，政校新闻学系的课程设置及师资队伍的大约情况是:
在专业课方面，有马星野讲授“新闻学概论”、“新闻事业史”、“新闻写作”、“社论写作”；刘觉民、黄天鹏讲授“报业组织与经营”(“报业经营与管理”)；汤德臣讲授“采访与编辑”(“新闻采访”)；钱华讲授“新闻采访”、“新闻编辑”；沈颂芳讲授“新闻编辑”；俞颂华讲授“编辑学”；赵敏恒、顾执中讲授“采访学”；钱沧硕等讲授“编辑学”；王芸生讲授“评论”；戴公亮讲授“摄影”等。
在基础课方面，有左舜生讲授“中国近代史”；寿勉成讲授“现代经济问题”；赵兰坪等讲授“经济学”；萧孝嵘讲授“心理学”；孙本文讲授“社会问题”；胡贯一、詹文浒讲授“哲学”；陈石孚讲授“政治学”；戴德华(Edward G.Taylor)与妻子怀娣(Roberta White)以及周其勋、高植等分别讲授“新闻英语”、“英文写作与英文”。其他课程还有“文学与写作”、“广告学”、“会计学”等。[89]
此外，还有诸如陶希圣、董显光、曾虚白、潘公展、刘光炎、王平陵、萧同兹、许孝炎、陈博生、王芃生等[90]，以及储安平、戈宝权、彭乐善、甘乃光、谢然之等“富有写作、编辑、采访经验的名记者、国际问题专家和其他专家学者”和新闻事业管理者也被请来“讲授专业课或做专题报告和学术演讲”[91]，使得专业理论与业务得以在新闻教育中相互印证和补充。
我们在这里不厌其烦地列举了政校新闻学系的诸多课程和授课教师，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1934—1937年这个研究的时间范围，是因为尽管政校新闻教育还处于的起步阶段，但是马星野已经能够有意识地以专业的眼光搭建系统的优良的教师队伍。然而，马星野在师资选择范围上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标准，即与国民党不在同一政治“道路”上的师资是被排除在外的。“老师们要以身作则，以人格感化，确定三民主义新闻工作者之志向。”[92]因此，政校所具有的国民党党校性质使马星野在延揽师资时，一方面有了召集体制内外政、业、学三界名人的便利，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限制了他选择教师的方向和范围。他选择的标准只能是在一个政治方向上的“不拘一格”和“兼容并包”；而对另外的政治方向上的教师，他不能也不会去做选择。这是政校和国民党体制内新闻教育必然的要求和选择。
(3)科学设置课程与贯彻“做中学”的方针。马星野认为，一个好的新闻记者，不仅应具有专业的新闻学知识和娴熟的专门技巧，更应具有广博的学识和更全面的综合素养。同时，他认为:“新闻学需要许多其他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语文学科来陪衬，所以我对新闻系课程的分配比例是:社会科学占百分之五十，人文和语文学科占百分之二十五，新闻专业科目占百分之二十五。”“一般而论，新闻记者所需要的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要远比专业技术来得重要，所以当我主持政校新闻系时，特别注重社会科学的比重。”[93]正是基于对新闻学科本质和内涵的准确把握，马星野才能以专业的眼光为政校新闻学系建立了一个较为完整科学的课程体系。同时，对此观点，马星野在政校新闻教育实践中始终坚守，并努力地有步骤地加以实现。
同时，早在密苏里新闻学院学习期间，马星野就深受沃尔特·威廉姆斯(Walter Williams)“做中学”教育思想的影响，强调通过实践学习技能，以掌握知识，构建理论体系。在政校新闻学系期间，马星野认为，“新闻是离不开实际的”，他确实也在不遗余力地推动这个理念的实现。
在当时没有足够经济能力的情况下，政校新闻学系虽然不能像密苏里新闻学院那样办一张《密苏里人报》，但还是办了一份杂志，给学生们实习，培养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这份杂志就是著名的《中外月刊》(Sino-Foreign Monthly)。该刊物的刊名由新闻系第一届学生钱震提出，在形式和内容上模仿了美国风行的杂志《现代史料》和《时代周刊》(Times)的风格。政校每月拨款300元，其余的采访、写稿、编辑、校对、印刷、发行、会计等方面完全由新闻系同学自行打理。这份杂志是政校新闻学系学生的实习刊物，“在中国新闻史上，这也是第一本纯新闻性的杂志”[94]。而一经发行，最高销量达到3000份，成绩可观。[95]抗战爆发，政校西迁，《中外月刊》不得已停刊，但是政校新闻学系重视培养动手能力的传统没有变，在湘西芷江复课后，马星野同他的学生们又创办了《芷江日报》、《南泉新闻》、《新闻学季刊》等作为学生的实习阵地，并使之发扬光大。
此外，马星野还非常重视教育实习活动。1937年3月，政校新闻学系第一届同学的学习课程全部结束，并举行毕业考试；4月，马星野即亲自带领全体学生去上海实习。在上海，马星野首先在八仙桥青年会举行记者会，隆重介绍政校首批新闻系毕业生。随后又参访复旦大学新闻系、沪江大学新闻系和《中华日报》。而具体的实习工作则是在上海两家著名的报纸:《申报》、《新闻报》进行的，为期一个月；回到南京后，这批学生又到国民党中宣部实习。从这个安排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在长达两个月的实习中，学生们既有与新闻教育单位的交流，也有深入新闻工作一线的经历；既了解了民间报业组织的运行状况，也熟悉了管理部门的工作内容。这种实习，对于学生初步了解专业的新闻工作实际，迅速适应从校园到社会的转变，尽快进入新闻工作者角色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马星野在政校新闻学系建立之初，即以新闻学系师生为基本会员，创办了政校新闻学会，并以此会进行对外交流，使之成为政校最活跃的社团之一，使学生初步具有了新闻学术的组织意识。
这一时期，通过创办《中外月刊》、建立政校新闻学会以及安排充实而有效的实习活动等，马星野将“即教、即学、即做”的“三合一”学习法理念融入专业教育中，着力探索着民国新闻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专业教育模式，培养了学生研究新闻学的兴趣和实际从事新闻工作的经验和能力。
对于这种专业新闻教育所应达成的目标，马星野认为:要做一个现代中国新闻记者，必须具备多方面的条件:(1)学识、技能、敏锐的新闻感和辨别是非的能力。唯其如此，方能判断新闻的价值，以及读者对国家社会的重大影响；(2)良好的语文基础。英文是必需的，能再擅长西班牙和法国等语文更好。很好的国语文，更是最基本的条件。(3)新闻事业的专门技巧，包括编辑、采访、速记、打字、撰写社论等。[96]
4.结语
现代专业的新闻教育源于西方，而中国近代的新闻教育所具有的移植性是自模仿西方开始。加布里埃尔·塔尔德(Gabriel Tarde)认为:“发明经过静悄悄的模仿而得到传播之后，我们还是可以称之为社会进化——这就是社会的基本事实。”“模仿在人身上的表现是从内心走向外表的”，“每一个模仿行为都在创造条件，使新的模仿行为成为可能，使之越来越自由与合理，同时又使之具有更加精确的性质”。[97]
作为最早赴密苏里大学学习新闻的公派留学生，马星野无疑受到了密苏里的深刻影响，并对密苏里的新闻教育理念、教育方式、教育内容乃至新闻价值观产生认同。因此，我们可以在政校新闻学系早期的教育教学理念和实践中比较清晰地看到一种“模仿”的痕迹。然而，处于初试阶段的马星野，做得更多的还是“模仿”，其自有的专业主义新闻教育理念的架构尚未系统搭建，其自身的新闻道德规范理念尚未完全厘清和成熟。但这种“模仿”却是他个人、政校新闻学系、民国新闻教育乃至民国新闻事业专业化进程中不可绕过的必经之路。
这个“模仿”并不是中国新闻事业专业化进程的终点，而只是个发端。在以后的政校新闻学系教育实践中，马星野仍然在不断思考着专业化的新闻教育在更高层面上的问题，并通过撰写新闻学系“系歌”歌词、拟定“中国新闻记者信条”、提出“三民主义的新闻事业建设”理念和“新闻自由论”等，更多地将其对于密苏里所提倡的新闻道德与专业精神的理解与中国时代及现实社会的实际需求相融合，在模仿中走向创造，并循着这一脉络走向成熟，并最终形成了其作为国民党体制内新闻人的以“三民主义”为新闻的政治导向，以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思想为实用方法，以中国传统儒家精神追求为价值核心的“马氏风格”特征。对于这一内容，笔者将作另文加以详细探讨。
(撰稿人 王继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