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5 曹璐与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教育
曹璐，1937年出生，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59年任教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历任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主任、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获中国传媒大学“有突出贡献专家学者”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
1.从北京大学到北京广播学院:新闻教育事业的起步阶段
“我是1952年来到北京上高中的，当时叫女二中(北京市第二女子中学)，现在叫东直门中学。我高中的时候为初中生做了两年半的少先队辅导员，后面还被评为北京市优秀辅导员。因为这段经历，高中毕业的时候，我们的团委书记建议我报考学前教育专业，所以我原本第一志愿填的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第二志愿才填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后来班主任说我这样填不行，得把两个调过来。就这样，我被北大中文系录取了。我们班当年考上清华北大的同学，有十多位。”曹璐回忆说，“我们那时候的年轻人，都是受理想主义教育长大的，从刘胡兰到卓娅舒拉，对革命英雄主义充满了美好的向往和崇拜。我高中的班级还是以英雄来命名的保尔班，每天早晨，我们都要念保尔的那段誓言: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虽然还没有经历到‘文革’，但是已经很有仪式感了，我们就是这样一代人”。
1955年，曹璐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回忆起北大的求学经历，她说道:“在北大的三年还是很塑造我的，我喜欢那里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进校后不久我们就要分文学、语言和新闻的专业方向，我觉得新闻专业可能对政治素养要求比较高，所以就报了自己喜欢的文学，但后来还是分到了新闻。那时候我们都是服从分配，很简单。按照北京大学新闻专业的课程安排，前两年新闻专业与语言文学专业合上，所以我当时有幸聆听了一批大师级学者的课程，包括高明凯、王力先生的语言学；游国恩、吴组缃、王瑶、林庚先生的文学史课；林涛先生的现代汉语课等。我现在还记得老先生们上课时的情景:黑板上墨宝般的板书强劲挥洒，每位先生独具个性的话语表达和手势动作，课堂形成一种特有的气场。有些先生的方言较重，大家格外认真听课记笔记，努力追赶着课堂的速度和节奏，从中感到老先生们的深厚学养给莘莘学子带来的启迪和力量。北大新闻专业的课程也颇具特色。方汉奇先生的报刊史，几张卡片就把新闻史中的人物、事件、背景、意义讲得深入浅出，通透精辟；甘惜分先生的新闻理论，尤其是对报纸党性的讲解颇具棱角；蒋荫恩先生的报纸编辑，引用《人民日报》的版面、标题、评论做案例分析，还介绍英国《泰晤士报》、《卫报》的版面标题、排版方式等。这些都对我——这个缺乏社会实践，未能突破高中生式学习的人来说，是一种全新的启发，从中也体现了50年代新闻教育开放、包容和专业化的学理特色。这些不仅是专业课程的学习，也是一种专业精神的启蒙。”
1958年8月，被誉为中国新闻学和新闻教育摇篮的北京大学新闻专业被合并至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正值大学四年级的曹璐也随着院系的调整，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员。1959年7月，曹璐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和十多位人大新闻系毕业生一起分配至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任教，从此开始了她终生学广播、教广播的教师职业生涯。
曹璐回忆说，“建校初期的北京广播学院校址在北京复兴门外木樨地附近，一座五层灰色的办公楼，和北大、人大相比，显得有点简陋。教室、办公室、宿舍、食堂、图书馆、实验室都在这幢灰楼中，好处是相对紧凑、灵活。虽然是百废待兴，但是广播学院从开办之日起就体现了鲜明的系统办学优势和广电学科特色。分到广播学院，我觉得还是挺幸运的”。
曹璐介绍道，“在我的印象中，广播学院的办学特色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其一，学院决策层具有丰富的广播实践和管理经验，不仅是系统办学也是内行办学。第一任院长周新武是解放前的老大学生、中共地下党员，参加过‘一二·九’抗日学生运动，还做过多年的部队和地方宣传教育领导工作。解放后，他是第一任华东电台台长、上海电台台长。副院长兼新闻系系主任左荧也是一位老广播，是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对国民党军广播的主管。解放后，他担任了广播事业局地方广播部主任、国际联络部主任，60年代他主持广播系统的录音报道研讨会，发表了《谈录音报道》(见《广播业务》，1957年第9期)一文，其中对录音报道的界定、音响要素、真实性原则等进行了规律性的梳理。这些论述至今仍是广播听觉文本规律研究的奠基性论述，也对我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其二，学院非常重视专业教学基础建设和师资队伍培养。新闻系建系初期就组建了新闻理论、新闻史、新闻编采业务等教研室，教研室骨干大多是来自广播一线的老广播。当时，被错划右派的一批专业人才也调进了广院，承担了重要的教学任务，在新闻系初建时期他们成为智库型教学资源。比如原广播事业局副局长温济泽，他曾经在自述中提及‘在这几年中，我又向系里建议开设两门新的课程，一门叫做‘政策讲座’，聘请了党政机关有关负责人如吴晗等人来校讲课。还有一门叫做‘社会知识’，组织同学们到工厂、农村参观，到新闻单位实习，使教学密切联系实际’。”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曹璐正好担任了温济泽所承担的“政策讲座”与“社会知识”两门课程的助教，温济泽的呕心沥血与言传身教给了曹璐留下了一生难忘的影响、也因为这段经历，曹璐将温济泽称为“永远的老师”。曹璐继续说道，“‘政策讲座’和‘社会知识’两门课程为学生提供了开放的课堂，调动了同学们专业学习的积极性、创造性。很多年后一位校友还回忆说:‘母校和老师给我们安排的课程尽心而实际，尤其令我难忘的是‘政策讲座’和‘社会知识’课，当时真的没有想到，许多内容和感悟使我们受益如此久远，乃至终身。’此外，温济泽老师还先后为新闻系59级、60级、64级、65级同学主讲新闻写作和广播业务课，校友这样评价他的讲课:‘温老师讲课能从一点生发出去，纵横驰骋之后又回到原点，让你领略知识和思考的力量。’这位同学将温济泽老师称为‘点燃生命之火的人’”。
“其三，新闻系开办之初重视青年教师的培养，放手给青年教师挑担子，以老带新的方式参加课堂教学和教材基础建设。总的说来，广院的初创期还是做了很多基础性工作的，比如新闻系抽调地方台的‘笔杆子’共同编写广播理论、广播史、广播业务的教学大纲，并投入大量精力编辑出版了我党从延安至60年代初有关新闻广播的政策文献和代表性文论。编辑出版了《新闻广播论集》(上下集)，编辑了延安时期至60年代初的代表性广播作品选——《广播稿选》等。今天，这些教材、教案已经变旧发黄，而老院长周新武、老主任左荧以及被学生称为‘点燃生命之火’的温济泽老师都已作古驾鹤西去。但是他们传承下来的爱学校、爱专业、爱学生的敬业精神，在50多年后的今天显得更为珍贵。”说到此，曹璐非常欣慰。
2.从“文革”到改革开放——在时代变革中推动教学科研
“分到广播学院，一个是做广播，一个是做老师，让我慢慢对人生、事业和终生选择有了一些感悟，这一点我很感谢广播学院。从1959年到现在的这55年里，我从事的正是我所喜欢的，这就是人生的难得。”曹璐聊起了时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的梅益。“现在想起来，真是挺佩服那时候广电局的领导梅益。1958年大跃进之后，自然灾害、粮食短缺都显出了端倪，国家已经开始出现了经济困难，可就是在那个时候他们居然看到了广播电视发展的前景，这确实是很有远见的。广播学院原来只是一个培养技术干部的培训班，后来变成专科学校，再后来升格为一个局属的大学，我想这一批广电局的领导们对广播事业的发展、广播电视队伍的培养，是高瞻远瞩的。同时，因为是广播局办学，所以广播学院的系统优势很明显，很重视对政治、政策、国情的了解，重视对社会的认知，这也是国家对广播电视新闻人才培养的定位，体现了它的办学思想。”曹璐谈道，“总的说来，广院的初创期还是做了很多基础性工作的，比如我们整理了从延安时期到60年代中央关于广播电视的所有文件，出了厚厚两本有关广播电视的文集，还有延安台和大跃进时期的稿选，我们还邀请了地方台一些部主任和笔杆子过来一起编写广播史、广播理论、广播业务的教材，尽管当时都还只是些油印的提纲型材料。另外，经过我们建校初期这几年的培养，也为全国输送了大批广播电视优秀人才，他们在后来的工作岗位上都成长得非常好。所以说，广播学院在广播电视的研究和教育方面确实起步比较早，为新中国的广播电视教育事业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
然而，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初建不久的北京广播学院就在时局的动荡中行进得愈发坎坷。1966年，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到广播学院公开支持造反派并宣布成立“临时文化革命委员会”，广播学院由此陷入全面内乱，大批老干部、老教师遭到残酷迫害，部分学生陆续到全国各地进行“大串联”活动。1970年，中央广播事业局军管小组向中央报送《请求停办广播学院的报告》，全体教职工下放参加劳动锻炼，至此，广播学院一度停办。
“时代变革影响世界，影响社会，影响到每一个人。作为社会晴雨表的新闻业和新闻教育的发展，受到时代动因的影响更为鲜明。文革后期，广院重办。工宣队紧急召回下放教师，紧急上马招收了74级工农兵学员入学，第二年又招收了75级工农兵学员入学。广院新闻系虽有1959年建系以来的教学基础和师资储备，但基于大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两届学员在新闻教育的理论框架和新闻规律等方面的学习存在着诸多误读。所幸这两届学员毕业前后赶上了‘四人帮’倒台，经过拨乱反正的学习、培训，使他们在理论和实务层面有了新的提高。1979年正值新闻学硕士点恢复招生，不少同学考取了新闻学硕士研究生，这才进入了人生专业与事业的新平台”。
她说:“当时全国基本上都是这样，很多大学都解散了。我先是在河北中部的望都县劳动了半年多，然后就转到了中央广播事业局在河南周口市中部的淮阳‘五七’干校，前后待了一两年。受1971年林彪‘九·一三’事件的影响，我和其他干校劳动的老师们才陆陆续续地回到了北京。回来之后，我就被分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广播部，从1972年到1974年，在那里又干了两年才回到广院。经历了十年浩劫，新闻教育又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曹璐对北京广播学院新闻专业的重建如数家珍:“1977年教育部恢复高考制度，1978年年初，广院新闻专业迎来了77级编采专业39名同学入学，此后的37年，新闻系坚持每年正常招生，并且学生人数和专业都有所拓展，这也象征着广院的新闻学教育进入了良性发展时期。1988年，新闻系筹办广告专业，1989年广告专业招生成为继厦门大学之后大陆第二家广告学专业。1994年，广告专业升格为广告学系，之后又晋升为广告学院。”
不仅如此，从1979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的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从当年的新闻史、新闻理论、广播电视新闻、新闻业务等研究方向拓展至如今的传播学、新闻心理学、报刊研究、媒体调查统计、网络与新媒体等多种研究方向。1998年，教育部批准广院设立新闻学博士点，并先后招收了新闻理论、广播电视史、广播新闻、报纸新闻、新媒体、调查统计等方向的博士生，同时还建立了新闻学博士后流动站。至此，广院新闻系实现了多层次、多专业的办学模式，而广院自改革开放以后的巨变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新闻教育的整体发展。正式在这样的背景下，曹璐的教学与科研生涯也悄然发生着转变。1959年曹璐担任助教的时候，广播还是一家独大的强势媒体，早报摘、晚联播，几乎是全国人民的必修课。而到80年代，面对电视媒介的冲击，曹璐开始通过珠江模式、广播频率专业化、分众化、本土化、格式化、广播听觉文本和节目精品化、品牌化等话题给学生讲授如何振兴广播。进入21世纪，曹璐和学生探讨的话题又进入广播媒介如何在新媒体时代重塑广播的理念和传播流程重构的领域，以及如何从全球化视角、国情化背景、新媒体技术生态、受众定位变革等多元视角把握新媒体时代重塑广播的规律性认知和前瞻性战略发展。曹璐说，“过去强调课堂给学生一杯水，老师备课要准备一桶水。当今互联网时代学生获取知识渠道愈发多元，作为老师，特别是老教师就更要不断更新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学会和年轻学子平等互动、真诚交流，使课堂和教学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更新的‘长流水’”。
回溯改革开放以来新闻教育发展变革的时代动因，曹璐认为可归纳为以下方面:“新闻理论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媒介公共服务和以人为本。新闻传播理念从以教育者自居，灌输式、宣讲式转变以受众为本，真诚交流、平等互动。新闻业务从拔高、假大空转变为回归新闻规律、新闻文本规律、媒介文本规律、实事求是、讲实话、接地气。”而谈及当今的新闻教育，曹璐不无紧迫感:“移动互联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面对媒介市场化、泛娱乐化以及媒介体制的瓶颈等问题，新闻教育如何培养坚持媒介责任、公共服务、公平正义、以人为本的新一代高素质新闻人才，是迫在眉睫的新课题。”
3.从在任到退休:在教书育人中感悟幸福人生
曹璐于197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9年转正之后就被选为新闻系的支部书记和系主任。1996年，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正式升级为新闻传播学院，曹璐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新闻传播学院历史上的首任院长。这个时候的曹璐，已经是一位知天命之年的资深教师，并且被学生亲切地称为“妈妈老师”。她说，“50岁的时候，我就比较注意培养下一代了，所以我们新闻系后来出了一批学校的干部，像胡正荣、袁军、丁俊杰、黄升民，都是从我们这里抽走的。我做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的时候，把这批年轻人提起来了，1997年我就从行政岗位上卸任退休了”。从1959年大学毕业至今，她已在广院新闻系任教55年，她说，“感谢命运使我毕生和学生、课堂、广播结缘”。
出生在教师之家的曹璐，从小在校园环境中长大，因为母亲做了一辈子的小学教师、小学校长，因此她对课堂、学生、学校、教师有一种特殊的认同。一位哲人曾说:“爱一个人，就要为他的成才努力搭建梯子的‘横梁’。”曹璐对这句名言的理解是，“教师是世上最美好的职业，教师对学生来讲，责任大于天。教师的素质关系着每一位学生的成才质量，包括专业素养和健全人格，而每一位学生的命运改变关系着他的未来，他的家庭、他的亲人的命运。特别是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更应该得到尊重、理解和细心呵护。教师这一职业定位应该是心甘情愿、尽心尽力为学生成才搭建梯子横梁，尽心尽力是状态，心甘情愿是境界”。
作为“30后”教师的曹璐，在如何面对“50后”、“60后”乃至“80后”、“90后”年轻学子的问题上，她有着独到的体会，“和学生互动、向学生学习，发挥‘反哺文化’的力量，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偏得”。而这种感悟的收获，还得从30多年前她担任新闻系77级编采班班主任的经历说起。
“77级是恢复高考以后进入高校的第一代大学生，积压了十年的人才。在‘读书无用’论的时代，他们是较早觉醒，靠自身实力抓住机遇，靠自身能力改变命运的一代新人。他们如饥似渴接受着改革开放带来的新观念、新知识。面对高校管理多年形成的条条框框，难免发生碰撞和逆反。”对此，曹璐感触颇深，“接手77级班主任工作之初，感到同学中不信任的眼光。有位同学建议我去和同学们谈谈心，于是花名册上的39名同学，我一个不落地谈了一遍，有的甚至倾心交谈了几个小时，一轮谈话下来收获颇丰。原本花名册上陌生的姓名变得具体、真实、亲切了许多。我慢慢了解到，每个同学的背后都有故事，他们的大学四年关系着本人和家庭的命运。于是我开始理解同学们为什么如饥似渴地传阅着许多新书，除了三毛、王小波、弗洛伊德，还有中译本的传播学、方法论、社会学、心理学等方面的新书。于是我参加了他们买书、借书、评书的活动，从中感受到年轻学子开放的思维活力，逐步突破了自己多年形成的、比较封闭的学习和阅读渠道。从观念和思维方式上开始向同学们靠拢，代沟逐渐缩小。我想这其中不完全是个人行为，而是改革开放使年轻人具备了时代的活力、智慧和思考，如果说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理念有所变化和突破，其中的始发动因来自学生，从中我也逐渐学会了如何与当代大学生平等对话、交流沟通的经验，我常常怀着感激和感动回味这一切，逐渐体验到‘理解万岁’的丰富内涵”。
曹璐回忆说，“我也常常怀着欣慰和感动想起一代又一代新闻系的毕业生，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作出了贡献和成就，为母校、为新闻系争了光”。2013年9月，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迎来了50多位年过七旬的亲友团——新闻系59级的老校友们返回母校。“他们大多是‘30后’、‘40后’，上学时正值国家困难时期，进入中年又赶上‘文革’十年浩劫，幸好在人生事业巅峰时期迎来了改革开放年代。进入21世纪，他们大半已退休或退居二线，进入人生的夕阳时光。从1959年进校至今，半个多世纪，几乎是人生事业的最好光景。50多年的风云变幻使他们的人生充满了历练、挑战、机遇乃至磨难。应该说，每个人的故事都像一本书，每个人的成功和感悟都是母校教育质量的样本。尽管他们已不再年轻，但是多年来他们对母校和老师的思念，对同窗好友的牵挂日益强烈，所以在热心校友的精心组织和学校校友会的支持下，59级老校友实现了重返母校的大团圆。”曹璐感同身受:“真是‘少小离校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同窗相见不相识，借问对方你是谁’。一位老校友说‘50年后，重新遭到了回家的感觉’。”说到这里，曹璐无限感慨，“从中我更加感悟到:教育要实现的不仅是学生的知识的增长，更重要的是生命的成长。教育是基于生命的事业，是生命实现自我价值、社会价值获得生命质量和意义的过程”。
1997年，曹璐从行政岗位退休后，被学校延聘，并于1999年成为北京广播学院的第一批博导，直到2007年正式退休。曹璐已经79岁，仍然担任博士生导师并讲授硕士研究生的广播新闻研究课程，她先后培养了15名广播新闻研究方向的博士，目前仍有2名博士生在读。她坦言，“学生做论文的过程是师生共同学术爬坡的过程，纠结、辛苦并快乐着。我很享受和学生共同‘爬坡’的感觉”。
实际上，曹璐走上领导岗位历练成长的这20年，也恰恰是北京广播学院飞速发展的20年，她与同事们在中国新闻学和传播学大发展的背景下一路披荆斩棘，乘势而上，为学院抓住了最佳的发展时机，悄然间广播学院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驻足回首，从当年北京良乡小平房的广播技术人员训练班，到后来真武庙灰楼的北京广播专科学校；从古运河畔的北京广播学院再到新世纪声名赫赫的中国传媒大学；从学科单一、规模较小的行业性院校，到以信息传播为主要特色的综合性“211工程”大学，北京广播学院以有目共睹的卓越贡献，被誉为中国广播电视人才的摇篮。这既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也离不开每位参与者的心血浇铸。
然而，曹璐却对这些辉煌的过往几乎只字不提。“我比较喜欢在下面做一些事情，那些光环我也不需要”，她平静从容，仿佛那个轰轰烈烈的岁月与她只是擦肩而过。“我能做到的就是最基础的东西:关心好学生的心灵与价值观，在四年当中让学生能在精神上享受到平等、关爱和正能量”，曹璐的话淡然却隽永。
“现在的世界发展很快，移动互联网的科技发展让新闻界正在重新学习，但我觉得新闻界首先还是得把最基础的东西做好，尤其是对人才的培养，以及对学生专业素养和社会责任感的熏陶。新媒体毕竟是以技术为代表的，尽管它会改变很多，但是我觉得无论什么技术平台，最终的内容生产还是人、社会和生命。所以人性、人本这些最本质的东西，任何一种新媒体技术都不可能替代，最多只是更好的辅助，我们不能忽视这一点。就以广播为例，为什么美国的广播始终发展很好，就是因为它一方面在形式上求变，另一方面又没有脱离人文关怀的本质。像广播与少数族裔，广播与老人，广播与社区，广播与气象，广播与应急，广播与残疾人等，一直是密切联系、共谋发展的领域当广播已经被作为智慧城市的一部分通到千家万户，你就会感觉到它的重要与否并不在于它是不是最热门的一种媒介，而在于它的不可或缺。”曹璐感慨道:“所以说，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太好了，一定要珍惜。新闻学归根到底就是关注人、关注社会、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我们如果连最基础的东西都不懂得，就太不合适了。”
谈及退休后的生活，曹璐豁达乐观:“既然人一定要变老，就要努力积极、乐观、从容地变老。积极是一个人把自己的力量发挥至无怨无悔的人生状态。哈佛幸福心理学对幸福的最新解读就是:每天在学习和成长中的感觉。从这个角度讲，我正在享受和体验着这种幸福。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里程碑，我们‘30后’这一代人就是在红旗下长大的一代，经历了革命理想主义的教育，在国家高等教育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下发展成长。我觉得我这一生得到了很多人的关爱，包括我的学生、我的领导，还有我的老师们，每次提到他们，我都是怀着特别激动的心情。尽管我做不到像他们那样，但最起码我曾经感受过大师级的教授是什么样的。教育最好的时候我能够赶上，这就是让我终身受益的地方。”
(撰稿人 陈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