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11 程世寿与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传播教育
程世寿，1940年出生。1960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大学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20年，先后担任《襄樊日报》副总编、《中国长江开发报》总编辑。1985年调入华中工学院(1988年更名为华中理工大学、2000年合并四校，成立华中科技大学)任教，先后担任新闻系主任、文学院副院长、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党总支书记。兼任教育部新闻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湖北省写作学会副会长。
1984年，人已中年的程世寿放弃《襄樊日报》副总编辑职位，举家搬至武汉。从资深记者、业界大牛转身成为一名普通的大学教师，来到才成立也不过一年时间的华中工学院新闻系，这样的决定需要勇气。
1.道义高于一切:来与坚守都只为承诺
如此冒险的行动在旁人看来似乎有些不合常理，本已处在事业上升期，有着触手可及的光明前途。程世寿却决定走上讲坛从零开始，只源于朋友的盛情邀请:“我和时任新闻系系主任的汪新源是老朋友，由他牵头建立的新闻系刚刚起步，需要组建一批优秀的师资队伍。”按当时的计划安排，需要调集“既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同时又要有丰富的新闻实践经验”人才。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有着20年新闻实务工作经验的程世寿成为汪新源先生心目中的绝佳人选。
“来到华工新闻系开始新工作我也没有犹豫，来了就好好干!”程世寿出于对朋友的信任和感谢，开始了一干就是半辈子的“教书匠”生涯。从记者到教师的身份转变，程世寿坦言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我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基本的教学法在本科期间有所涉猎，走上讲坛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困难。”
“刚成立的新闻系办得很红火，我们是在理工大学第一个开设新闻学专业的高校，同时得到了时任华中工学院院长朱九思先生等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在经费方面也给了很多帮助，另外我们还拥有一张有刊号的报纸《改革信息报》，这在当时的学界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改革信息报》作为除了讲台之外的第二个教学阵地，让学生和年轻教师参与到报纸的采写和编辑工作中，发行量有6万多份，覆盖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在全国有相当大的影响。
与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传统新闻强校偏向理论研究和教学不同，华中理工大学新闻系更注重新闻实务能力的培养。得益于业界精英作为指导教师以及学生办报等实践经历丰富，当时的新闻系毕业生成为全国多家媒体招聘新闻人才争先恐后争夺的“香饽饽”。据程世寿的夫人吴老师回忆:“有一次我代表中文系在东湖宾馆开会，另一个会场有新华社的同志，得知我是华工的老师后就问我认不认识新闻系的老师，他们很想要两个华中理工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过去工作，苦于一直要不到我们的学生。”
在当时的新闻业界，华中理工大学新闻系学生以“业务能力强，上手快”著称。“我们84级的学生在毕业后很多都去了江门，江门新闻界的掌舵手几乎都是华工出身，形成了有名的‘华工帮’。”
然而，历史的演进并不是一帆风顺，在经历了红火的办学初期之后，1986年成为了华中理工大学新闻系的转折点。程世寿回忆:“虽然我们的亮点很多，但对办学规律不熟悉，没有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符合文科发展规律和现代文科发展趋势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机制。”学校领导班子的更替也给新闻系的发展带来了些许不便:“朱九思老校长以前是新闻人，新闻系也由他一手操劳创办起来，新闻系前期的快速发展离不开老先生的大力支持。新领导班子放松了对文科院系的重视程度，包括在经费等方面的物质支持。1985年，我们引以为豪的《改革信息报》也由于经费不足而停刊。”
谈起《改革信息报》的停刊，如今的程世寿还唏嘘不已。出身业界的程世寿思想更为解放，曾提议《改革信息报》学习市场化报刊，引进广告以筹措经费。但由于各种原因建议未被采纳:“获得一个刊号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无论是经济价值还是教学价值、精神意义都是不可估量的，停刊就意味着我们的刊号也就浪费掉了。”
不仅如此，受1989年“六四”风波的影响，社会大环境对兴办新闻系形成了不利的形势。1989年全国新闻专业停止招生一年，华中理工大学新闻系也没有例外，1990年恢复招生后，全系只有4个班，100余人。生源减少，也影响了教师队伍的积极性。
加上20世纪80年代初，新闻界尚没有评职称，工作了十几二十年的老记者、老编辑没有职称就进入了高校，又没有教龄、足够的教学工作量和成果等条件去参加学校的职称评定。很多老教师职称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这也成为程世寿工作生涯里最遗憾的一件事:“很多老师其实早该得到教授职称的，我们也做了一些努力，但最后的结果还是不尽如人意。包括第一任系主任汪新源先生到退休前也只是副教授职称，后来我们开会决定授予他名誉教授称号，对外也是讲汪老师是教授。”
1992年，程世寿担任新闻系系主任，正式接手新闻系的各方面工作。而此时，正是华工新闻系发展的寒冬期。青年教师流失，只留下最初的一批老教师“镇守”教学阵地，全系学生只有100人左右，账面只有5000元，程世寿就这样接下了“烂摊子”。
在面对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和压力之时，程世寿也没有想过离开。“汪新源退休时曾交代我要管好新闻系，我答应了他，就必须做到!”也不是没有橄榄枝抛向过他，早在1985年，暨南大学就向程世寿发出邀请，但被他拒绝。“我们那一代人都很讲道义和信用的，没有理由我要放弃。与我一同留下来的各位老同志他们也都各自有别的出路，大家都没有犹豫没有放弃，我更不能走!”
2.大刀阔斧搞建设:胆识与风险的较量
为了对朋友的一句承诺，程世寿开始着手建设新闻系，试图扭转颓势。第一件事就是整合资源，与学校领导恳谈，争取学校的支持。1993年，程世寿组织新闻系老师与校领导座谈，商谈“到底办不办新闻系、怎么办新闻系”的问题。“我把新闻系的现状详细地向校领导汇报，并强调最初创办新闻系也是校领导的意思，要创办‘文理交叉见长’的新闻人才，现在必须得到学校的支持，我们才能改变现状。”
一方面寻求学校的帮助，另一方面也要整合人心、稳住教师队伍。1993年年终，程世寿打算为新闻系教师每人发放500元奖金，无奈系里账上已无力承担这笔开支。“当时我还兼任《中国长江开放报》的总编辑，系里没有钱，我就从报社带了一笔钱过来，最后把教师们的这笔年终奖都发了。”
“不管形势有多严峻、条件有多艰难，教学是主业一定不能松懈。”程世寿坚持狠抓教学工作，推进“文理交叉、应用为主”的特色教育。1993年新闻系在调研国内报社使用激光照排的基础上，派出年轻教师到北大方正公司学习计算机技术和报纸激光照排技术，返校后开设“计算机文字处理与文稿编排”课，成为我国新闻教育界第一个实现用计算机“画版”的新闻系。1993年，建立广播录音编辑实验室、电视演播室，并向学校提出设立广播电视专业的申请，1996年正式成立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于1997年正式开始招生。
新闻系没有硕士点也是老华工新闻人的一块心病。早在新闻系成立之初，领导班子就致力于推进新闻系获得硕士授予权，无奈一直没有进展。1994年，经湖北省学位办批准，新闻系有了研究生正式招生权，但只能挂靠在社会学系的硕士点上。1994年招收第一届在职研究生时，程世寿大胆与社会学系协商分取学费收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新闻系的财政困难问题。直至1996年，华中理工大学新闻系终于获得了新闻学硕士学位授予权。
军心稳住了，教学质量也稳步提升，程世寿又开始思考怎么把新闻系的招牌推向全国。1995年，程世寿应邀出席在香港大学召开的“世界传媒与经济发展学术研讨会”，并在会上作学术发言。这次会议改变了该校新闻系埋头办学的旧态，打开了对外交流的渠道。
加强对外沟通交流与学习，举办华文报刊国际学术言谈会是一次里程碑式的实践。1994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校长率全校的学院院长访问华中理工大学，程世寿负责陪同该校传播学院院长郭振羽的参观交流事宜。“我和郭教授一见如故，都是1940年生人，都属虎，我们达成了口头协议要召开一次学术会议，实行学者互访，戏言要‘二虎闹长江’。”双方经商讨后确定会议主题为“世界华文报刊与中华文化传播”，并提出请中国新闻史学会加盟，以示号召力。恰逢三峡工程即将动工修建，大会决定以游船的方式开会。“当时预算需要80万左右，而学校却不承担亏损的风险。我们只能以会养会，通过收取会务费填补开支，我也去找单位和企业拉赞助寻求支援。”
现在回忆起来，程世寿仍觉得当初的决定非常冒险。“会议举办得非常成功，当初的一切努力和风险都是值得的。”会议共吸引了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美国、法国、德国等9个国家的44位境外代表出席了会议，中国人民大学甘惜分、复旦大学宁树藩等学术大家到会，合计98位新闻传播学者和报人出席了大会。程世寿说道:“这次会议打出了华工新闻系的品牌，我们开始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也给了我们自己信心，我们开始慢慢度过低谷期，重振旗鼓。”
新闻系的发展有了起色，程世寿又开始考虑将新闻系独立于文学院成立新闻学院的相关事宜。“我们有了一些成绩，学科的发展也要求我们成立学院。”1997年，程世寿组织了几位老师开了一次闭门会议，策划新闻系独立之事。
在成立新闻学院前征求了时任文学院院长的同意，并得到了时任校长周济的支持。为了发展新闻与信息传播学科，校领导研究决定把新闻系扩大成学院。据程世寿回忆:“周济校长亲自确定学院的名字要加上‘信息’两字，这是基于信息社会这个学科的发展空间而定的。”
1998年4月28日，华中理工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正式成立，新闻人数十年的努力和奔走终于有了成果。系变成了学院，按惯例系主任理应担任院长一职，而程世寿却再一次做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决定:“当时的我已经58岁了，还有两年即将退休。吴廷俊有想法有能力，学术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他比我更适合当院长。”
在与吴廷俊商讨办学思路等意见后，程世寿决定让贤，让吴廷俊担任院长一职，自己担任学院党总支书记。“我要为吴廷俊保驾护航，各位教职工有什么意见都跟我讲，我来协调处理，让吴廷俊专心办学。”
3.拼命三郎:不折不扣的工作狂人
据程世寿夫人吴老师回忆，当年程世寿还在《襄樊日报》做副总编辑时，除了要负责日常报纸的采编工作之外，报纸的印刷等事务性工作也需要由他管理。“他有高度近视，做事情总是风风火火的，晚上骑车去印刷厂看不清路，又骑太快，狠狠地摔了一跤，没上医院也没跟家里说，赶紧去了印刷厂处理完事情回来我们才发现他摔伤了。”
这样拼命三郎的工作作风也被程世寿带到了华工新闻系的工作中来。“每天回家打电话都是公事，家里的事情他从来不管，我也不想要他操心、分心，我不喜欢他做家务事。”夫人吴老师为了让程世寿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包揽了家中大小事务，几十年如一日，却从无怨言。
1992年担任新闻系系主任，1998年担任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党总支书记，直至2001年退休，行政事务缠身，甚至每天需要坐8个小时行政班的程世寿依然坚持站在教学一线，为学生讲授课程。1993年，程世寿晋升教授，作为新闻系第一位获得教授职称的教师，程世寿丝毫不放松对学术的追求。把所有时间都奉献给教学和工作，没有时间看书写作，那就缩减休息时间学习。“他每天凌晨三四点就起来看书写书，到七点去‘过早’，[102]八点准时坐在办公室。”吴老师“解密”了程世寿的作息规律。
如此压缩休息时间、追求学术高峰的程世寿出版了《新闻写作评论教程》、《企业形象的塑造与传播》、《新闻社会学概论》等多本著作，发表了《中国农村读者特点初探》、《论深度报道》、《论新闻宣传中的逆反效应》等学术论文，并拿到新闻系第一个省级课题“农民报研究”。
如今退休已多时的程世寿笑言人老了，不怎么了解学界业界动向:“我就是偶尔听电视新闻里在播这方面的消息，并没有太关注。”但他却对传统媒体衰落、新媒体崛起，阿里巴巴收购《南华早报》，大数据与新闻报道等实时热点信手拈来。
“现在每天的生活都特别清闲，八点准时起床，‘过早’，买菜，去老协下棋，下午再去下会儿棋，很悠闲。”程世寿的晚年生活终于“闲”了下来。“明年我就76岁了，身体很健康，很满足。”和年轻时一样，夫人吴老师还是包办了家里的所有家务，二人搀扶着享受老年时光。
(撰稿人 陈亭竹)
【注释】
[1]李建新:《中国新闻教育史论》，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104页。
[2]陈望道:《新闻馆与新闻教育问题》，见《陈望道全集》第五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55页。
[3]邓明以:《陈望道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6、276～277页。
[4]邓明以:《陈望道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3页。
[5]邓明以:《陈望道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4～286页。
[6]陈望道:《努力学习，争取在德、智、体、美各方面都能有新的成就》，见《陈望道全集》第五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39页。
[7]邓明以:《陈望道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4页。
[8]秋阳:《谢六逸评传》，贵州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40页。
[9]秋阳:《谢六逸评传》，贵州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41页。
[10]秋阳:《谢六逸评传》，贵州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47页。
[11]陈江、陈庚初编:《谢六逸文集》，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11页。
[12]陈江、陈庚初编:《谢六逸文集》，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11页。
[13]陈江、陈庚初编:《谢六逸文集》，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11页。
[14]秋阳:《谢六逸与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创办》，载《新闻大学》1997年第3期。
[15]秋阳:《谢六逸与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创办》，载《新闻大学》1997年第3期。
[16]胡正强:《试论谢六逸的新闻教育实践与理论贡献》，载《煤炭高等教育》2003年第2期。
[17]陈江、陈庚初编:《谢六逸文集》，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74页。
[18]陈江、陈庚初编:《谢六逸文集》，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86、287页。
[19]胡正强:《试论谢六逸的新闻教育实践与理论贡献》，载《煤炭高等教育》2003年第2期。
[20]陈江、陈庚初编:《谢六逸文集》，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98页。
[21]王建辉:《编辑风格精悍的胖子谢六逸》，载《出版广角》1999年第11期。
[22]陈江、陈庚初编:《谢六逸文集》，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05页。
[23]秋阳:《谢六逸评传》，贵州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40页。
[24]陈江:《谢六逸编辑生涯述评》，载《编辑之友》1988年第5期。
[25]转引自陈江:《谢六逸编辑生涯述评》，载《编辑之友》1988年第5期。
[26]转引自李雄燕:《谢六逸的“报章文学”思想》，载《新闻爱好者》2010年第10期。
[27]转引自胡正强:《谢六逸新闻思想论略》，载《华东船舶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28]陈江、陈庚初编:《谢六逸文集》，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09页。
[29]转引自陈江:《谢六逸编辑生涯述评》，载《编辑之友》1988年第5期。
[30]陈江、陈庚初编:《谢六逸文集》，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11页。
[31]转引自李雄燕:《谢六逸的媒介素养思想》，载《新闻爱好者》2010年第8期。
[32]转引自胡正强:《谢六逸的报刊编辑思想》，载《编辑之友》2003年第3期。
[33]转引自李雄燕:《谢六逸的媒介素养思想》，载《新闻爱好者》2010年第8期。
[34]转引自胡正强:《谢六逸新闻思想论略》，载《华东船舶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35]转引自胡正强:《谢六逸新闻思想论略》，载《华东船舶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36]转引自李雄燕:《谢六逸的媒介素养思想》，载《新闻爱好者》2010年第8期。
[37]胡正强:《谢六逸不应被遗忘的新闻批评家》，载《新闻知识》2004年第4期。
[38]陈江、陈庚初编:《谢六逸文集》，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20～126页。
[39]陈江、陈庚初编:《谢六逸文集》，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30页。
[40]朱建华:《论谢六逸的报刊出版活动》，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
[41]王中:《新闻事业的发展规律和报纸的职能(1957年1月22日在解放日报社业务学习座谈会上的谈话)》，见《王中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42]王中:《新闻学原理大纲(前三章讲课提纲)》，见《王中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页。
[43]王中:《办报人要有读者观念(1956年8月4日在南京〈新华日报〉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见《王中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44]王中:《报纸和读者的关系(1956年8月10日在〈大众日报〉编辑部全体干部会议上的报告)》，见《王中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45]王中:《论新闻事业的阶级性》，见《王中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7页。
[46]王中:《新闻学的第二课题》，见《王中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7页。
[47]王中:《论传播工具》，见《王中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9页。
[48]王中:《论宣传》，见《王中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4页。
[49]王中:《论宣传》，见《王中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3页。
[50]甘惜分:《满怀凄恻祭王中》，载《新闻记者》1995年第2期。
[51]宁树藩:《音容宛在思念长存——纪念王中同志九十诞辰和逝世十周年》，载《新闻大学》2004年夏季刊。
[52]吴镕:《新记者的摇篮——一位苏南、华中新闻专科学校的回忆》，网址见www.rmzxb.com.cn，访问日期，2012-07-05。
[53]李建新:《中国新闻教育史论》，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78～180页。
[54]李建新:《中国新闻教育史论》，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203页。
[55]李建新:《中国新闻教育史论》，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258页。
[56]罗列:《十年来我国的新闻教育》，载《新闻战线》1959年第18期。
[57]罗列:《批判新闻教育中的资产阶级路线》，载《新闻战线》1958年第11期。
[58]罗列:《让学生打下坚实基础》，载《高教战线》1983年第8期。
[59]罗列:《让学生打下坚实基础》，载《高教战线》1983年第8期。
[60]佚名:《“把知识吃饱”——忆安岗主任的一些新闻教育思想》，http://yingyu.100xuexi.com/view/specdata/20100427/72539F1F-1D2C-4396-A07A-8EB04993B579.html，2010年4月27日发布。
[61]吕洋:《安岗新闻实践与新闻思想研究》，山西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
[62]李建新:《民国时期新闻教育思想的多元呈现》，载《学术交流》2016年第5期。
[63]李建新:《民国时期上海新闻教育的史论理析》，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3期。
[64]李建新:《民国时期上海新闻教育的史论理析》，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3期。
[65]顾执中:《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的诞生与成长》，载《新闻研究与传播》1981年第5期。
[66]李建新:《中国新闻教育史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83～84页。
[67]李建新:《中国新闻教育史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84页。
[68]李建新:《中国新闻教育史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85页。
[69]顾执中:《报人生涯》，南京:江苏古籍书版社1987年版。
[70]罗映纯、林如鹏:《公共交往与民国职业报人群体的形成》，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5期。
[71]黄旦:《五四前后新闻思想的再认识》，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72][澳]特里·纳里莫:《中国新闻业的职业化历程》，载《新闻与传播研究》1992年第3期。
[73]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
[74]李良荣等:《当代西方新闻媒体》第2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6页。
[75]马星野:《政大新闻教育的回顾与前瞻》，载《新闻与时代》，台北:云天出版社1970年版，第102页。
[76]姚鹏:《星沉:他是跨时代的领袖人物》，载《“中央”日报》，1991年3月16日。
[77]杨倩蓉:《马星野老师:新闻教育拓荒者》，载《提灯照路的人:政大新闻系75年典范人物》，台北:政治大学传播学院2010年，第1页。
[78]陈百龄:《新闻教育的传教士——马星野》，载《教育·爱:台湾教育人物志V》，台北:教育资料馆2011年，第98页。
[79]骆训诠:《马星野:一代新闻宗师》，载《薪传:政大传播学院落成纪念特刊》1990年刊，第47页。
[80]姚鹏:《星沉:他是跨时代的领袖人物》，载《“中央”日报》，1991年3月16日。
[81]楚崧秋:《执着于理想与现实之间》，见《马星野先生纪念集》，台北:“中央”日报出版部1992年印行，第55页。
[82]陈百龄:《新闻教育的传教士——马星野》，载《教育·爱:台湾教育人物志V》，台北:教育资料馆2011年印行，第103页。
[83]徐培汀:《中国早期的新闻教育》，载《新闻传播与研究》1981年第4期。
[84]李金铨:《民国知识人办报以图重回政治中心》，载《东方早报》，2013年8月7日。
[85]马星野:《自述(手稿，非出版物)》，见《马星野档案》，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馆藏号:099-01-01-01-001。
[86]彭河清:《新闻系和马老师:追忆新闻系创办情形》，载《新闻学人》，台北:台湾政治大学新闻学会1968年印行，第1页。
[87]曹圣芬:《开创时期的政大新闻系》，载《感恩怀旧录》，台北:“中央日报”社1981年印行，第139页。
[88]吴俊才:《无尽追思不尽怀念——永怀马老师星野先生》，见吉人编:《马星野先生纪念集》，台北:“中央日报”社出版部1992年印行，第19页。
[89]葛思恩:《记早期的政治大学新闻系》，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1989年第1期。
[90]林元辉:《一步一脚印:政大新闻教育六十年大事纪》，台北:政治大学新闻系1995年印行，第2～3页。
[91]袁尘影:《悼念星野师》，见吉人编:《马星野先生纪念集》，台北:“中央日报”社出版部1992年印行，第139页。
[92]马星野:《在中国文化学院新闻学会第三次新闻学术座谈会致辞》(手稿)，见《马星野档案》，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馆藏号:099-01-02-01-037。
[93]马星野:《我从事新闻教育的经过》，见《马星野档案》，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馆藏号:099-01-02-02-010。
[94]曹圣芬:《开创时期的政大新闻系》，见《感恩怀旧录》.台北:“中央日报社”1981年印行，第140页。
[95]马星野:《我从事新闻教育的经过》，见《马星野档案》，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馆藏号:099-01-02-02-010。
[96]马星野:《我从事新闻教育的经过》，见《马星野档案》，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馆藏号:099-01-02-02-010。
[97][美]特里·N.克拉克:《传播与社会影响》，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7、151页。
[98]依各位院长出生年月排序。
[99]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
[100]西北五报新闻学术讨论会是由甘肃日报社、陕西日报社、青海日报社、新疆日报社、宁夏日报社共同发起的学术讨论会，于1980年5月5日至12日在兰州举行。应邀参加的有四川、辽宁、吉林、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广东、湖南九省省报和其他五家报纸的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吉林、陕西等省四个新闻研究单位的同志，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广播学院、复旦大学、暨南大学等6个新闻教学单位以及内蒙古、宁夏和甘肃三省(区)广播事业管理局的同志，共40个单位、83人。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及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省(区)委宣传部的同志出席了讨论会(《西北五报举行新闻学术讨论会》，载《新闻战线》1980年第6期)。
[101]《新闻理论与实践》，1979年由甘肃省新闻研究所创办，属内部综合性学术刊物，半月刊，全国发行。1983年改由甘肃省记协、新闻学会、省新闻研究所合办。1995年终刊。
[102]武汉人称吃早饭为“过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