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侣篇

蒲松龄在长期的家庭生活、坐馆教书、参禅写作、送往迎来等日常生活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以“救世婆心”为旨归的佛学思想。论家庭生活，他的父亲和妻子都是诚笃的佛教信徒，如此贴身的熏陶与影响，可谓根深蒂固，连他自己都承认自己是由一个病瘠的和尚转世，根据是：“松悬弧时，先大人梦一病瘠瞿昙，偏袒入室，药膏如钱，圆粘乳际。寤而松生，果符墨志。”及至长大成人，明末清初全社会与家乡淄博地区寺庙林立的崇佛氛围，也不期然地使他感觉到阵阵仙风扑面，抑或一股股燃香缭绕耳际。这些都是他写作僧人题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源泉。据曾召玉先生在《谈〈聊斋志异〉中的僧人形象》中的统计：熔铸这些思想的小说有十篇，此外还有二十六篇不以“僧”命名，但故事情节也关涉到僧人的——二者总共约四十篇——这就犹如一条僧人模特T台，展示了一幅僧人进进出出的画卷，从而构成了《聊斋》又一道风景线。

这里选了八篇小说：《僧孽》《丐僧》《西僧》《番僧》《死僧》《紫花和尚》《灵官》《今世成》。这些故事对那些行为龌龊、道德败坏的僧人，以及与佛家精神相违背、对社会和百姓无益甚至是有害的所谓佛法，给予了无情的鞭挞和批判，从中可窥见蒲松龄对佛学的接受并不盲目，比较理性。诸如佛教主张的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内心自悟、不向外求、直指人心、见性成佛、顿悟成佛等都非常贴近士大夫的生活情趣，自然也影响着蒲松龄的思想和创作。学界一般认为：蒲松龄的主导思想虽然是儒家，而互补的两翼，则是佛家和道家。这可以从他的人生轨迹与创作实践中得到充分的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