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生

刘学师言：“济宁有狂生某，善饮；家无儋石，而得钱辄沽，殊不以厄穷为意。值新刺史莅任，善饮无对。闻生名，招与饮而悦之，时共谈宴。生恃其狎，凡有小讼求直者，辄受薄贿，为之缓颊；刺史每可其情。生习为常，刺史心厌之。一日早衙，持刺登堂。刺史览之微笑。生厉声曰：‘公如所请，可之；不如所请，否之。何笑也！闻之：士可杀不可辱。他固不能相报，岂一笑不能报耶！’言已，大笑，声震堂壁。刺史怒曰：‘何敢无礼！宁不闻灭门令尹耶！’生掉臂竟下，大声曰：‘生员无门之可灭！’刺史益怒，执之。访其家居，则并无田宅，惟携妻住城堞上。刺史闻而释之，但逐不令居城垣。朋友怜其狂，为买数尺地，购斗室焉。入而居之，叹曰：‘今而后，畏令尹矣！’”

异史氏曰：“士君子奉法守礼，不敢劫人于市，南面者奈我何哉！然仇之犹得而加者，徒以有门在耳；夫至无门可灭，则怒者更无以加之矣。噫嘻！此所谓‘贫贱骄人’者耶！独是君子虽贫，不轻干人，乃以口腹之累，喋喋公堂，亦品斯下矣。虽然，其狂不可及也。”

想让文中两个各不相干的人成为朋友，该怎么下笔？一定要找准双方的“兴奋点”，本文对此提供了极好的范例。某书生的“兴奋点”是喝酒，但他却穷得难得有点小钱买酒；另一位新上任的刺史的“兴奋点”是有权有钱，却苦于身边没个有酒量的酒友陪伴。于是二人以酒为媒，便应了那句“酒逢知己千杯少”——凑在了一起。这种友情多半不会牢不可破，因为论地位，彼此有天壤之别；论财富，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只能论一论酒，倒是唯一的志趣相投。这样的故事开头，堪称别开生面，为后续一系列矛盾的展开埋下伏笔。

二人成了好友，于是某生认识刺史的口风传遍四乡，那些打官司的人想走关系很不容易，可是找到某生，送些钱财，托个人情，倒也不难。某生也借机收受“薄贿”，腰包鼓了，酒瓶满了，于是不断在刺史面前替人说情；刺史开始也都应允照办，日久天长，刺史就嫌烦，也没好脸色了。有一天，某生又递上个条子，刺史还没说不行，只是“览之微笑”（冷笑吧？）某生便对刺史说：“能办就办，不能办就算。笑什么？听说过‘士可杀不可辱’吗？别的不能回报，你笑，我也笑，这回报还难吗？”说罢大笑，“声震堂壁”！这种敢于在公堂之上，厉声对官，以牙还牙，以笑报笑，真是令人震惊。不过，作者这寥寥数笔，却生动地刻画出一个人穷胆大、言行无忌而近于狂躁的书生形象，篇名为《狂生》可谓实至名归。

从狂生之狂，带出酷吏之酷，使故事得以无限伸展，成为本文又一特色。某生如此放肆，内心的驱动力是什么？读者可以从刺史的怒斥与威胁中得到答案。刺史问道：“为何无礼！难道你没听说过‘灭门令尹’吗？”某生这时边甩胳膊边反唇相讥道：“可惜我无门可灭！”——原来某生之狂，在于他一贫如洗。刺史越听越怒——下令拘押了某生。至此“友谊”破裂！

刺史经过一番调查，证实某生确实穷得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惟携妻住在城堞上”，此之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这一下，本“无以加”而发怒的刺史，该怎样才能“有以加”？只得释放了某生，但是不准其住城垣，实际等于不给他活路。至此，刺史以势压人，无所不用其极的严酷形象跃然纸上。

故事至此如果戛然而止，远不能启迪读者更深层的思考。出人预料的是某生的朋友，凑钱给他买了地，盖了房，他有家可居了，这可算作本文丰富意蕴的再次展示。此时只见某生如梦初醒，悲喜交加地说：“今而后，畏令尹矣！”这一彻悟般的话语，说明了什么，如果某生由“无门”变“有门”，照理应该高兴，何以便一反狂态而驯服起来？这其实是吃一堑长一智的结果。这“堑”就是“灭门令尹”的威慑力，这“智”就是“别往刀口上撞”。可见那“斗室”既是他的意外收获，也是使他不忘酷吏凶残的物证，并使他由此对刺史心生畏惧，不敢再狂了。所以，作者表面上是写狂生的变化，实质上是变相揭露了刺史的凶残。结末“异史氏曰”对某生做出了“贫贱骄人”的评价，既肯定他“狂不可及”，又批判他“品斯下矣”，感叹“士君子奉法守礼，不敢劫人于市，南面者奈我何”！这里熔铸了作者峭直狷介的情志，体现了作者傲视淫威的一贯作风。

文中人物命运、情态的翻覆变化，乍看似乎不可理喻，但在封建时代又司空见惯，说明人性的峭折婉曲，完全受金钱与权势的支配。若没有狂生的“狂”，则显不出刺史的“酷”；狂生越是“狂”，越显得刺史“酷”。这是作者创作意图的隐曲体现，也是贯穿这篇小说的一条主线。有鉴于此，这篇绝妙的讽刺作品，才会给人以独特的艺术享受。