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新闻传播教育的灾难时期
1966—1976年，中国发生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史称“十年浩劫”。新闻传播教育像其他行业一样，并没有躲过这场“浩劫”，或者，由于沾了新闻这个意识形态明显的属性而遭受的劫难更为甚。
“文革”时期，新闻教育的教师饱受摧残，正常的教学生活被改变，教师的工作发生了严重的扭曲，在“文革”后期“恢复”的新闻教育，也发生了极度的变形与扭曲。
写“交代材料”是许多教师在“文革”中经常被要求做的事，许多时候，要一直写到“过关”为止。大部分教师有过被训斥、批斗、抄家等经历。
更让教师难以接受的是，除了《毛泽东选集》等少量书籍之外，教师无书可读，在“五七干校”主要也不是念书，而是接受劳动改造，老师要向“工农兵大学生学习”。广大教师在学术被“阉割”之后，政治上也遭受了严重的歧视。
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停顿和瘫痪之后，1970年，北京大学招收第一届工农兵学员，学员在分专业时又在中文系恢复了新闻专业。从1970年招第一批工农兵学员起，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又分别于1973年、1974年、1975年、1976年招工农兵学员。同时，还在1974年、1975年招了2届新闻专业的进修班，在1975年招了一届新闻专业的专题研究班。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蓝鸿文、秦珪、胡文龙、张昕等4位教师于1971年1月调到北大中文系办新闻专业。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在“文革”中被迫停办，新闻系教师全部下放到江西余江县进行劳动改造。在蓝鸿文等4人于1971年调到北京大学之后，其他教师也于1973年6月按建制分配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中国人民大学有老师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说:教师由江西回到北京大学，从整体上保持了这支队伍没有散，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资料也得以完好地保存下来，这不能不说是不幸之中的幸事。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从1970年至1976年共招了5届3年制的工农兵学员，毕业生304名。[8]
在此前后，复旦大学新闻系也开始招收3年制的工农兵大学生。除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于1970年后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外，还有以下几所院系在“文革”期间有过新闻传播教育。北京广播学院在“文革”期间停止招生，于1973年经国务院批准，恢复重办，并于1974年重新开始招生。江西大学新闻系1966年停办。1973年江西大学复办后，调回了原新闻系部分教师，在中文系设置新闻教研组，并于1974年起，开办1年制的新闻干部进修班，学员由各新闻单位推荐，结业后仍回原单位工作。其后共办4期，为江西省轮训了各级新闻干部约160人。其中第4期新闻干部进修班中，有一部分学员学习了电视摄影专业课程，结业后被推荐到江西电视台及其所属记者站工作，为江西电视事业作出了贡献。
广西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于1972年经教育部批准成立。从1972年至1976年，先后共招收了3个班级的学生。学制是:72级、73级为3年半；76级为2年半。
以上几所高校的新闻传播教育，基本包括了“文革”中新闻传播教育的全部。
“文革”中的新闻传播教育，是一段被扭曲的新闻传播教育，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印证:
(1)从培养目标看。
“教育革命”是从属于“文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革”的指导思想，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文革”的第一个正式文件——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通知指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在教育界则要“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该通知指出学校在“资产阶级统治下”是“三脱离关门办学”(脱离无产阶级政治、生产劳动、工农大众)；是用对付敌人的考试方法对工农子女，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用分数线把工农子女卡在校门外，实行“文化专制”；是用“智育第一”、“知识私有”、“个人奋斗”、“读书做官”的资产阶级思想毒害工农子女，使他们在这样的学校里“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忘本变质，成为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精神贵族”。[9]
因此，“文革”中的教育界，当然包括新闻传播教育界在内的教育目的，就是按“五七指示”办事，就是“革命”。新闻传播教育的培养目标是“造反英雄”、“白卷英雄”、“打、砸、抢英雄”，新闻传播教育从属于“运动”的需要。
当时包括整个文科教育在内的核心内容就是“文科就是要办成写作组”，新闻传播教育应该服从和服务于文化大革命的需要，在林彪、“四人帮”眼中，它是一种工具而不是一个系统、一门学问。另一种理念就是“开门办学”，学生要到工厂、农村去，到报社等新闻媒体去，在和工农的接触与生活中学习提高。新闻传播教育要求学生既要上大学，又要管理大学、改造大学(上、管、改)。由于有这一要求，学生和老师在学校都很难定位，谁教育谁的问题也变得模糊起来，新闻传播教育成为政治运动的一种副产品或牺牲品。
(2)从教学内容看。
新闻理论主要教“工具论”——新闻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等；新闻史主要讲被“四人帮”歪曲了政治斗争史；新闻业务主要讲如何写批判文章等。
新闻传播教育的教学内容在“文革”中的“突出表现”是“语录化”。1967年12月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颁发陈伯达等摘编的《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一书，作为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纲领，号召所有学校立即掀起学习和执行这一纲领的群众运动。此书出版后，马上在新闻传播教育领域掀起学习热潮。
新闻传播教育的主要内容表现在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教育的语录、方针政策和教育经验的汇编与注解上。如有的教学讲义，直接以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中有关教育革命的论述为基本教材，再选编一些辅助教材。有的教学讲义虽不直接采用语录，但基本框架、内容都围绕“语录”主题展开。新闻传播教育成为“教育经典注释学”、“无产阶级政策解释学”、“语录文件汇编学”。
课程中虽然有政治课、业务科、文化知识课等内容，但主要的教学要求还是培养学生要会写新闻报道、小评论、调查报告、大批判稿为主。新闻传播教育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教学活动的开展，一切围绕写大批判稿和为政治服务的目标而设定。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都是临时拼凑的，因为要强调学工、学农、学军和批判资产阶级，又要安排一定的时间参加业务学习、参加劳动和狠批“右倾翻案风”之类的政治运动，课堂学习的时间相对减少，外语全免。新闻传播教育更多地与政治结合起来，学生按部队的排、班编组，马、恩、列、斯、毛等的新闻思想成为理论学习的主要内容。
(3)从教学秩序和教学方式看。
在为期10年的“文革”中，随着阶级斗争理论的不断升级，新闻传播教育失去了对自身规律的探求，专业自主意识丧失，新闻传播教育成了政治运动的“附庸”和“工具”。新闻传播教育以“破”字当头，以“批”字开路，教学秩序被无休无止的运动冲击得七零八落，教学方式则完全依运动进行的过程和不断变化的形势而变化。“文革”中“停课闹革命”、“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形形色色的教改”、“工宣队进驻学校”，“斗批改”、“上管改”、“清队整党”、“大批判”等大小运动，无一不在新闻传播教育的教学秩序和教学方式上体现出来。
“文革”中，新闻传播教育完全打破了传统的教学组织形式，“打破老三段，火烧三层楼”(即专业教学按照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三段进行)，把过去新闻传播教育中的三段教学法斥为“关门打基础、脱离实践，从理论到理论”，贬斥理论是“空洞无用的大杂烩”，“一大堆书本破烂”，要“开门实践—实践—实践”，要“边干边学”。
据时任北京大学新闻专业负责人的蓝鸿文教授回忆:“文革”中工宣队进驻学校，成为学校一切工作的领导和指挥者。“文革”前17年的教学方法与教学内容都被否定，因此，在“破旧”的情况下如何“立新”，谁也不好说，只好根据形势和上级的要求来择机发展。
学生按部队建制分为班、排等，每个班成立支部，以专业为单位建立分总支来领导专业的教学。教学情况一方面是依赖北京大学政治、历史、语言文学等方面的力量，另一方面是强调和坚持实践。如他们到北京火车站蹲点教学，到“六厂二校”教学与实践，到一些报社如北京日报社、天津日报社、山东大众日报社、山西日报社、辽宁日报社等教学与实习，有时报社的文章或报社的办报思想和要求就是他们学习的内容。在“开门办学”思想的指导下，教师和学生走出校门的时间不比在校时间少，去的地方也不固定，要体现与工农的结合，教学中势必要结合当地的形势与特点，因此，教学中存有随意性也在所难免。
(4)从学生水平看。
能在“文革”中上大学的学生是“幸运”的。因为那时的大学入学资格的取得不必像现在一样参加高考，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那时只要“出身好”、“有个好爸爸”、“祖辈都是劳动人民”、“思想觉悟高”，或是在“运动”中表现出色，经推荐就可进入大学学习。学员主要来自工厂、农村和部队，以政治保证为第一要素，社会上通称这一时期的大学生为“工农兵大学生”。这种希望一夜之间就把工人、农民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不切实际的做法，由于学员在中小学校中基础打得不好，识字不够多而告失败。工农兵大学生有以下几个特点:
学生全部来自工业、农业第一线和现役军人；
入学不经考试，全部由群众推荐和组织遴选；
年龄偏大；
没有严格的学历要求，高中毕业、初中毕业乃至小学程度的都有，水平参差不齐；
各人的文化基础不同，入学后的勤奋程度不同，学习成绩的好坏差别很大。
“文革”中的新闻传播教育很难用“特点”二字总结概括。因为它既不同于传统的新闻传播教育，又不同于共产党早期的新闻传播教育，也有别于“文革”前17年的新闻传播教育。它的教育理念的错误，课程和教学内容的杂乱无序和教学方法的随意，很难让人把这与“教育”挂起钩来。如果一定要承认它是新闻传播教育，也只好说它是新闻传播教育的一出“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