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8 童兵与复旦大学新闻传播教育
童兵，1942年11月26日生于浙江绍兴。在上海中学度过六年中学生活，曾任学生会主席，于1963年中学毕业后，进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学习，1968年本科毕业。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不久又随新闻专业迁往中国人民大学。1981年6月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硕士学位，留校任教。1984年开始攻读博士学位，1988年成为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个新闻学博士。1990年晋升为教授。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3年起担任博士生导师。2000年被聘为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2001年调入复旦大学，现为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志德书院院长，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主任。2003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聘为第五届学科评议组成员，担任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同年6月起担任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第五至第七届专家组成员。
主讲“新闻传播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原著选读”、“中西新闻传播比较”、“大众传播与中国社会”等课程。出版著作、教材、辞书共31部，其中著有《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史稿》、《马克思主义新闻经典教程》、《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新闻理论》、《比较新闻传播学》、《中西新闻比较论纲》、《主体与喉舌——共和国新闻传播轨迹审视》、《新闻传播学名家自选本——新闻科学:观察与思考》等，主编《新闻传播学大辞典》、《中国监督学大辞典·社会监督卷》、《企业报理论与实践》、《新闻传播学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大纲及指南》等，合作著有《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理论新闻学卷》、《新闻理论教程》、《新闻理论简明教程》、《新闻事业概论》等；发表学术论文500余篇；主持并完成国家教委“七五”课题“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理论研究”、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八五”课题“中西新闻比较研究”、国家教委“九五”课题“中西新闻理论与方法的比较研究”、教育部“新闻学与传播学科‘十五’研究规划及课题指南”、教育部“十五”重大课题“中国新闻传媒舆论监督历史使命及操作机制研究”、211工程二期中国传媒体制改革研究课题、985工程二期国家重点研究基地课题、复旦大学课题“新闻舆论导向与公民环境意识”等研究课题。现主持国家社科重大课题“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完善舆论引导格局研究”、国家重点课题“新形势下我国舆论引导能力建设的现状及对策”、国家社科委托课题“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研究”。
1991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委表彰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新闻事业概论》1988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育图书三等奖。《新闻理论教程》1993年被评为国家优秀教育图书二等奖。1999年被教育部电化教育办公室表彰为全国广播电视大学优秀主讲教师。2000年《中西新闻比较论纲》获北京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00年获中国人民大学指导优秀博士论文奖。2003年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指导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和中国人民大学指导优秀博士论文奖。2004年9月获上海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和第十三届上海新闻三等奖。2005年获上海市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优秀论文奖。2007年获第五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奖。2008年获第六届上海新闻论文将二等奖。2009年评为复旦大学教学名师，主讲课程“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被评为上海市精品课程。2010年主讲课程“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
教书育人，给学生上课、上好课，总是排在童兵教授日程表上最重要的事。虽已年过七旬，却依旧每学期给本科生授课，将毕生的研究心得结合最前沿的时事观察，给那些90后的学子们以智慧的启迪，也因如此，他以一颗赤子之心，与人相处，给人授课，把一门令人生畏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史”，上成了“童趣横生”的国家级精品课，成为复旦学子最爱蹭的课之一。“这是学者的良心”，每每在国内外各类学术论坛上，他一番番“童言无忌”的发言让朋友、家人、学生替他担心时，童兵总是以这句话作为回应，学术何为?他用自己的行动作出了回应:用学者的良知与良心为中国的新闻改革鼓与呼，为媒介增权呐与喊，为学科建设奔与走，从初入学界时的“后生可畏”，到如今的学界权威，几十年来他的名字与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与改革始终紧密相连，不仅作为一名见证者，更作为一名亲历者与推动者。“兼收并蓄方能成大家之言”，这是童兵的治学之道，3年时间通读50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古稀之年坚持笔耕不辍，从经典的“马克思恩格斯新闻思想”到前沿的传媒与舆情调查，从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到中西新闻理论研究的系统比较，他皓首穷经却又不墨守成规，童心治学；从经典切入，却始终关注前沿，以一个学者的智慧，为新闻这门实践之学提供系统的理论支撑。在对新闻学理论进行正本清源的同时，以一个学者的良知为波澜曲折的新闻实践提供学理支撑。
新中国第一位新闻学博士、“填补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与新闻学研究空白”的学者、培养了50余位博士的新闻学博导、复旦校园里人见人爱的“童爷爷”……这些都是童兵教授的“标签”，但又不足以概括他的全部，谈起自己的学术生涯、记者生涯、教师生涯，他说能做好这些事，做好这些角色，只是因为“我没有浪费过一天的时间”。
1.“课比天大”
“课比天大”，这是童兵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每天就像一台不停运转的精密仪器，刻度表上是学校、科研、学生、会议四大指向，而学生无疑是位于最中间的那个核心。作为一名教师，教学几乎是童兵生活的绝对主角:给本科生上课，给志德书院的“90后”新生们做讲座，指导硕士生和博士生进行科研，面向全校开公开课……在他满满的日程安排表上，上课是绝对的高频词，而谈起这个职业，童兵却依旧热情满满:“学生众多，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成就，从来没有感觉到辛苦，只是觉得幸福。”
在给新闻学院本科生入学的第一课上，他在课堂上做调查:来自城市与农村的学生的比例?来自西部地区的学生有多少?……回到办公室，他忧心忡忡，整个新闻学院新生，真正来自农村的学生才9个，这情况太不正常了，中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生源比例也是极不平衡……作为一名教师，他对教育公平化忧虑日增。
“新闻媒体对学生的吸引力已越来越小了，这个现象令人担忧。”童兵谈起这个话题，语气沉重，他最近三年指导过的硕士生，只有一人去了《解放日报》就业，学新闻的最后做新闻的越来越少，为此，他专门撰文呼吁:“我们当初学新闻，选择这个职业，几乎每一个人都是有家国情怀的，而这种家国情怀不仅成为这个职业的精神指向，也影响了我后来的学术旨趣，但现在新闻学成了一门显学，新闻学院或新闻系越设越多，但这种家国情怀、新闻理想却变得越来越稀少，这一点要引起重视与反思。”童兵认为，新闻媒体要吸引更多的优秀学子，才能在技术变革的当下，担当起国家、社会的“瞭望者”。
虽已年届70，但童兵却甘愿作“90后”本科生的“保姆”，担任了复旦志德书院的院长，给这些“90后”的孩子开讲座时，他从当前中国的基尼系数讲起，从民生多艰谈到年轻人当自立自强。“这些都是极其聪明的孩子，很多几乎是怀着朝圣的心情走进复旦校园的，要做好每一件事、上好每一次课，不能让这些孩子失望。”这是他作为院长对自己的要求，也是对书院其他老师的要求。中秋节，他给书院的学子们写信，为改善书院的条件，他动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寻求各种社会资源的支持。
走在校园里，一声声“童爷爷”就是对他最好的尊称与爱称。“他们叫我童爷爷，我挺高兴的。和年轻人在一起，你永远不会觉得自己老。”这是童兵觉得做教师最大的回报。而他所不知道的是，这一声“童爷爷”背后，不仅是对他作为学院最年长老师的尊称，更是对他“童趣横生”的个人风格的爱称。灿烂的笑、轻快的步子、风趣的语言、敏捷的思维，听“童爷爷”在课堂上，讲他在《锦铁消息报》艰苦的新闻实践、讲转型期中国当下的复杂社会问题、剖析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真正价值，成为学子们最爱议论的话题。
在新闻学院博士后流动站里，他逐字逐句地修改研究人员递交上来的报告，不厌其烦地修改核对一个个调查数据，鼓励学子们要大胆创新，研究要有大格局。在他眼里，一名优秀的新闻学的学术研究者，应具备三个特点，即要有家国情怀，要有新闻实践，还要有新闻理想，而现在这样的人越来越少，这是他对这门显学每年看似“人才济济”，实则前景堪忧的原因。“他很优秀，但我希望他两年后还是回兰州大学，西部地区培养一个人才不容易，兰州大学更需要他。”他指着站里的一位博士后反复地说。
“在我的毕业典礼上，童老师和我家人的合影笑得如此灿烂，我不禁想:缺席的父亲若是在此时，大约也是这样开心吧。师恩如父，原来说的是这样的一种感觉。”这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009级博士毕业生蒋为民在自己博客中写下的一段话，她笔下的“师恩如父”的感觉，几乎每一位童门子弟都能切身感受到。
和天下所有宅心仁厚的好老师一样，童兵之于他的学生也是亦师亦父，对每一个指导的学生，他要求严格但又常常将批评的皮鞭“高高举起轻轻落下”，让年轻人在宽松而自由的环境里成长、成熟。他相信身教胜于言传，因此，他恪守与人为善、严于律己的信条。八点的课，他七点半就到教室，用这半个小时和学生们交流；学生递交的论文，三天后他肯定给予回复，各种修改与完善写满纸页；兄弟院校、业界媒体有事相求，有空他一定答应，尽心尽力且从不爽约，即便把所有的休息日全都搭进去也无怨言。
他以童真待人，在亦师亦友亦父的多重角色中，诠释出一位名师的风格。
2.“这是学者的良心”
“学术研究没有禁区，课堂讨论无需禁忌。研究要有问题意识，要大胆阐述，从前沿的理论去把握。”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个新闻学博士，童兵的学术生涯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而问题意识是贯穿他30多年学术经历的核心词汇。1985年，作为一名在新闻学界“初出茅庐”的学界后生，童兵在《新闻学刊》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从哥达纲领批判看马恩的舆论监督思想》，在当时学术氛围中，有人指责这篇文章是“借死人骂活人”。但已通读过50卷马恩全集的童兵明白自己文章所依据的事实和史料是可靠的，权威专家对自己文章中所持的观点也是赞同的，所以虽氛围一度紧张，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
因为有了这种切身经历，童兵更注重培养学生们的独立思考能力，鼓励年轻学者的创新研究，以“童言无忌”为学界研究与业界改革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现任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的展江，是童兵的博士开门弟子，如今也是他的忘年之交。在童老师看来，展江教授是一个很有创新思维并且很勇敢的人，具备理论的胆略和不怕任何困难往前直走的勇气。
展江每年主持召开的中国新闻舆论监督年会，童兵总是最积极的响应者；针对展江在各类学术会议上一些“标新立异”学术观点的争议，童兵总是客观中立的评价者。“对有个性、有独立见解的年轻学者，要鼓励他们往前走，要给他们加油，给他们动力，而不是压力与围剿。中国需要更多这样的年轻学者。”
“经典不是标签化的古董，而应与时俱进，经典要力争时代化、大众化、中国化，包括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也是如此。”正是秉持着这样的治学理念，他既在30年前就捧出自己的经典之作《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史稿》这样一本“填补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与新闻学研究空白”的巨著，也能在当下的21世纪，将一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课讲得鲜活生动，吸引年轻的学子们坐在课堂里，静心听他分析“为什么马克思是对”的。“通读经典而不固步自封，熟悉理论又关照当下，新闻学研究者，要坐在书斋，又心系天下。”这是童兵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他的经验。迄今他还保持着每天阅报两小时的习惯，微信、微博等自媒体一个不落地全装在手机里。
“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近十年来几乎停步不前甚至有所倒退，中国新闻体制改革的步子需更大一些，应该给媒介增权。通过制度的顶层设计，以最小的成本推动改革，中国才有大希望。”“人权不是一个敏感词，宪政也不是一个敏感词，新闻界首先要把这些词‘脱敏’出来，从理论、概念上做一些普及作用。要正视转型期中国出现的社会阶层分化和利益格局多元化，新闻媒体不应该回避矛盾，而是正视并报道这些矛盾，并推动矛盾的解决。”“就当前西方媒介而言，我认为它有三点值得我们学习。一是体制，中国新闻改革进行了20多年，但成效不大，主要就是一个体制问题。西方的体制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二是西方对权利的尊重，尤其是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如知情权、参与权、舆论监督权等，在西方几乎不成为问题。三是西方高度张扬媒体的个性，而我们往往把媒体都弄成一个样。”坐在面前的童兵，依旧对当下自己关注的学术热点侃侃而谈。近年来在不同场合，或以会议发言的形式，或以文字书写的方式，或与其他学者对谈的形式，发表的学术观点，很多都显得犀利肯綮，让关心他的朋友、家人、学生感到担忧，但他却不以为然。在他眼里，一位学者的良心，就是从内心出发，以独立思考与扎实研究为前提，为这个学科、为中国发展、为新闻业界改革提供有益的建言。
“童言无忌”式的学术研究取向，也给童兵丰厚的学术回报。作为传媒与舆情调查中心主任，童兵和中心同事自2006年以来共进行了150余次调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多数调查报告上报中办、中宣部、教育部及上海市委，受到重视并获得表扬，调查中心连续5年被评为上海市舆情工作先进单位，连续5年被评为中宣部舆情工作先进单位。其中，接受中宣部舆情局委托，完成舆论引导、主流价值观、突发公共事件、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等10余件咨询报告，这些报告均受到重视并获得肯定。
3.“我是脚踩两只船，取的是兼容并蓄”
作为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个新闻学博士，童兵的求学、治学经历横贯南北，融通了人大与复旦的两种传统，而当问起他的学术传承时，他回答说，他吸取了以甘惜分老师为代表的“京派”的学术所长，又在本科阶段就打下了以王中老师为代表的“海派”学术传统的基础，“我是脚踩两只船，取的是南北两派的所长，兼容并蓄而略有成就”。
“甘老离政治近一些，但他又时刻保持警觉，避免泛政治化；王中老师离政治远些，但离市场、离世界近一些。我认为这两派各有特点，各有所长，但并不显得泾渭分明，我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接受本科教育，又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师从甘惜分老师，这两派对我都有影响，我自认为自己是脚踩两头，各取所长。”而在谈到自己漫长的学术生涯中，如何时刻保持兼容并蓄时，童兵认为这一点甘老对他的影响非常大，“尤其是甘老晚年，因为他对中国共产党党史非常熟悉，又有延安的切身经历，所以他在晚年对新中国历史有深刻的反思，甘老离马克思主义很近，这是人大、北京的特点，但这种近，不是泛政治化，而是在情感认同之后客观全面的认识”。但他同时认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自王中老师开始，就离世界很近，这既是上海的特点，也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视野开阔的原因，这些都应保持下去。
“学术传承，首先是要传承南北两派大家那些深刻思考过的、闪耀着真理光芒的学术论点，近年来我就时时把王中老师的一些旧作拿出来重读，譬如他的《论新闻》这样的文章，透彻地辨析了新闻与宣传的异同，处处给我以启发。譬如甘老晚年对陆定一、张闻天等人的新闻思想研究更新得很全面，就值得我长久思考。”在童兵看来，学术的传承首先要懂得经典的价值，其次是在不同学术流派之间取长补短，进而实现学术创新。“创新的途径有两个，一是通过了解西方新闻学，来反观南北这两位大家的新闻学论点，发现其中的共性，也发现差异性，这样的客观比较有了共同的参照物后会形成吐故纳新的角度；二是要认识这两位学术前辈都是生活在‘前信息时代’，而我们这些后学者，能在第一时间接触到最前沿的信息，同时切实感受到技术革命给新闻媒体带来的强大冲击，因此，创新就要紧跟时代的变化。”
在童兵漫长而活跃的新闻理论研究生涯中，见证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历次重大转折，而且参与了中国新闻事业的改革，“作为一个见证者，我有责任将自己所经历的通过理论的思考呈现出来，作为一个参与者，我感到很荣幸能为中国新闻事业的改革贡献出自己微薄的力量”。在童兵看来，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与中国新闻理论的变迁，这两者之间是同步的。作为新闻理论研究者，他一直关注着新闻一线的变化、变革，现在还保持着每天两个小时的阅报时间，随时随地通过微信、微博这样的自媒体来接收最新信息。而对于当下多元的媒介化社会，他既表现出对于新技术给新闻业带来的变化感到惊喜，同时也对互联网时代传统媒体的转型感到担忧:“我们的媒体理应办得更好一些，对新技术与新媒体的认识理应更客观更全面，但现在的情况却恰恰相反，新技术让更多的知识分子变成了知道分子，没有前瞻性的理论指引的实践，注定是浅表化、短期化的实践。”
虽有担忧，但童兵却并不悲观，因为在他看来，学术的精义就在于继承与创新，他就是以此为训，而在学术道路上不断行进的，正如他对于自己的博士生的要求一样，在他看来，虽然新闻学成为一门显学后，每年报考他博士研究生的人数逐年上升，但他坚持认为，导师应该对博士(生)有清晰而一贯的认知，即它不应是一份职业或地位的等价物，而是人生的一种追求，博士就意味着你要成为这样一种人:饱读经书，人格独立，坚持独立思考，有理论的胆略，恪守学术底线。这是他一辈子的追求，也是对所有门生的要求。
也正是这种“兼容并蓄”的学术经历，使童兵更追求自由而包容的学术研究氛围。“观点不同很正常，包容是前提；学术争鸣很可贵，年轻人要创新。”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两句话，而他自己也自嘲是“童言无忌”，与那些出言谨慎、求稳求正确的学术大腕和泰斗不同，他更追求在自由包容的氛围中，阐述“我思我想”。
4.“我的人文关怀就是在底层形成的”
“我的人生注定与新闻两字不可分割。”回忆起自己的往昔经历，虽说坎坷异常，但在童兵看来却都是人生的财富，“我的人文关怀都是在多年的艰苦底层经历中形成的，不仅如此，就是我写作的文风也是在基层工作时形成的，至今依旧保持着”。1963年由上海中学入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1968年毕业后他先是去了内蒙古某骑兵部队养军马。从江南水乡到塞外草原，恶劣艰苦的环境中，一天的体力劳动下来，这个瘦弱的知识青年却又开始在自制的油灯下苦读到深夜，周而复始，一年下来，他成为全师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标兵。隔年，他又成为锦州铁路局郑家屯铁路分局的一名养路工。一身破棉衣，腰间扎一根铁丝；一把镐头几十斤，一天要举1200多次；一锅黄豆加咸菜吃一周。之后，随着童兵的名字经常出现在报纸上，他被调到《锦铁消息报》，当了一名记者。
“在基层当记者，听到的是群众鲜活的语言；给通讯员上课，备课时考虑的是如何让这些基层写作者听得明白。所以从那时候起，我就养成了平实质朴的写作、讲话风格，至今我还是喜欢这样的风格。”而底层的艰苦生活给童兵带来的一辈子财富是深入血液的“底层关怀”。“以人民为中心，我打心眼里拥护中央的这个决定，我从事新闻工作这么多年，一直认为我们的新闻为人民服务得少了，而不是多了。”即便是离开了新闻一线工作，出差去开会、讲课，每到一地，他最爱逛的是两个地方，一是菜市场，二是百货商场，既不为买菜也不为购物，他就是想看看当地百姓的生活水平与精神状态，读报最关心两个指数，一是基尼系数，二是恩格尔系数，因为这两个数据跟贫富差距、百姓生活水平密切相关。
十年《锦铁消息报》的锻炼，让他至今心怀感激:“有了这十年的记者经历，让我在后来的教学生涯中，时时有一个‘准记者’的形象存在心底，那些心怀记者梦的同学坐到我课堂里，我可以用这个‘准记者’的形象去对照，让他更快地明白要成为一名记者，该如何读书、如何待人、如何写作；而我自己写文章，也时时以‘准记者’要求自己，落笔时就想着文章的‘读者’感受。”
生活的艰苦在童兵的回忆中却成了经历的一种，每月三两豆油、半斤猪肉、30斤粗粮，这些都不算什么，只要沿着铁路一线采访过去，一路上那些“情深意长”的通讯员们肯定会拿出米面、馒头好好地犒劳一下“童记者”。这种记者与通讯员之间的深厚情谊，开门办报、群众办报的力量，他至今还觉得是一大财富。但令他难以忍受的却是当时“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办报路子，没有创新、只有重复，他决定离开这种浪费生命的环境，复习考研。1978考研的那年，他和妻子及刚一岁的孩子挤在一间七平方米的小屋里，每天晚饭后，妻子只能抱着孩子出去串门，留两个小时给他备考。买不到什么参考书，只能凭本科时的课堂笔记，但即便如此，他还是在当年300多名考生中以第一的成绩，回到了阔别10年的校园，入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起初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师从甘惜分老师，从硕士到博士，从此走上了学术研究的道路。
童兵的苦读在人大已然成为一种“传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资料室的许多书童兵都翻阅过。不仅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通读一遍，甚至是马克思夫人、女儿、女婿的传记也全读过；每天带两个火烧去首都图书馆，连续半年不到闭馆不出来……而这样的苦读，也让童兵能够交出一份硕果累累的成绩单:1986年至1990年童兵迎来了著作高产期:出了11本书，发表了数百篇新闻理论文章，总计近300万字。他的代表作之一:30万字的博士毕业论文《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史稿》就是在这几年写就的。
“现在很多学生在课堂上，不记笔记，觉得重要的就举起手机拍个照，我觉得这种学习方法不可取。要想学有所长，硬功夫还应下得早、下得深。”童兵觉得自己多年来之所以能够一直保持着旺盛而活跃的学术探索，工夫都是在年轻时下的。“我在复旦本科时上林帆老师的新闻业务课，把林老师的课堂笔记全部用针线装订成册，后来在《锦铁消息报》做业务、上培训课，甚至后来考研，这本课堂笔记作用很大；30多年来我一直在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研究上不断往前走，如果没有通读原著打下的基础，哪来的底气说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学术没有捷径，唯有下苦工夫。”
5.“我觉得很幸福，真的是桃李芬芳”
“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明代大思想家李贽认为“童心”当做为文与为人的最高境界，童心即是真心，保持一颗毫无造作、绝对真诚的本心，才能具备完整的人格，写出“天下至文”。虽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有基本不同，但保持“童心”，摒弃虚假，却是文学创作与做研究的共通之道。
不带任何框架与功利，以“童心”读书，多读经典，是童兵做学问一以贯之的原则。“我在人大读书时，下了死工夫读经典。50卷的马恩全集不但通读完，还做了几十万字的笔记，那时条件艰苦，工具简单，一支笔、一个本子，读经典写读书笔记，但这就是把学问做扎实的方法。”他回忆自己的治学之路，正是熟悉经典给自己带来一生的收获，不管是当代马克思研究还是西方马克思研究，所有一切都离不开对经典原作的阐述与理解，没有通读过经典马恩，又有何底气进行阐述与发展?
童心治学，也就意味着摒弃功利心，专心一意唯学问是瞻。当年，童兵是在导师甘惜分教授的指导下开始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新闻思想的，“甘老对于革命导师是出于朴素的感情，但我没想一头扎下去后，自己的收获会这么大。”马克思并没有成系统的新闻学著作，只能到浩如烟海的马克思著作中去寻觅有关论述。童兵是靠到旧书店淘，去甘老师家蹭书，去中央编译局读内部书(包括尚未出版的全集手稿)，才得以通读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一开始接触马克思恩格斯著作，让我景仰，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却是精神与理念层面的认同，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新闻思想研究是我一辈子积累最丰厚的一笔财富。这笔财富是我不带任何功利只以求真理之心而求得的”。
而这样的“童心”治学态度，也给他带来了丰厚的回报。2001年调入复旦大学至今，十余年间，在繁忙的教学之余，他出版专著及教材十余本，承担国家社科重大课题、教育部重大课题等十余项，在新闻传播学术刊物和高校学报上发表学术论文137篇，绝大部分发表在核心期刊上，获奖无数。
而以“童心”做学问，自是对一切均抱着兴趣与好奇，不囿于学科所限，不囿于已有研究成果，善于多学科借鉴，站在理论的前沿上。童兵将这样的治学之道也传授给了自己的学生。
暨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林爱珺曾是童兵的博士生，她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与童老师共同署名的文章——《中国传媒产业化的法律前提——重塑传媒市场主体》的写作与发表过程。一天，童老师拿着一份“传媒经济国际研讨会”的信函对她说:“你应该拓展一下自己的研究空间，传媒产业是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其中涉及的法律问题很多，找一个切入点来写。有什么想法随时找我面谈。”
在这个全新的领域，林反复阅读、消化、调研，选题得到童老师认可后，又一遍遍在他的指导下修改大纲，不断地缩小研究的范围，深化研究层次。为了这篇论文，她已记不清多少次跑到童老师家里、办公室，记不清多少次围追堵截童老师的课堂和会议……论文写好后，童老师坚持要她把名字署在自己的前面，跟他一起参加研讨会，会后又坚持要她独立署名投稿《复旦学报》。
童心治学的态度，不仅贯穿童兵自己的学术生涯，也深刻影响了他所带的团队。在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精品课程团队内，组合了“60后”、“70后”、“80后”的不同年龄段、不同学术方向的教师，如何保持每个人的学术兴趣与个性，但又能形成团队的凝聚力与风格，作为团队的领头人童兵想到的还是“童心治学”，每个人摒弃功利心，以童心待人、以童心待学生、以童心待经典，让经典不断时代化、大众化、中国化，从而把一门令人生畏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课，上成了全国的精品课程，成为复旦全校人气最旺的平台选修课，让100多年的理论经典与当下的“90后”产生共鸣，“每个年轻人身上都有优点，平等待人，更要懂得扬长避短，让每一个团队成员既能产生认同感，又能保持独立性。师生关系如此，同事关系也是如此”。正是这样的童心待人，所有与童兵交往过的人，都能产生类似的亲切感与信任感。而这一份童心，回报他的则是满满的幸福感与成就感，“我觉得自己很幸福，真的是桃李芬芳，再忙，我也从不觉得辛苦”。
打开新闻学院网站，童兵的头衔一连串:复旦大学特聘资深教授，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主任，新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复旦大学志德书院院长。这些头衔或是对他学术成就的肯定，或是对他领导能力的肯定，或是对他研究成果的肯定，但无论哪一个头衔，无不与他“从来没有浪费过一天的时间”的人生态度相关，这忙碌的人生，在常人看来是辛劳，而在童兵看来却是幸福!
(撰稿人 徐玲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