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司马
新城王大司马霁宇，镇北边时，常使匠人铸一大杆刀，阔盈尺，重百钧。每按边，辄使四人扛之。卤簿所止，则置地上，故令北人捉之，力撼不可少动。司马阴以桐木依样为刀，宽狭大小无异，贴以银箔，时于马上舞动。诸部落望见，无不震悚。又于边外埋苇箔为界，横斜十余里，状若藩篱，扬言曰：“此吾长城也。”北兵至，悉拔而火之。司马又置之。既而三火，乃以炮石伏机其下，北兵焚箔，药石尽发，死伤甚众。既遁去，司马设箔如前，北兵遥望皆却走，以故帖服若神。后司马既老乞骸归。塞上复警，召再起；时司马八十有三，力疾陛辞。上慰之曰：“但烦卿卧治耳。”于是司马复至边。每止处，辄卧幛中。北人闻司马至，皆不信，因假议和，将验真伪。启帘，见司马坦卧，皆望榻伏拜，挢舌而退。
阮亭曰：“今抚顺东北，哈达城东，插柳以界蒙古，南至朝鲜，西至山海，长亘千里，名‘柳条边’，私越者置重典，著为令。”
本短章反映的是边疆发生的故事，非常有趣、容易理解，又极会使读者产生误判。故事写明朝末年大司马王霁宇，挥舞桐木银箔制作的“假大刀”，震慑北人；又写他以炮石炸药埋在以芦苇作边界的绵延十几里的地下，诱使北人上当受骗，以至杀伤甚重；最后写他病逝前二年，还被崇祯帝请到前线，特准“躺”在中军帐里指挥作战，使北兵闻风丧胆。若说故事全属虚构也不尽然，因为主人公有着确切的原型——他就是王象乾（1546—1630），字子廓，号霁宇，山东桓台新城人。明隆庆四年（1570）亚元举人，连科进士，官佥都御史。后官至兵部尚书，以年老乞休。崇祯三年（1630）五月卒，享年八十五岁，赠太子太师，自择墓地埋葬于淄川王母山。至于文尾的“阮亭曰”，因为一则王阮亭是王象乾的后裔，王氏家谱有载；再则王阮亭又是当朝刑部尚书。血统与国祚这双层特殊关系，遂使王阮亭写下这段“证明”性质的评语。
此人生前最大的功绩，有矗立于新城镇“四世宫保”牌坊可作见证。该坊造型别致、独具风格、古雅秀丽，是专为表彰王象乾“总督蓟辽”，“威名著九边”，“行边视师”保卫明王朝，经万历皇帝特旨敕造的。当时王象乾已经七十一岁高龄，帝御赐追封三代，包括其曾祖父王麟、祖父王重光、父亲王之垣，皆诰封为“光禄大夫柱国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因此该坊称为“四世宫保”。如今该坊已成为山东新城唯一一座保存完好，也是国内仅存的一座砖坊。该坊集建筑、雕刻、书法等艺术于一体，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有鉴于此，不少评论认为《王司马》体现的是王象乾的机敏、睿智和英风浩气，是一种爱国主义精神。还有的说，挥舞木制大刀、设置芦苇边界、躺着巡视前线，靠的是赫赫威名。这一切说明王象乾善于运用谋略，使其成为冷兵器时代克敌制胜的法宝。同时，也有更为冷静而现实的分析：“其主要人物的行为透露了其处境的尴尬，暗示出将领的无奈来自朝廷的昏庸和法令无常，体现了蒲公对明朝灭亡的深沉思考。”[1]这一观点，比较靠谱，因为主人公的这些守边举措，并没给明朝带来长治久安，明朝很快就被清朝取而代之。这说明两国交界的边疆是敏感地段，作战靠的是实力，而不是虚张声势。
若换个角度考量：“北人”会憨直呆傻得那么“可爱”吗？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曾指出，羌戎一些西北游牧民族，颇畏服中原汉族的老将。唐人薛胜《拔河赋》的叙述更胜一筹：唐明皇陪同域外使节观看拔河比赛，看台上匈奴使者看中原勇武之士，个个豪强，禁不住被宏大场面和气势吓得“落箸”！[2]匈奴会用“箸”吗？该赋为衬托盛唐气象，不惜将胡人观众描绘成“掉筷子”的呆子！这也难怪，因为作者的创作目的，就是要对外炫耀。所以开篇就明确：“名拔河于内，实耀武于外。”
顺势再回味大司马三个互有关联的故事，不得不赞叹蒲公于本文所作的这些戏剧性的描写，真令人哭笑不得！其一，总体看王大司马守边，靠的不是真功，而是虚张声势（麻秆打狼——两头害怕）。其二，三个故事体现了王大司马行的是“抚”政，并非武力镇压。其三，《明史·孙承宗传》对王象乾有评曰：“象乾在蓟门久，习知西部种类情性，西部亦爱戴之，然实无他才，惟啖以财物相羁糜，冀得以老解职而已。”[3]“羁糜”引申为笼络控制，就是“哄着来”。其四，《明史·王象乾传》又载：王象乾暇经常招呼大小诸部酋长，犒以牛酒与马，并以射箭为戏，哄得诸部酋长都高兴的说：“那颜爱我。”“那颜”者，犹“大人”也。总之，王象乾的政治、军事策略，在当时是行之有效的，均受到朝廷倚重也是事实，这正是崇祯帝迫切起用八十三岁高龄的王象乾的原因。
一般来说，蒲公于《聊斋》中抒发民族意识时，多以曲笔表达对清朝各种政策的不满；可是《王司马》一篇却要一本正经地故意大事小说、正事戏说，无非是要透露出对于明季御边将领的讽刺，而促使产生“那颜爱我”效应的则正是皇帝老儿的无能、无助与无奈！这一点也是蒲公不得不语塞而留给读者去发挥的了。
【注释】
[1]王立：《中国人对外邦的态度与豪侠文化——〈聊斋·王司马〉的主题学解读》，《南开学报》2010年第1期。
[2]张鲁雅：《惊心动魄的“拔河赛”》，《文史知识》1993年第8期。
[3]《二十五史·明史·列传第一百三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第84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