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9 罗以澄与武汉大学新闻传播教育
罗以澄，1944年出生，祖籍福建省福州市。1961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系，1966年毕业后长期在报社、电台从事记者编辑工作。1984年调入武汉大学新闻学院，先后担任副系主任、系主任、副院长、院长。兼任第五届、第六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新闻传播学科组成员，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全国新闻教育研究会副会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特邀理事。
刘建明:罗老师，我们武大新闻与传播学院从1983年创办以来，已经走过了30多个年头。在这30多年里，我们取得的成就应该说是有目共睹的，得到了学界和业界的普遍认同。您作为我们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创始人之一，我们的元老之一，您亲历和目睹了这样一个变化。您能给我们讲一讲30多年来我们学院发生了怎样一个变化吗?
罗以澄:我是1984年年初到武大新闻系任教的，至今在这里工作了整整32年。作为武大新闻传播教育与学科建设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我感到十分自豪。我们武大新闻传播教育与学科建设的发展历程，大体可以分为这样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创办时期(1983—1986)，也就是我刚来武大任教的头几年。说老实话，那个时期是非常艰苦的，可以说是白手起家，一穷二白。记得我刚来时，武大新闻系给我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什么都缺。一是缺师资，缺少教师，尤其是缺少专业教师。当时整个系里的教师只有十几位，而且都是从中文、历史、外语等人文社科类的系调来的。这些老师都有着较丰富的高校教学经验，但大多非新闻专业科班出身，也缺乏新闻实践经历。搞新闻传播教育，对这些老师来说，可谓仓促上阵。为此，1984年招收第一届本科生和专科生时，时任系党总支书记兼副系主任的吴高福老师曾感慨地对学生说:“你们这一届学生是我们的试验品。”这一状况，直到1984年下半年后才开始有所改观。当年先后从复旦大学新闻系和本校其他学科选留了几位优秀毕业生，也从新闻媒体选调了几位专业人士，这样师资队伍才充实到了二十几位。二是缺钱，缺少办学经费。记得1984年我(当时担任副系主任、主管教学)和胡武老师等人去湖北日报社、长江日报社、湖北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联系学生实习时，都舍不得也花不起乘坐几毛钱的公共汽车，来回几十里路，都是骑自行车。还记得，当年我和系党总支副书记汪华去北京、安徽、湖南等地看望、了解学生实习情况时，也是为了省点钱，都不敢坐卧铺，而是坐着火车硬座到处奔波。那几年，我们去为学生联系实习，出于礼节需要，给实习单位指导教师带的礼品，也都是我们自己掏的腰包，因为系里没有这笔开支啊。三是缺硬件，缺少教学设备和场所。新闻学作为一门应用性学科，其教学自然离不开照相机、摄像机、录音机等教学设备和相应的实验场所。记得当时我们一届本科生有四五十人，每年还招了干修生五六十人，但系里的照相机就只有几部，每次上摄影课，几十个学生轮流排着队等着用照相机。至于实验场所更是谈不上，当时新闻系20多个教职员工只有四五间办公室和男女两个厕所。为了给学生有个冲洗胶卷的地方，系党政联席会不得已决定，把女厕所改造成暗房。这就是我们系当时唯一的教学实验场所。总之，一缺人，二缺钱，三缺教学设备和实验场所，武大新闻传播教育便是在这样状况下起步的。
第二阶段是夯实基础时期(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后期)。在这个时期里，武大新闻教育先后经历过数次组织体制的变迁(1995年由新闻系更名为新闻学院，1999年新闻学院与图书情报学院合并又更名为大众传播与信息管理学院)和领导班子的变更(1990—1992年樊凡出任系主任，1992—1997年吴高福出任院长，1997—1998年张昆出任院长，1998—1999年我出任大众传播与信息管理学院新闻系主任，张昆时任该院副院长)。尽管如此，在几任院系领导班子的带领下，全体师生共同努力想方设法为武大新闻教育和学科建设的发展打好基础。总体上说，主要做了这样几件事:一是配齐师资队伍。从80年代中期开始，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先后从新闻媒体、兄弟院校和社科院等单位引进了何微、桑义嶙、赵贯东、单承芳、周永固等一批既有较高学术造诣又有丰富新闻实践经验的老师。这样，使我们的教师队伍一下子就从20多人增加到了40多人。这些老师的引进，既充实了我们的师资力量，又增强了我们的办学实力，尤其是何微老师，他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就从事党的新闻工作，解放后又先后担任过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山西总分社社长、陕西日报社社长、陕西省社科院院长、西北政法学院院长等职，在新闻业界和学界都享有很高的声誉和威望，他的引进，大大提升了武大新闻传播教育与学科建设的声望和影响力。二是健全专业设置。创办之初，我们只有一个新闻学专业。1986年我们增办了广播电视专业(1985年获批，1986年开始招生)。1993年，我们又办了广告学专业。按照传统新闻传播学科而言，我们的专业设置相对比较齐全。三是千方百计争取办学经费、添置办学设备和实验场所。90年代时，我们不仅办学经费较过去有了较大幅度增加，而且还先后建立起来了广播实验室、电视实验室、摄影实验室，各种教学实验设备也基本上配备齐全了。与此同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这个时期，我们还探索和提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适应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的办学理念——“注重基础，强化实践，面向未来，面向世界”。这四句话是时任系领导的吴高福老师归纳的，是很有道理的，是符合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规律的。
第三阶段就是发展时期(20世纪末至今)。这个时期我们做的工作最主要就是抓学科建设，把抓学科建设作为办好新闻传播教育的龙头，以此来提升我们的办学水平和综合实力。2000年，武汉大学与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武汉水利水电大学、湖北医科大学四校合并，成立了新的武汉大学，并组建了新闻与传播学院，由我出任院长、主持工作。这之后，我们主要围绕学科建设抓了三件事情:一是狠抓特色。这就是在办学定位、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等学科建设的各个方面，我们既注意向人大、复旦、中传大等兄弟院校学习，又十分注意千方百计挖掘、寻找、张扬我们自身的特色，以此与兄弟院校实施错位竞争。应该说，我们武大新闻传播教育和学科建设的创办历史不长，加之地处中原，基础条件和资源，与这些老牌新闻院校以及地处沿海地区的兄弟院校相比较，毫无优势可言。因此，如果按照新闻传播教育与学科建设的传统习惯和做法，去确定办学定位和学术研究的方向，那么我们的新闻传播教育与学科建设只能望兄弟院校的“项背”，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地前进。为此，我们必须确定自身的办学定位和学术研究方向，从在自身特色和优势上做文章。比如，在办学定位(人才培养)上，我们背靠综合型的“985”高校优势，主打高端新闻传播人才市场，我们要求培养的学生不仅要精通专业业务，而且要懂管理，有较强的组织领导才能，将来能担当新闻传播业界精英和领袖。再比如，在学术研究方向上，传播学研究，我们重点搞跨文化传播；新闻学研究，重点搞新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研究，搞媒介生态和媒介发展的研究；广告学研究方面，我们重点抓了广告策划和创意的研究。我们就是这样抓住自身的特色，组织学术团队，凝聚学术方向。二是抓队伍建设。在队伍建设上，我们主要是抓两手，一手是面向海内外网罗人才。前面我说过，我们武大地处中原，又非发达地区，在今天市场经济环境下，再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广揽人才，实在是困难重重。但我们有一个想法，就是天下英才不为我所有，但是可以想办法为我所用。我们要尽力争取得到海内外最优秀的学者和业界精英的支持与帮助，让他们与我们一道为武大新闻传播教育与学科建设作贡献。这些年来，童兵、李良荣、郑保卫、陈力丹、胡正荣、喻国明、黄旦、戴元光、黄升民、郑贞铭、李金铨、祝建华、洪俊浩、杨志宏等一批海内外著名学者，以及徐光春(时任广电部部长)、王晨(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冯并(时任经济日报社总编辑)、杨伟光(时任中央电视台台长)、刘长乐(凤凰传媒集团总裁)等业界领袖，都曾应邀来我院担任兼职(客座)教授、博导，或者担任研究基地的学术委员，或者来我院讲学。另一手就是强化本院教师的职业素养。对本院教师，我们一方面十分注重师德教育，尤其是对中青年教师的师德教育，以增强他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比如，这些年，我们搞了个“双一计划”，即35岁以下的青年教师一定要有一年的时间，到国外的重点大学做高级访问，还要有一年的时间到主流媒体去挂职从事新闻传播实践工作，并把这作为青年教师晋职、晋级的硬性要求。其目的不仅是为了扩大他们的视野，提升他们的教学水平和学术能力，更是为了让他们熟知世情、国情、社情，增强他们从事新闻传播教育与学术研究的责任心。三是抓学院的影响力和美誉度，用市场化的说法就是注重学院的品牌建设。抓影响力，我们主要是打国际牌，强化国际交流，扩大我们院在国际新闻传播教育界和学术界的知名度。从2000年开始，我们先后和法国、美国、英国、德国、日本、韩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以及中国香港、台湾等地区的几十所国际上著名的新闻传播教学机构和科研机构开展了“制度化”的合作交流。比如，2002年我们院与法国波尔多三大传播学院联合发起组织了“跨文化传播国际学术论坛”，规定每三年分别在中国和法国举行一次大规模、高层次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从此形成了一个“大型的制度化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每年在中国召开大会时，世界各地至少有四十位著名学者参会)。在抓美誉度方面，我们一方面注重打教师牌，积极鼓励、支持教师参加国际国内高规格的学术会议，在国际国内著名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争取国际国内重要的科研课题，以扩大他们的知名度；另一个方面注重打学生牌，为业界与兄弟院校输送高质量的人才。这些年来，通过抓学科建设，我们尝到了不少甜头:90年代末我们便拿到了新闻学科博士点；新世纪以来，我们不仅从拥有二级学科博士点“跳到”拥有一级学科博士点，而且还与人大、复旦、中传大一道，拿到了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与此同时，还拿到了新闻传播学科第一家国家级的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这些都是我们院全体师生齐心协力抓学科建设取得的一些成就。
刘建明:罗老师，在我看来，我们学院在您担任院长期间取得了快速发展，也是与我们院的教育理念息息相关。我记得，您出任新组建的武大新闻与传播学院首任院长时，便在全院教职工大会上提出，“我们的办学宗旨是要培养有思想、有责任感的新闻传播人才”。您能讲一讲这一教育理念是怎么来的吗?它的深刻含义是什么?
罗以澄:好的，我认为新闻传播教育的存在价值，就在于它合乎人类社会实践理性的需要。这就是说，新闻传播教育不仅要考虑到如何去适应新闻传媒业发展的需要，而且要考虑到如何去适应整个人类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发展的需要，如何去维护和发扬新闻传播教育本身所应具有的人文品质。这一抽象的道理蕴含了我们办学实践因循的方向和路径，这就是要承续现代大学精神，以培养通识博学、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创造精神、全面发展的复合型人才为目的。作为新闻院校担负着为新闻媒体输送合格人才的重任。在当今信息爆炸、思想多元的时代里，一个新闻人如果只会做单纯的信息采集者、告知者，是远远不够的；真正合格的新闻人，不仅要做时代风云的记录者、人类历史的见证者，还要做社会前行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做人类精神灵魂的铸造者。这就是我提出的培养“有思想、有责任感的新闻传播人”的要义所在。
刘建明:刚刚您提到，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媒介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您觉得我们现在的新闻传播教育存在什么问题，您有什么看法和建议?
罗以澄:实事求是地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新闻传播教育有了快速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与此同时，也存在或者面临着不少问题。当然，各个高校当前遇到的困境和问题不完全一样，但从总体上看，问题主要出在这样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由外部环境变化造成的问题。随着媒介市场化的推进，加之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的迅猛发展，迫使媒体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既不断地推向“小众化”、“分众化”，实施“精准传播”，又不断融入新媒体，实施全媒体转型。这样，今天的媒体所急需的人才必定是全媒型和专家型的，而传统新闻传播教育培养的“万金油”式的“大路货”新闻传播人才自然不吃香了。这就是近几年新闻院校毕业生进媒体工作的人数不断下降的一大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就是我们新闻传播教育本身的问题。具体说，有这样几个主要问题:一是开办新闻传播教育的学校太多了，且同质化现象严重。目前，全国设置新闻传播类专业的高校近千所，在校学生20多万人，这在全世界都是位居前列的。更为严重的是，这么多新闻传播院校的办学定位、人才培养方案、课程设置，乃至教学大纲大同小异。这种同质化的现象不仅表现在办学上，在科研上也是如此，大家一窝蜂地做着相似的课题，发表着相似的论文。二是不少新闻传播院校的教学内容陈旧，教学手法呆板。有学生反映，如今早已进入了新媒体时代，但有老师在课堂上讲的仍然是20世纪传统媒体一统天下时的事，使用的也是十多年前乃至几十年前出版的教材，而且讲课方式是满堂灌，也不问学生听不听。三是一些新闻传播院系和教师的功利心太强。大学的职责和使命应该是两句话:第一做学问，追求真理，追求人类普遍的学问和价值；第二个就是甘做人梯，为培养学生尽心尽责。这两个东西都要求新闻传播教育工作者务必要去功利，要有献身精神。但是，我们眼下的情况却恰恰相反，作为新闻传播教育的组织，院系、专业考虑更多的是同学科中的排名位次，以及上级领导的评价；作为新闻传播教育工作者，老师考虑更多的是如何争取到更多的科研经费、发表更多数量的论文，以早日晋职晋级。四是学科自信的迷失。首先，这表现在一些新闻传播教育工作者缺失文化自觉，思想禁锢太多，不敢越雷池一步，以致在教学上墨守成规，科研上也毫无新意。其次，这更表现在教育制度安排中对现代迷信的推崇。比如，“迷信”传统规制，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与学科建设，同其他人文社科学科一样，长期奉行的是“政治本位”、“行政长官本位”等传统规制，人才培养方案、教学计划、课程设置等都是有政府(教育管理部门)指导制定的；尤其是政治、外语等公共课程的设置，更是实施强制性规定。在学术研究上，纵向课题的设立、学术成果的优良判定，乃至科研经费的使用等也都是由政府和上级领导决定与监控，学者、教师没有自主权，更没有主导的话语权。再比如，“迷信”洋人，一些高校把新闻传播教育与学科建设的国际化，囿于洋人的参与和认可，而不管洋人真正的教学水平与科研实力，不管国际化的实际效用。引进人才，要看是否喝过“洋墨水”，只要是国外尤其是西方培养的“洋博士”就是优质人才，就要千方百计高薪引进；发表论文，要看是否在国外发表，只要在国外，尤其是西方发表的就是高水平论文。凡此种种，都是我们学科自信缺失的表现。
因此，新闻传播教育与学科建设发展，一方面有赖于我们新闻传播教育界同行自身的努力，要牢记自己的职责与使命，努力提升自己的职业素养；要顺应当今时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勇于特立独行，不断探索创新，为社会培养出真正合格的新闻传播人才，也为社会奉献出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也有赖于新闻传播教育与学科建设制度安排上的改革与创新，要尊重新闻传播教育与学科建设的内在规律，尊重高校新闻院校及其教师、学者的自主权，尽力为他们营造一个宽松的、富有活力的教学与科研环境。只有这样，我坚信中国新闻传播教育与学科建设一定会前程似锦、更加辉煌。
刘建明:好的罗老师，谢谢您。
(口述:罗以澄 访问:刘建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