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1 “记者之师”——著名新闻教育家陈望道研究
陈望道(1891—1977)，原名参一，单名融，字任重，笔名佛突、雪帆、晓风等，一位全方位的历史人物。他，首译了《共产党宣言》，是1921年中共上海地委的首任书记，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他，从事高等教育半个世纪，创办了复旦中文、新闻二系，为复旦新闻系的实际创始人之一。他是我国现代修辞学体系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著名的语言学家，新中国成立后的复旦大学首任校长、中国科学院的首批常务学部委员，也是我国新闻教育的开拓者。限于篇幅，下面仅就他在教育(尤其在新闻教育)上作出的重大贡献略述一二。
1.早年的求学和报刊实践生涯
1891年1月18日，陈望道出生在浙江省义乌县分水塘村的一户农民家里，其父陈君元继承祖业以务农为生。陈望道兄妹五人，他居长。陈望道从6岁起在村上私塾里攻读“四书五经”等传统书籍，并在课余学习拳术和参加田间的各项劳动。16岁那年，陈望道到县城绣湖书院(后改为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学习数学和博物。一年后，他又回到分水塘村邀人兴办村学，招募村童入学。在村里办学一年后，深感自己知识贫乏，便前往省立金华中学就读，并获得优异的成绩。
1915年年初，陈望道留学日本，分别于东洋大学文科、早稻田大学和中央大学法科学习，同时还到东京物理夜校攻读物理和数学。在日本的四年半时间里，他以惊人的毅力，学完了法律、经济、物理、数学以及哲学、文学等多门课程，最后毕业于中央大学法科，获法学士学位。在留日期间，陈望道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和共产主义思想。
1919年国内“五四”运动爆发，陈望道于同年6月毅然回国，受聘担任了“浙江一师”的国文科教员。期间，主要从事国文和国文教育的改革，同时支持学生办刊物。在从事国文和国文教育的改革中，陈望道和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四位国文教员不但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而且为推广白话文提出了传授注音字母、倡导拼音和使用标点符号，以及出版国语丛书《新式标点用法》、《国语法》、《注音字母教授法》等各项改革措施。
当年在“浙江一师”师生编辑出版的众多报刊中，以《浙江第一师范校友会十日刊》和《浙江新潮》的影响最大。陈望道对施存统、宣中华、俞秀松等学生的办报都给予了极大的友持。在此期间，陈望道还在郑振铎主编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及《浙江一师校友会十日刊》等报刊上发表了《扰乱与进化》、《我之新旧战争观》、《浙江的一颗明星》、《改造社会的两种方法》等多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运用辩证唯物的观点提出了对社会改革的一些具体设想，成为当时促进社会改革的一员闯将。
除了鼓励学生自己办刊物，陈望道还在校内设置了报刊贩卖部，出售全国著名的进步报刊，诸如《新青年》、《每周评论》、《解放与改造》、《星期评论》等，每天都有销售。
因为办刊物，“浙江一师”的学生施存统在陈望道的指导下写了一篇《非孝》的文章登在他们自己办的杂志《浙江新潮》第二期(1919年11月)上。《非孝》这篇文章只是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历来主张孝道，“百善孝为先”，如果我爱母亲，可是父亲虐待母亲，我要对母亲尽孝，就要反对父亲；可是，对父亲同样要尽孝，我又不可能反对他。我该怎么办?文章阐明了:要求“父慈则子孝”，不可片面地苛求儿子尽孝这样一种观点。然而，就是这样一篇文章，被当局视为洪水猛兽。省教育厅以“非孝、废孔、公妻、共产”的罪名下文罢免校长经亨颐的职务，同时开除陈望道等四位国文教员。因为经校长坚持抵制不办，反动当局竟调动军警进驻学校，妄图强行驱散学生停办学校。1920年3月29日，当局更是增派军警至七八百人，将三百多名学生团团围困在操场。此时年仅28岁的陈望道就在学生当中，与同学们一起面对军警的枪口和刺刀。此时有名学生跑到警长面前说:“你不肯牺牲五十元一月的薪俸来摧残我们，我却宁肯牺牲性命以全人格!”说着就拔起警长的指挥刀要自杀，陈望道乘此向军警大喊道:“学生都被逼得要自杀了，你们还不后退!”警长只得下令撤退三尺。后来，在全国各界人士和海外侨胞的声援下，当局收回成命，“一师”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陈望道站在潮头，无愧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
2.开创中国新闻教育
“一师风潮”后，陈望道于1920年5月来到上海。9月，经邵力子介绍他进入复旦大学国文科，开设了文法、修辞课程。1924年起，他又开设了美学、因明学和新闻学讲座等课程。陈望道目睹当时新闻专业人才奇缺的现状，学习“欧美各报，多托学校代办新闻科，故人才辈出，报业乃兴”的先进经验，认为为了改变我国地方报纸“实在非常失望”的现状，必须开创中国的新闻教育事业，为此开办了“新闻学讲座”这一课程。
1926年9月，国文科改名中国文学科，陈望道和邵力子共同担任“新闻学讲座”讲师，同时招收了第一批专攻新闻学的本科生。1927年秋，陈望道接任中国文学科主任，把原有的新闻学讲座扩充为新闻学组，特聘名人讲授“新闻编辑”、“报馆组织”、“新闻采访”与“新闻学”等专业课程，同时继续为新闻学组招收本科生。[1]
因为有了以上基础，1929年复旦调整系科时，陈望道才有可能把新闻专业从中文系独立出来另成立了一个新闻学系，复旦大学从此有了自己创办的新闻系。这是当时全国首创的一个新闻教育机构，由谢六逸任系主任。陈望道始终关心着这个由中文学科孕育出来的新闻教育机构。
在1929年有了新闻系以后，1931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那一年，复旦左派学生聚会，中文系的一位学生敲响了学校的校钟。按照规定，学生是不能随意敲响校钟的，为此，校长决定开除这位学生，要时任中文系主任的陈望道副署，陈望道为了保护这位左派学生，没有签字。为此惹恼了学校当局，陈望道不得不在那一年离开了复旦。
从1931年离开复旦到1941年再回到复旦，差不多有10年时间，在此期间，陈望道办《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和主编《妇女评论》，创办《太白》杂志，开《大江书铺》，办《大江月刊》，同时出版《修辞学发凡》、《因明学》、《望道文辑》等著作，从事的都是与新闻及其出版息息相关的事业。
1938年抗战爆发后，复旦迁校至四川重庆北碚。1940年，陈望道从上海经香港辗转到重庆，又回到了设在北碚夏坝的复旦大学。1941年9月起，他被任命为新闻系代理主任，第二年9月任新闻系主任，直到1950年7月辞去这个职务。在他担任新闻系主任的8年时间里，他的教育理念及其实践使新闻系有了很大的发展。
1942年出任新闻系主任后，陈望道提出了“宣扬真理，改革社会”的办系方针和“好学力行”的系铭。
在讨论确定新闻系系铭的过程中，有人曾提出以“打成一片”四个字作为系铭，这四个字受到同学们的欢迎，眼看要举手通过了，陈望道说:我建议还是以“好学力行”作为新闻系的系铭为好，因为学行并重，理论联系实际，这才是对新闻人根本的要求。经过讨论，最后确定了陈望道提出的“好学力行”作为新闻系的系铭。
为了实现“宣扬真理，改革社会”的办系方针和“好学力行”的系铭，以培养出“有巩固基础、有发展前途的新闻文字工作者”，陈望道十分注意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为了实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一办学理念，在课程设置上，他把“哲学原理”、“伦理学”(也就是“逻辑学”)作为必修课，希望学生能学会辨证地看问题，具有逻辑思维的能力；同时开设了注重实用又与社会需求紧密相连的“新闻采访”、“新闻编辑”、“新闻英语写作”、“新闻评论”和“报馆实习”等专业课程。在聘用师资方面，除了邀请有办报经历的人作专职教师、邀请新闻名家做兼职教师外，还经常请于右任、邵力子、王芸生、叶楚伧等知名人士来校作短期讲课，做专题报告、开座谈会等。他除了自己开“修辞学”、“伦理学”课外，还讲授新闻专业课“评论练习”，他提出新闻评论写作必须“有胆有识”。胆，就是要有敢讲真话的胆量；识，就是所讲的话要有见地。陈望道鼓励学生坚持真理，有胆有识，学有专长。
陈望道录用人才别具一格，一旦录取后，对学生要求严格。他要求学生去人多的地方(如茶馆等)历练写作；要求学生随时注意身边发生的事情，以历练敏感性。有这样一件事，1944年复旦大学在重庆招生，湖南青年张啸虎报考新闻系，他数学考了零分，但两篇作文(一篇白话文，一篇文言文)都考了一百分。作文能考到一百分，在复旦大学的考试史上是从来没有的。按照规定，主科只要有一门考了“零分”，就不能录取。时任新闻系主任的陈望道认为一个报考新闻系的学生，一支笔能这样棒，应该破格录取。经过他力争，终于打破常规，这位同学被破格录取了。这件事传开后，颇为轰动。后来这位“才子”在辽宁省电台工作，1979年后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文学研究所所长，1991年逝世后留下了二百余万字的著作。还有这样一件事，一次陈望道上课后不急于讲上课的内容，却提出了一个问题要求同学们回答，他问:“哪一位同学能告诉我，我们每天来上课要经过的那座桥，两边的护栏有几根?”同学们面面相觑，没有一个人举手回答。陈望道严肃地说:“我们作为未来的新闻人，要随时注意身边的事情，要有敏感性。”
陈望道十分注意培养新闻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为解决学生实习困难，陈望道恢复了原有的复旦新闻通讯社，并且自任“复新通讯社”社长、出版复新社的《通讯稿》刊物，由学生当编辑。每周五发油印稿一次，免费供给重庆各大报社使用。他还鼓励学生办壁报，这是一种实习性质的刊物，所办的壁报有《夏坝风》等30多种。为了创造培养学生的环境，他还在新闻系开办了一个“新闻晚会”。这个新闻晚会每周一次，以讨论时事、进行学术研究的形式开展活动，人人都可以自由发言，探讨国内外大事。在晚会上，学生轮流做主席，不但练习口才，还要能控制会场，更要能出讨论的题目。晚会的主题事关国家前途，有“新闻与政治”、“我们的出路何在”、“中国将向何处去”等。据统计，晚会前后举办过100多次，陈望道常去看看，周谷城、邵力子都曾参加过，重庆记者也常来。由于影响很大，引起复旦校方的担心，陈望道却说:“出了事情，我负责!”新闻系成了当时复旦民主力量最强的一个系。
为了“使有志新闻事业的青年更能学以致用”，陈望道于1944年开始募集资金创办当时中国高校的第一座新闻馆。[2]
“复旦新闻馆，天下记者家。”为了筹集资金，在炎热的夏天，陈望道中午以烧饼充饥，晚上睡在朋友家臭虫很多的床上，因为过度疲劳，他卧病了一个多月。1945年4月5日，他亲自募捐筹建的新闻馆终于落成。在新闻馆的落成典礼上，他发表了“新闻馆与新闻教育问题”的讲话。陈望道说，“现在中国新闻教育机关急需解决的问题似乎有两个:一个是如何充实教学的设备与内容，使有志新闻事业的青年更能学以致用。二是如何与新闻事业机关取得更密切之联系，使学与用更不至于脱节。筹建新闻馆是想尝试解决第一个问题的一部分，以为解决第二个问题的基础”。
大学里建立新闻馆，是当时新闻教育事业的一个创举，得到了社会各界尤其是新闻界的广泛赞许和热烈祝贺。重庆文化界、教育界人士萧同兹、王芸生、潘梓年、胡秋原等和复旦师生五百多人参加开幕典礼。《新华日报》发来了“为新闻自由而奋斗”的贺电。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也发来了《新闻自由万岁，中华自由万岁》的演讲词。
新闻馆设有编辑室、会议室、印刷所、图书室以及收音广播室等，为新闻系的教学实习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地。学生们利用新闻馆的设备，收听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这里成了全校进步师生争取自由的活动场所，被誉为“夏坝的延安”。
在陈望道主持下的新闻系，从1941年到1945年，短短的几年有了很大的发展。以招生为例，1941年报考新闻系的学生仅32人，为那一年报考复旦学生总数的6.4%；而办学4年后的1945年，报考新闻系的学生增为479人，占了那一年报考复旦学生总数的22.4%。
1945年抗战胜利后，陈望道随复旦大学回到上海，继续担任新闻系主任。新闻系的房子坐落在现今复旦大学望道路最西端的小桥流水景区，那座小楼仍叫新闻馆。因为每周的“新闻晚会”和经常举行的学生聚会，新闻馆前面的那块空地，人们称它为复旦的民主广场。在1945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新闻系不断进步，声誉日盛。陈望道也被誉为“记者之师”。
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陈望道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工作十分繁忙，但他对新闻系仍是十分关心。他亲自邀请上海解放日报社社长恽逸群出任新闻系主任，邀请大公报王芸生、文汇报徐铸成等新闻名家到新闻系讲课。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中，上海市高教局准备停办复旦大学新闻系，与复旦新闻系同样有名的燕京大学新闻系并入北京大学后，也没有办新闻系，只是在中文系中设置了一个编辑专业。陈望道得知高教局以苏联只有党校才能办新闻系为由要停办复旦新闻系后，两次专程上北京。先找到教育部，教育部说没有办法，他又去找周恩来总理。总理请示毛泽东主席后，毛泽东说:“既然陈望道要办，就让他办。”这样复旦新闻系才得以保留下来，成了全国新闻院系中历史最悠久、唯一薪火不断的一个院系。
从1924年开设新闻学讲座，1926年招收了第一批本科生，到1927年陈望道把原有新闻学讲座扩充为新闻学组，继续招收本科生，直至1929年成立全国首创的新闻教育机构——新闻学系，1942年起又接任该新闻学系主任达8年之久，他为新闻系的崛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陈望道无愧为开创中国新闻教育的鼻祖，我国新闻教育的实际创始人。
3.为复旦大学崛起作出重要贡献
复旦大学原为一所私立大学，1945年改为国立。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1950年、1952年二次大的院系调整，如何把调整后的新复旦办成为一所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和国家重点大学，这个重任历史性地落到了时任校长陈望道的肩上。他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开创性的探索；他的教育理念及其实践，为复旦大学在50年代崛起，一跃为国内重点大学，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倡导科学研究和树优良学风、校风的办学治校理念
关于学校的发展，陈望道说:“高等学校的发展一般有三个阶段:一、办校务的阶段；二、教务的阶段；三、科学研究阶段。如果一所学校只停留在办校务和教务的阶段，不进一步向科学研究阶段发展，这所学校的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肯定不能提高。”在1952年陈望道任复旦大学校长以后，对于经两次院系调整后形成的新复旦，校务办了，教务也办了，现在要发展、壮大就必须搞科学研究。陈望道认为，一个学校不发展科学研究，教学工作就上不去，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贯彻高校十六条也就成了一句空话。他曾对复旦教师深有感触地说:“要对文化有所创造，不能把别人的东西翻来覆去地讲，教师一定要从事科学研究，要进行创造性劳动，否则文化事业就不能发展，教育事业也不能发展。”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复旦大学从1954年开始，在每年校庆的同时举行科学报告讨论会。在1954年的校庆节，陈望道专门为复旦校刊题写了如下的内容:“综合大学应当广泛地经常地，结合教学，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为祖国建设服务。今年校庆的种种活动，如举行科学讨论会、著译展览会等，就以促进科学研究为中心。这是一个创举，希望大家合力完成这个创举。希望大家踊跃发表现有的成就，争取更大的成就。”[3]
两年后的1956年，党中央向全国知识分子发出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陈望道在复旦大学的51周年校庆暨第三次科学报告讨论会上又作了“如何开展科学研究”的专题报告。陈望道说:“我们的科学讨论会应结合学校经常的工作，经常性的科学研究工作来筹备进行。”“应吸收学生到科学工作中来。”“应结合教学、理论探讨、学术思想批判和结合生产、建设实践等方面”来进行。结果，在1956年这一年中全校学生中成立了科学小组77个，成员598人，举行过的小型科学报告会、科学讨论会在146次以上。全校教师提出的科学报告也有117篇。
1959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指定一批重点学校的决定》，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16所高校被指定为全国重点大学。陈望道认为，对于一所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全国重点大学来说，开展经常化的科学研究工作，以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这里还有一个学风和校风的建设问题。在他的建议和主持下，复旦大学的校务委员会和行政办公会议，在1961年、1962年和1963年的3年时间里，曾先后多次讨论学风和校风的建设问题。尤其是1963年3月26日，陈望道主持召开了一次在复旦校史上堪称空前的、专门讨论学风的校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在会上，陈望道就学风的建设问题作了全面的论述。他说:“一、学风问题是学校工作中最广泛、最基本的问题。学风问题和科研、教学、实验室以及资料收集、图书管理等各项工作都有密切关系。……由于学风问题同以上各种工作都有联系，所以我们说它是最广泛、最基本的问题，希望引起大家的特别注意。二、学风问题一定要做到有破有立，理由是不破不立。……联系到我们学校里，应该强调些什么，哪些是属于不正派的应该破除的，都应该开展讨论。总之一句话，学校应该提高学风，培养学风。三、学风的培养和提高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做到的。学风必须是从小的地方到大的方面都应该注意到的，它是要作长期的、多方面的努力才能完成的事；是要有革命干劲、科学精神才能做到的事。为此，我们就应该做到时刻注意，随时努力坚持好的正确的方向，使它成为一种非行不可的风气。四、一个好的学风，一定要靠大家努力，使它不断提高，让它真正树立起来，要自然而然形成一股风气。又说:学风的问题，有的需要进行教育，有的并不需要教育，环境就能影响一个人。学生一进校门，自然会受到环境的影响，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有个好的学风，邪气就不会抬头了。”[4]
离开三月份这次学风问题的全校大讨论之后，仅隔两个月，陈望道又在58周年校庆暨第9届科学报告讨论会的开幕式上，对培养学风的问题作了全面的补充。他说，“我个人认为，学风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包含的内容很繁复，涉及的方面也很广泛，也许同机关的一切人(师生员工)和一切事(教学、科学研究等等)都有关系，但又不是虚无缥缈，不可捉摸的”。“只要我们经常讲，经常注意，就可以动员一切人在一切事上注意这种综合表现。”又说:“我个人认为，优良学风的形成是一个需要长期的思想上启发和行动上实践的问题。需要做的事很多，但主要可以从两方面去做，一要思想先行，也就是要有好的思想来启发、指导。我们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的教学、科学研究工作。思想不先行，不以正确的好思想来启发、来指导，就会有迷失方向的危险，那就不可能形成优良的学风。譬如，为谁学习、为谁研究、为谁服务的问题，以什么思想来学习、来研究、来服务的问题，要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有正确的思想来指导。二要有行动实践，优良学风的培养和发扬还需要我们在行动上实践。要以正确的思想为指导，专心致志向科学技术作精益求精、坚持不懈的努力，通过实践，使好的思想成为力量。1958年以来，我校许多青年同志，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精神，不怕困难，敢于探索，坚持到底，终于在新专业、新学科的建设上作出了成绩。……我们许多教师，在做学问的过程中，也是一丝不苟，严格要求。他们对资料务必亲自查到底，力求确实可靠，他们对实验数据务必亲自检验，力求准确完备，这些都是优良学风在行动上的实践。”陈望道最后说:“发扬新学风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也不是一人两人之事，首先要大家重视，大家来作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努力，这样才会逐步发展，最后成为一致奉行的风气。”这样，陈望道对于为什么要培养学风和校风，培养什么样的学风和校风以及怎样培养学风和校风，都作了系统的阐明，为全校师生指出了努力的方向。[5]
在陈望道倡导科学研究和新学风发展复旦大学理念的影响下，复旦大学的方方面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至1959年，全校师生员工近8000人；同新中国成立前相比较，校舍面积增加了1.75倍，仪器总值增加14倍，图书数量增加7.4倍。
经过院系调整、开展教学改革和科学研究，复旦大学还取得了许多重大的科技成果。诸如:第一支医用X光管、第一台电子模拟计算机、第一台质子静电加速器，都首先由复旦研制成功。
2)倡导学校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学校教育必须同社会实践相结合，这是陈望道办教育的一贯思想。早在1923年到1927年他担任共产党办的上海大学中文系主任、教务长、代理校务主任的时候，就致力于把学校教育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鼓励并同师生一起走向社会，到工人和人民群众中展开活动。正是这样，“上大”为党培养了大批有学问、有能力的干部。“上大”也成为1925年“五卅”运动的重要策源地之一。1929年陈望道担任地下党办的中华艺术大学校长，他同样鼓励师生关注社会现实，走近群众生活，使中华艺大吸引了不少进步师生和左翼文化人士，成为他们的活动中心。
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复旦大学校长，更是非常注意使学校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1958年，时任复旦大学勤工俭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的他，指导全校勤工俭学活动热烈展开，同时又及时关照和提醒有关方面，务必注意青年学生正在长身体的特点，劳动量不能和工人、农民一样，要放宽一些。
3)倡导“又红又专”，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
陈望道认为，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一定要具备较高的政治觉悟，又具有专业培养目标所要求的科学知识水平。所以，他很赞成“又红又专”的提法。1958年复旦校庆，他就作了这样的题词:“没有一个学生不是又红又专，是我们复旦大学最大的校庆!我们要争取这样的校庆!我们要祝贺这样的校庆!”在1962年9月3日复旦大学的迎新大会上，陈望道又向同学们提出了“希望你们坚持又红又专的方向”的要求。[6]
陈望道曾多次论证政治和业务、红与专的辩证关系。他说:“在我们知识分子中还需要很好地解决红与专的关系问题，亦即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有一种讲法叫重业务轻政治。我认为重业务并没有错，我们要加速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强国，当然需要重业务，问题出在不该轻政治。同时是否所有的人都已重业务了?这也是个问题。在政治和业务的关系中，强调政治的重要性，决不意味着可以忽视专业。知识分子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拥护党的领导，是解决政治方向问题，解决为谁服务的问题，这是首先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但是解决了这问题还是不够的，还要解决一个服务得好不好的问题。因此政治与专业的关系，应当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我们既要重政治，又要重视专业。重视政治和重视专业也应该是统一的。”[7]陈望道认为，红与专是应该统一的，是能够统一的，也是可以统一的。
在“知识有罪”、“读书无用”等谬论喧嚣的“文革”年代，复旦大学团委和学生会举办书法展览，请他题词，他仍然写了笔力苍劲的“又红又专”四个大字，表达了他对“又红又专”这个教育方针的坚持。
作为一校之长的陈望道，为复旦呕心沥血，才使新中国成立后复旦的各项工作很快走上轨道，迅速崛起而成为国内一流名校。
在复旦大学校园内有一条“望道路”，在“望道路”西头南侧有一个《望道园》，园中竖立着陈望道的半身铜像，陈望道的名字将永远为复旦人所铭记。他的功业，他的精神，他的风范，他的英名，将为人们所永远缅怀，永远纪念。
(撰稿人 陈振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