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戏

长安市上有卖鼠戏者，背负一囊，中蓄小鼠十余头。每于稠人中，出小木架置肩上，俨如戏楼状。乃拍鼓板，唱古杂剧。歌声甫动，则有鼠自囊中出，蒙假面，被小装服，自背登楼，人立而舞。男女悲欢，悉合剧中关目。

这两篇文章为什么最好要连读？因为内容相近，都是叙述艺人驯化动物作戏谋生的故事。《蛙曲》是艺人敲击十二只青蛙头顶，作“打击乐器”（云锣）使用，青蛙被敲打，发出“呱呱”的唱腔，宛如戏剧舞台人物的演唱一般。

《鼠戏》则比《蛙曲》更奇，先写艺人背着个口袋，内装十几只小鼠；又写艺人肩上扛着小木架，宛如小戏楼。小鼠分别戴着男女假面，穿着不同的戏装，扮成各样角色，如同某出剧目情节一样，故名《鼠戏》。咸丰年间的满族人富察敦崇，在《燕京岁时记》中写有《要耗子耍猴儿耍苟利子跑旱船》一文，此文也画出了一幅清代北京民间艺人的精湛技艺表演图。现摘录如下：

京师谓鼠为耗子，耍耗子者，水箱之上，缚以横木架，将小鼠调熟有汲水钻圈之技。均已锣声为起止。耍猴儿者，木箱之内藏有羽帽乌纱，猴手自启箱，戴而坐之，俨如官之排衙。猴人口唱俚歌，抑扬可听，古称沐猴而冠，殆指此也。……^[1]

反观古籍中对青蛙、小鼠作戏，一概称之为微型马戏，俗称“教虫戏”。元代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二《禽戏》中有载：

余在杭州日，尝见一弄百禽者，蓄龟七枚，大小凡七等，置龟几上，击鼓以使之，则第一等大者先至几心伏定，第二等者从而登其背，直至第七等小者登第六等之背，乃竖身直伸其尾向上，宛如小塔状，谓之乌龟叠塔。又见蓄蛤䗫九枚，先置一小墩于席中，其最大者乃踞坐之，余八小者左右对列，大者作一声，众亦作一声，大者作数声，众亦作数声，既而小者一一至大者前点首作声，如作礼状而退，谓之蛤䗫说法。至松江，见一全真道士，寓太古庵。一日，取二鳅鱼，一黄色，一黑色，大小相侔者，用药涂利刃，各断其腰，互换接续，首尾异色，投放水内，浮游如故。郡人卫立中，以盆池养之，经半月方死。叠塔、说法，固教习之功。但其质性蠢蠢，非它禽鸟可比，诚难矣哉！若夫断而复续，死而复生，药欤，法欤？是未可知也。但剧戏中似此者，果亦罕见。^[2]

上述三则见闻，曾被现当代多家报刊和专著征引，足可证明驯化这些低等动物之真实、可信。

明朝王兆云《湖海搜奇》还有“鼠衔药”的记载（从略）；明代谢肇淛《五杂俎》中也感叹：最近有耍鼠戏的，老鼠特别调皮，很难驯化不知是怎么驯化的。看来“教虫戏”有的复杂有的简单；诸如“鼠衔药”以及《辍耕录》的二鳅鱼“断而复续，死而复生”，都曾令古人惊诧，但苏轼则深信不疑，遂在《黠鼠赋》（从略）中做了解释：鼠比人聪明，无论怎么驯化，都有可能实现。

《聊斋》这两则记叙文，断难称为小说，只能算见闻录；不过其丰富多彩、生动形象的民间游艺画面，为读者展示了清初社会民俗文化的一角，也证明蒲松龄的笔触所及，已经远远超出了“为鬼狐立传”的范围。

【注释】

[1]顾之京、谢景林主编《历代百字美文萃珍》，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第32页。

[2]朱一玄编《聊斋志异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第1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