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方

明季，济郡以北数州县，邪疫大作，比户皆然。齐东有农民韩方，性至孝。其父母皆病，因具楮帛，哭祷于孤石大夫之庙。归途零涕。遇一人衣冠清洁，问：“何悲也？”韩具以告。其人曰：“孤石之神，即亦不在于此，祷之何益？仆有小术，可以一试。”韩喜，便诘姓字。其人曰：“我不求报，何必通乡贯乎？”韩殷殷请临其家。其人又言：“无须。但归，以黄纸置床上，厉声言：‘我明日赴都，告诸岳帝！’病当已。”韩恐不验，坚求移趾。其人曰：“实告子：我非人也。巡环使者以我诚笃，俾为南县土地。感君孝，指授此术。目前岳帝举枉死之鬼，其有功人民，或正直不作邪祟者，以城隍、土地用。今日殃人者，皆郡城中北兵所杀之鬼，急欲赴都自投，故沿途索赂，以谋口食耳。言告岳帝，则彼必惧，故当已。”韩悚然起敬，伏叩道侧。既起，则人已渺。惊叹而归。遵其教，父母皆愈。以传邻村，无不验者。

异史氏曰：“沿途祟人而往，以求不作邪祟之用，此与策马应‘不求闻达之科’者何殊哉！天下事大率类此。犹忆甲戌、乙亥之间，当事者使民捐谷，疏告九重，谓民乐输。于是各州县如数取盈，甚费敲扑。是时，郡北七邑皆被水，岁大祲，催办尤难。吾乡唐太史偶至利津，见系逮十余人，即道中问其何事，答云：‘官捉吾等赴城，比追乐输耳。’农民亦不知‘乐输’二字作何解，遂以为徭役敲比之名，亦可叹而亦可笑也！”

《韩方》这篇小说，是由貌似违拗的正文和“异史氏曰”两部分组成。正文又有明线、暗线交叉推进。明着写阳间人物韩方，为使父母的瘟疫病尽快痊愈去孤石大夫庙祈祷，回家途中遇到隐秘身份的“南乡土地神”，此“神”发现韩如此孝顺，好心告诉韩一个特效秘方。韩到家后遵嘱，果然吓跑了疫鬼，父母立刻康健如初。韩方再把秘方向邻村传扬，屡试不爽，从此瘟疫彻底解除了。接下来的暗线，作者一语道破：“殃人者，皆郡城中北兵所杀之鬼。”原来是畿内及山东一带死了太多汉人，清理尸体不及时，导致“邪疫大作，比户皆然”。作者如此荒唐处理，是想寓庄于谐，但更重要的是借以“淡化”其政治意味。

接着再来看“异史氏曰”，作者马上又把矛头指向了那些跑官要官者。这里表面看是个类比写法，以枉死之鬼一路害民、扰民，却又冒充“有功人民”“不作邪祟者”类比策马应试者，暗示冥府与人间一样——跑官要官的都是一些言行不一的两面派！但实质上仍未脱离上文主线，不过是岔开个话题，免得过于明显暴露出真实意图。

另一个史实是，康熙三十三至三十四年（1694—1695）济南一带遭水灾，官员为保官位，讨好朝廷，大灾之年租税照收，还巧立名目为“民乐输”。百姓并不懂“乐输”的意思，傻乎乎只以为是个租税的“名称”；可是皇帝听了该多高兴，百姓本来就遭了水灾，还要“乐输”，真是“爱朕甚于爱己”！于是各州县“如数取盈，甚费敲扑”。正好唐太史［唐济武，最早肯定《聊斋志异》的同乡先辈，并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秋为之作序］偶至利津（今山东东营），见衙门里“系逮者十余人”，经盘问，对方答：“官捉吾等赴城，比追乐输耳！”原来老百姓“很不乐输”！所以作者感叹：“亦可叹亦可笑也！”

清朝《聊斋志异》点评家但明伦评曰：“何不惎之径告岳帝，使数州倒之邪疫皆祛，且免沿途索赂者之幸进而为城隍、土地乎？”^[1]这不失为高见，可惜蒲公不会采纳，因为那就毫无新意了。再说，“南县土地神”只不过是个最基层的小官，他敢出这主意吗？其实，把瘟疫流行归之于“枉死之鬼”，恰是避开“文网”的良策。作者一定是三思而后行的。

开篇谈过，正文与“异史氏曰”好像有些违拗。行文至此，方显作者本意全不在怎么治病，更不是非要揭露地方官的贪腐嘴脸，作者始终不忘的，是造成瘟疫流行的罪魁祸首——战乱。战后又不及时掩埋尸体，导致尸体腐烂，更使疫病大作！至于史实明载的水旱灾害，也不过是个“陪衬”，如此真假虚实都搅在一起，故意让读者摸不着头脑，这才能起到“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目的，明乎此，也许就算有所得了。

【注释】

[1]韩欣主编《名家评点聊斋志异》，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第11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